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波蘭導演安杰依.瓦依達留給世界的最后一部作品，如果說每個人都有一個終其一生都在思考的命題，那么瓦依達的命題就是作為獨立的個體，究竟如何存活于民族國家的大敘事中。電影的開篇美得讓人屏息，一片綠油油的田野上，零星開著朵朵白花，幾個年輕人撐著畫板寫生，不一會兒，他們跟著老師一起抱著雙臂自由自在地從山坡上滾下來，嬉笑玩耍，與自然融為了一體。在這兒，年輕的姑娘漢娜第一次見到這個對她一生產生至深影響的男人，美術學校藝術史的講師Strzemiński ，他是赫赫有名的先鋒派畫家，倡導繪畫中的形式主義，也是余像理論的開創者。與大自然的無憂無慮形成強烈對比的，是Strzemiński的獨腿獨臂，雖然電影并沒有交代他身殘的原因，但是結合時代背景不難猜出來這是一戰在他身上留下的罪孽。而這片田野的視角構圖其實也是一道隱喻，似乎從一開始就預示了他的命運。

Strzemiński接過漢娜帶給他的一束白花，輕描淡寫地說出了整部電影最重要的一段話，他說，“圖像必須被你吸收，當我們凝視一個物體，眼中會形成映像，待我們將眼光投向別處，眼中會留有那個物體的余像，它留下了痕跡，形狀相同，但顏色相反，是一個殘影余像。而人真正看到的，只能是他所感知到的。”初聽以為是一段無關痛癢的藝術理論，可當我看完整個故事，再回頭去聽開頭這一席話，才覺得鼻尖酸楚。蘇聯占領了波蘭，斯大林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寫實主義”理論被奉為圭臬，Strzemiński的領導告訴他，你現在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可惜這里不能久留，無論你選擇哪一條路走下去，都是你最終決定了你自己的命運。不出意外，作為一個崇尚形式主義的先鋒藝術家，Strzemiński選擇了他的藝術，當文化部長召集師生大談促進生產的寫實主義是唯一正確的藝術形式時，Strzemiński打斷了他洋洋自得的演講，告訴他藝術是形式的實驗室，新的藝術形式理應得到尊重，不是因為他們的實用性，而是因其優越性。在頂撞文化部長前不久，他還在給他的學生們講梵高，瓦依達選擇了梵高的《麥田》，仔細看來，你會發現這幅畫的構圖的意像與影片開頭的自然景觀有幾分相似，這幅畫是梵高的遺作，而這堂課也是Strzemiński人生中的最后一課。他告訴他的學生們，梵高的畫作來自于活生生的人，不是精神層面的臆想，而是真實的觀察。

失去教職的Strzemiński很快就被藝術家協會驅逐，在極權社會主義的國度里，他逐漸失去了作為一個藝術家、甚至是作為一個人活著的權力。沒有證件不可以買顏料，不可以再作畫，在計劃經濟的框架下他甚至無法為自己掙到一張糧票，貧困和饑餓幾乎將他吞噬，當他的鄰居因為欠債而拒絕給他提供食物，甚至侮辱性地將已經倒出來的湯原封不動倒了回去，Strzemiński只能無奈地低下頭去舔舐盤中僅剩的殘羹。村上春樹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說，如果一顆脆弱的蛋沖向體制的墻，他會永遠選擇站在蛋的這一面。而Strzemiński卻是面對這堵高墻，將自己活成了這顆支離破碎的蛋。當初，Strzemiński因為堅持自己的藝術理念遭到學生開除時，學生們依依不舍地送他下樓說要退學繼續跟著他學畫畫，那時他云淡風輕地笑了一下，說“現在所發生的一切，只是歷史上的一陣風。總會停歇，重歸平靜。”學生們覺得他們的老師像一個先知，而他說得也沒錯，70年后再回首那段歷史，曾經志得意滿的弄潮兒們早已經消失地無影無蹤，卻是這樣真實而鮮活的生命活在了圖形之中，活在了影像之間，最終被人們所銘記。我想，如果有選擇，Strzemiński大概也是不愿意讓自己的生活被人們記住的，不是羞于啟齒而是沒有必要。除藝術之外，他的感情顯得克制隱忍，甚至于淡漠。女兒每次來畫室看他，都會在他的額頭上親親一吻，而他鮮有回應，雖然影片沒有著重敘事，我們也能看到他和同為藝術家的夫人已經分道揚鑣，甚至在她臨終的時候都沒能再見一面。得知妻子已經去世，Strzemiński眼眶漸紅，喃喃地說他應該去她的墳上獻祭一束藍色的花朵，女兒問為什么是藍色的，他說你媽媽的眼睛是多么藍啊。影片最后，當他知道自己大限將至，逃出醫院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將漢娜送給自己的白花用僅剩的藍色顏料染藍，輕輕地放到了亡妻的墳頭。這一幕，是整個影片唯一讓我控制不住淚點的一幕，他對他的學生說，在藝術與愛中，我們只能給予我們所擁有的。在藝術里，他給許多年輕人打開了認識世界和自我的另一扇窗戶，然而在俗世的愛中，他能給的何其有限，而一世的愛恨糾葛都化于一束藍花。因為你的眼睛是那么藍，像天空的顏色。一束白花染藍，一場無疾而終的愛慕和有緣無份的相伴，色調的改變是這部影片最精彩的敘事。除此之外，還有葬禮上女兒的紅外套反穿變成黑外套，斯大林巨幅的紅色畫像將白色的畫板染紅，當我們結束凝視將目光移開，眼中會留有物體的余像，它留下了痕跡，形狀相同，但顏色相反，我們能看到的，只是我們所感知到的。人的一生，就是不斷與自己和解的過程。在Strzemiński的故事中，極權主義的敘事只是畫布上的白色背景，將他一生的愛與遺憾映襯其上，最終我們記得的或許不是一個先鋒派畫家，而僅僅是一個麥田里的守望者，一個畫過、愛過、真實地活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