在臺灣，器官協調員又被稱作“護理協調師”。 他們的工作是尋找潛在器官捐獻者，在確定器官來源之后，輔助器官捐獻和器官移植的工作。

即便在信息爆炸式傳播的今天，他們仍然是一種陌生且尷尬的存在。 有人認為他們輔助器官捐獻的數量是工作業績，器官協調員以此獲取更高的工作酬勞，罔顧瀕死患者和家屬的感受。

但是偏見卻只是器官協調工作中眾多困境之一。 器官捐獻的最佳來源是腦死亡的患者。 隨著醫學科技的發展，患者的心跳、呼吸、血壓等生命體征都可以通過一系列藥物和先進設備加以逆轉或長期維持。所以在外界設備的輔助下，腦死亡者依然有生命體征。 如果腦干發生結構性破壞，會直接導致呼吸功能停止，無論采取何種醫療手段都無法挽救患者生命，停止手法或機械呼吸后，必定在短時間內心跳終止。 這也就是醫學上所說的“腦死亡”。 如何在這種時刻勸說家屬進行器官捐贈，無疑是勸捐過程中的一大難題。

臺劇《生死接線員》真實向我們展現了的劇中主角——護理協調師們面臨的困境。 家屬不愿接受仍有呼吸的親屬已經瀕臨死亡，更不愿意親筆寫下“自愿放棄治療”，似乎簽下同意書的自己才是殺死患者的“劊子手”。

而協調員要做卻是宣告奇跡的幻滅，讓家屬接受患者的客觀情況，甚至還要在這種悲痛的時刻讓家屬放下芥蒂，接納器官捐獻的建議。 紀錄片《醫者——重生》把另一重蒼白的現實放在了觀眾面前： 崇高的意義和成就感之外，是器官捐獻極低的成功率。

王璐作為北京佑安醫院的器官協調員，要在器官功能具有活力的短時間內完成所有工作。 供體無法及時運輸；受體無法及時手術；器官加速衰竭；手續流程耗時過長…… 每一項意外都會增加器官廢棄的可能。

器官一旦廢棄等同于宣告所有的準備工作都是徒勞，然而接受這種打擊是協調員的工作日常。 《人間世——團圓》介紹了器官捐獻的“雙盲原則”，即：捐受雙方互不知曉對方信息。 這樣的原則規避了潛在的倫理問題。 但是在情感上，悲痛的捐贈方，卻不能直接分享到受贈方的重生希望，受贈方也無法直接向捐贈方表達感謝。

當捐獻完成，協調員依然在承擔橋梁的責任，關懷家屬，傳遞情感。

器官協調員“死去活來”的工作日程每天都在循環，他們身上永遠背負著我們無法想象的重壓。

一邊面對生命的逝去，一邊傳遞劫后重生的希望。 一邊對抗傳統的觀念，一邊負壓解釋死亡的真相。 一邊接受負面的質疑，一邊帶著積極向上的勇氣。 他們是和死神做交易的人，他們也是生命的擺渡人。

-END- 原創：藝小萌 首發于公眾號：會點兒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