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第70屆柏林電影節上，評審團主席杰里米·艾恩斯宣布：《無邪》獲得最佳影片金熊獎。 臺下一片歡呼。 人群中，幾個中東面孔相擁而泣。 眾人注視下，一個戴黑色頭巾的女孩登臺領獎。 她是導演穆罕默德·拉索羅夫的女兒。 而此時的拉索羅夫正遠在伊朗，因為政府禁令，無法來到現場。

獲獎僅3天后，拉索羅夫即被伊朗當局判處一年監禁。 不僅因為他違禁拍片，更因為《無邪》這部電影再次戳中了伊朗政府的痛處。 站在電影角度，《無邪》不算出色。 但它的得獎再次重申了電影的另一層意義。 它不止于娛樂，不單是藝術，更是劈向冰山的巨斧，是治愈沉疴的良藥。 所以今天，必須聊它。

01 《無邪》長達兩個半小時，由四部短片組成。 太長？ 沒關系。 你大可只看第一部短片。 不夸張地講，它是我近年來看過的短片里最震撼的一部。 它看似波瀾不驚，講一個男人的一天。 但實際上，它用了一種不算新穎但絕對奏效的敘事策略。 前面三十多分鐘，始終在積蓄能量，直到最后幾秒才瞬間釋放。 它有一種摧毀人心的力度。 帶你看最后一根稻草落下，駱駝轟然倒地的時刻。

男人叫赫斯馬特，謝頂，微胖。 他有個三口之家。 他為人老實，善良。 導演用一個經典的“救貓咪”情節，讓我們快速對他產生共情。 接下來，都是日常瑣事。 男人下晚班回到家，洗澡，窩在沙發里看電視，接老婆下班，到銀行取工資，接上孩子去超市購物，回母親家，給行動不便的母親洗澡，一家人共進晚餐。最后回到自己家，在不知不覺中睡去。

一切就這么發生著。 沒有意外，沒有戲劇沖突，只有最平常的生活。 但平常里，又有一絲不安。 那種不安隱藏在一種顏色里。 影片中的大量細節透露，男人對“綠色”格外敏感。 他會盯著路旁綠色的廣告牌出神，他會看著妻子綠色的禮服發呆，他會把車停在路口，看紅燈變綠又變紅…… 綠色，意味著什么？

直到影片的最后幾秒，答案終于揭曉。 凌晨三點，鬧鐘響起，男人梳洗完畢，著裝整齊，再次來到工作的地點。 那是一間狹小而封閉的房間。 東西還算齊全。 有洗漱臺，掛衣架，有鏡子，桌椅，桌上擺著咖啡壺、收音機，一臺老舊的電視懸在天花板一角。 赫然醒目的，是正面墻上的兩排指示燈。 一排紅色，一排綠色。

突然，毫無征兆地，紅燈亮了起來。 提示音也隨之響起。 男人順著小窗看了一眼里面的暗房，像是在確認什么。 短暫等待后，綠燈驟然亮起。 一切就緒。 男人的手摸向一個黑色按鈕，冷冷地按了下去。

接下來的一幕，就是那摧毀人心的幾秒。 是什么？ 請原諒我保留這個懸念，待你自己去看。 我只想說，這一幕有著千鈞重量。 它揭露了一個殘忍的事實，同時拋出一個兩難的問題：當一個普通人被賦予正當權力剝奪他人生命時，他能否免于良知的審判？ 導演穆罕穆德·拉索羅夫的提問，擲地有聲。 它雖只短短幾秒，卻經久不息。 02 《無邪》的主題，準而狠，關于一個敏感話題：死刑。 而且它瞄準的對象不是死刑犯，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而是一場死刑中最容易被忽視的角色：行刑人。 它試圖探討的是行刑人的道德困境。 而四部短片就像桌子的四條腿，支撐著導演的表達。 它們代表了行刑人的兩種態度：服從或拒絕。

其中短片1和3代表著“服從”。 1中的中年男人，做了半輩子的行刑人。 處決犯人對他來說，已是家常便飯。 可他依然會感到惶恐。 那惶恐就體現在每一次“綠色”出現的時刻。 綠色，原本代表著健康、安全。 但對他來說卻是一道殘酷的命令，命令他果斷下手，置人死地。 于是綠色成了他的夢魘。

短片3的主角，是個剛服兵役的年輕人。 他被派去做行刑人。 這也是伊朗軍隊的慣例，新兵蛋子輪流當值。 而“福利”是：做一次，放三天假。 男孩想念女友，處決了犯人，卻不想這一決定，徹底毀掉了他的生活。

服從，是容易的選擇。 特別是服從于“命令”，服從于“上級”，服從于“職業要求”。 正如《殺戮的艱難》這本書揭露的：所有行刑人都以某種方式將自己“工具化”，以尋求心理安慰。 “是警察抓的他，是法官判的刑，而我只是個工具而已。” 這樣似乎可以心安理得。 但現實卻極其殘忍。 它總在心安理得的間隙，插進一把把無聲的刀，瞬間戳穿你的所有自欺。

那么，拒絕會好一點嗎？ 短片2和4給出了答案。 其中，短片2是四部短片中最像類型片的。 它講述的是一個拒絕行刑的士兵成功越獄的故事。 把這部短片拆成兩半看，也很有意思。 前半段是一場思想交鋒。 宿舍里，士兵們就“死刑”展開爭論： “你是士兵，不管上面怎么說，你都要照辦。” “這是你的職責，你別無選擇。” “你下不去手，我們就能嗎？你以為我們是天生的殺手嗎？”

后半段則是一場真實越獄。 一個細節，勝過千言萬語。 死刑犯走出來，主角與他沉默對視。 那一刻我們明白，在面對真實的殺戮時，哪怕舉著無比正義的旗幟，也終會手軟。 于是主角搶過看守的槍，闖過重重阻礙，成功逃離。 這前后兩半，剛好是兩重困境。 一重“心理”，一重“現實”，加起來，共同構成“拒絕”所要面臨的挑戰。

最終，女友開車接上主角，兩人消失在夜色里。 《Bella Ciao》激昂的歌聲不停唱著：“我們失去了青春，但總有一天，我們所有人都會在自由中工作。” 那也是全片唯一令人欣慰的時刻。 但你以為，結局會好嗎？ 并不會。 在短片4中，我們將看到更遙遠的結局。 一位老人，因為年輕時拒絕做劊子手，一輩子隱姓埋名，住在偏僻鄉村。 他怕牽連女兒，于是將女兒寄養，直到臨死，才肯相認。 這或許才是短片2真正的結局。 越獄之后，是更大的監獄。 不信你聽，《Bella Ciao》的樂聲再次響起，只不過是以悲傷的語調。

無論怎么選，無論服從或拒絕，都是悲劇。 那么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認為：這不是“選擇”的錯，而是置人于兩難境地的規則出了問題。 這才是導演真正要批判的核心：道德困境源于非人之法。 那便是，死刑。 03 從這個角度講，《無邪》其實很像一部關于“廢死”的公益宣傳片。 它通過呈現“死刑”造成的種種活人的悲劇，喚起人們對于刑法本身的反思。 可是，受害者呢？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有此疑問。 影片展示了行刑人的困境，這個我們理解，可它回避了受害者的損失，這是不是一種避重就輕或有意誤導呢？

這個問題非常好。 它一針見血地戳中了影片的軟肋。 但我想說，這恰恰也是導演的高明之處。 而且，正是這種選擇使得影片在“廢死”這一議題上，具備了更有力的表達。 為什么這么說？ 這就涉及到“廢死”的理由。

關于“廢死”，常見理由有這么幾種。 有算倫理賬的。 以正義之名殺人，能實現正義嗎？ 有算概率賬的。 出了冤案怎么辦？人死不能復生，冤案也無法昭雪，豈不是二次殺人？ 還有算效果賬的。 死刑能威懾犯罪嗎？ 很難。 你想，對于那些蓄意殺人者，鐵了心要作案的，你威懾不了。 而對于那些沖動殺人者，也威懾不了，因為人在沖動時是喪失理性的。

這些說法，都有道理。 但又都沒找準要害。 因為說來說去，它們終究會敗給一句話：殺人償命，天經地義。 天下還有比這更正義的事兒嗎？ 沒了。 所以哪還有那么多說的，該殺就得殺。

而《無邪》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跳開了這個問題，給出了不同角度的答案。 它關注的是“行刑人”。 這是些什么人？ 是國家機器上的一顆顆螺絲釘。 這些人樸素、善良，卻被迫坐上了劊子手的位置。 影片透過這些螺絲釘，透過他們的掙扎和遭遇，實際讓我們隱隱看到了一個無形而巨大的威脅。 那便是藏在后面的那一臺高速運轉的國家機器。

這臺壟斷了暴力的機器，一旦失控，將是所有人的災難。 它可能將無辜之人送上絞刑架。 它可能讓那些拒絕行刑的人坐上電椅。 它更可能，像短片3所揭露的那樣：將一個正直而受愛戴的人處死，只因他的言論冒犯了自己的權威。 于是我們明白，廢除死刑的真正意義無關其他，只關于“限制政府的權力”。

其實，也不光是死刑，實際整個刑法都建立于此。 有人說，不對吧。 刑法的存在，不是為了保證民眾的財產和生命安全嗎？ 是的。 但這只是衍生出的效果。 試想，假如沒有刑法，就不能實施保護了嗎？ 也是可以的。 極端點說，只要把壞人都抓起來，通通槍斃，也能達到效果。 但問題是，我們不能這么做。 我們不能輕易地把生存的權利讓渡出去，將所有人都置于可能的危險境地。 所以，要有刑法，要有正當程序，要有量刑制度。 唯有如此，才能把權力關進籠子，免其作惡。

正是從這個角度，《無邪》完成了關于“廢死”的有力論證。 其實“無邪”的翻譯并不準確。 英文名，顯然更好：There is no evil——沒有邪惡。 真的沒有嗎？ 表面上沒有。 至少影片里沒有出現。 那可能的“邪惡”正藏在看不見的地方，虎視眈眈。 而影片兜兜轉轉，畫了個圓，將那個潛在的“邪惡”狠狠地圈入靶心。 04 《無邪》不是導演拉索羅夫第一次冒犯伊朗政府。 早在11年前，2009年，他因拍攝《白草地》暗喻社會問題，被伊朗政府下達禁令，20年不準拍片。 但這并沒有阻擋住拉索羅夫表達的沖動。 而且鋒利程度絲毫不減，每一部都直指伊朗社會的弊病。 2011年，《再見》，關于維權律師的抗爭。 2013年，《手稿不會燃燒》，關于政府暗殺知識分子事件。 2017年，《謊言》，關于底層工人對抗強權。 期間他輾轉德國，回國后護照被扣。 可拉索羅夫始終沒有停止創作。

這次拍攝《無邪》，同樣冒了極大的風險。 為繞過政府的審查，他將影片拆分成四部短片，并交由不同制作人送審。 拍攝時為掩人耳目，他只拍室內戲和邊遠的鄉村戲，而城市中的室外戲一律交予助理導演拍攝。 接受采訪時，拉索羅夫說道：“我的電影在伊朗并不存在。” 他在用“隱形”的方式繼續著自己的創作。

正如《無邪》中的那句對白：“你的力量，來自于‘說不’。” 對無理要求說不，對奴役說不，對傲慢的強權說不。 拉索羅夫說，他的下一部電影正在醞釀中。 沒有人能讓他停下。 歡迎關注我的公眾號：子戈說電影 只寫不一樣的深度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