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柏林電影節上，金熊獎呼聲最高的影片影片是克里斯蒂安·佩措爾德的《過境》（Transit）。 被作為柏林電影節“嫡系”部隊成員之一的克里斯蒂安·佩措爾德，早在6年前就憑借二戰影片《芭芭拉》拿過金熊獎。

今年，劇情討巧的《過境》卻與金熊獎失之交臂，最佳影片獎被羅馬尼亞女導演阿迪娜·平蒂列首次執導的長篇《別碰我》摘得。《過境》的落敗可以說“成也歷史，敗也歷史”。影片《過境》改編自德國著名流亡文學家安娜·西格斯的同名小說。為了逃避納粹政權的審判，安娜·西格斯在1933年離開開德國，踏上流亡。在流亡途中，安娜·西格斯寫下了《人頭懸賞》、《拯救》、《第七個十字架》等帶有強烈批判意識的小說，這給她帶來了世界范圍的聲譽。

《過境》，是一部散文風味濃厚的作品，刻畫了當時流亡者的生活及他們遇到的困難。可以說，任何一部流亡小說都沒有像《過境》那樣，深入細致地描繪了在1940與1941年之交的那個冬天，暫留在法國馬賽的那群流亡者的境遇。 安娜·西格斯運用精確的表達和對現實生活藝術化的表現手法，細致入微地展示了當時苦等船只的逃亡者的絕望和希望。已經拍攝過《芭芭拉》和《不死鳥》等二戰題材影片的導演克里斯蒂安·佩措爾德當然不愿意繼續重復自己。在《過境》中，他向影迷們展示了自己全新的敘事風格。首先，他把發生在二戰時期的故事移植到了當下。

時空的錯亂，讓人恍惚之間穿越到了過去，當但眾多現代化的物品出現時，又會猛的發現所謂的納粹和二戰竟然就發生在現在，只是替換了形式和內容，演變成了歐洲移民問題引發的新納粹主義。影片故事只是利用了小說中的人物結構和大致經歷，講述德軍逼近巴黎，空襲隨時可能毀滅整座城市，而城市內部的大清洗運動此起彼伏。男主角，德國人格奧爾作為難民之一，從巴黎逃到了港口城市馬賽。他陰差陽錯的得到了當時的知名作家威登的親筆信件和還未出版的小說原稿。

威登獨自在旅館中自殺，尸體被秘密處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去世的消息。于是逃亡到馬賽的格奧爾半推半就的“充當”起了威登。他成功的在大使館拿到了逃亡的船票，十幾天之后，他就可以逃避戰火，去到墨西哥，過上平靜安逸的生活。可他與死去同伴兒子的“親情”牽掛，

與作家威登妻子瑪麗的“愛情”糾葛，

讓他在“去或留”之間掙扎不已。二戰時期，德軍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占領了不可一世的法國，早在占領前幾年，德國本土的猶太人或者政治傾向不和的作家和科學家就開始了大逃亡。作為港口城市的法國馬賽就是大批流亡人士的聚集地。

作為其中一員的安娜·西格斯就是在那段動蕩的歲月里，將親眼所見的紀實改寫成了具有藝術手法的小說。在歐洲難民問題引發的極右組織，新納粹主義塵囂而上的當下， 克里斯蒂安·佩措爾德大膽的將兩者搭上了關系。將二戰時期的故事全盤挪移到當下的歐洲背景里，年代錯亂感起初讓人感覺不適， 但隨著情節發展卻又能從中看出不少對當下世界政治格局以及歐洲社會問題的諷喻，導演這種時空背景錯置的實驗性手法高明而奏效。兩個時代之間，能指與所指的互換，讓主題意義不言而喻：戰爭和納粹隨時會卷土重來，現代明晃晃的日光下往日的幽魂并未溜走。

《過境》通過男主角格奧爾在馬賽短暫的流亡經歷，以他的眼展示了新納粹對于人民生活的影響和壓抑。所有流亡者都面臨著身份認同的危機，歸屬感的缺失導致安全感蕩然無存。格奧爾替代了小說家的身份，可這個對他有利的身份，卻煎熬著他的心。幫死去同胞的孩子修好了收音機，可即將遠走他鄉格奧爾無法提供長久的陪伴，小孩不愿吃下，最終化掉的巧克力圣代是親情的瓦解，良心的無奈垮塌。瑪麗一次次的介入格奧爾的生活，一襲紅裙、一抹倩影、讓格奧爾一絲心動。

可當謎底揭曉，原來瑪麗是在尋找丈夫，就是被格奧爾頂替了身份的作家威登時，格奧爾的良心再遭重創。他先占有瑪麗，卻因身份的問題備受煎熬，且離去的時間越來越近，這場愛情注定短暫，還未開始，即將結束。還有那位嘮叨不休的逃亡指揮家，那位沉默寡言，帶著狗流浪的女人，以及格奧爾失去同胞的啞巴妻子，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幅奇妙的現代浮世繪。

他們衣冠楚楚，卻個個內心凄苦。那位醫生踏上了遠去的游輪，卻不想最終還是撞到了歷史冰山。看吧，沒有人可以逃離，或者，逃離的只是身體，靈魂和心，始終遭受放逐。

《過境》帶著歷史的遺產，移情今天，讓二戰的疑云，納粹的恐怖穿越時空來到了現在。可怕的是，一切不是電影上的妄語和擬像，他們正真實的發生于現在的歐洲大陸，刺痛著一個又一個不安的心。《過境》借用了歷史，加倍了現代人的焦慮。影片在時空上的錯亂，雖然提高了影片的文本厚度，為主題閉合減少了敘事上的繁瑣，但過于松散的結構，以及電影元素之間故意尋求的“斷裂”和“距離”，又讓普通影迷覺得乏善可陳。時空錯亂帶來的新奇感，很快在男女主角之間的愛情糾葛下消耗殆盡，變成棄之可惜的雞肋，化為一場噱頭。另外，格奧爾在處理小說與電影的文本轉譯時采用了第三人稱旁白的手法。

大段的旁白敘事，揭露了角色的內心，同時負責解讀潛文本，有時甚至會推進劇情，這種游離在外的敘事方法，值得商榷。雖然拉開了觀眾和人物之間的心理距離，保持中立，以旁觀的態度避免共情帶來了的理性塌陷，為觀眾能夠更好的思考影片內核提供了空間；但冷冰冰的旁白又稀釋了故事的濃度，將戲劇性沖突降到了最低，影響了影片的觀感，令人有“出戲”之感。旁白幾乎完全解構了潛文本的存在，讓角色失去了需要隱藏起來的內心世界，令對白本來需要提供的求知欲和情感共鳴完全喪失。

這種講出來的臺詞，與演員演出來的行為，同時并行的手法，大膽且反叛，雖然新穎，但肯定會引來大批觀眾的不適，以及傳統電影人士的不屑。《過境》是充滿挑戰且頗具意義的藝術電影，它邀請觀眾追隨角色一起在原版小說和當代新納粹主義、反難民情緒上升之間建立聯系。幾十年前的社會問題現在仍未過時。只是如今的我們普遍患上了失憶癥，或為自保的選擇了緘默不語而已。但結局必定是，人人都是受害者，就像那場餐廳里的再度重逢，旁白解讀圍觀人充滿嫉妒，男女主角深情相擁，可最終還是抵不過命運的作弄，良心的拷問，注定只能分道揚鑣，陰陽相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