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采訪來源于METAFILMS 編譯：劉曉詩 以下是采訪正文： 采訪者 馬修·蘭金 Matthew Rankin—Q 受訪者 馬修·蘭金 Matthew Rankin—A Q：你如何去闡釋你創作的這部奇異之作？ A：我鼓勵大家將其視為溫尼伯、德黑蘭和蒙特利爾之間的電影式維恩圖。它就像河流的匯合，或者是一份夏威夷風味披薩。這部電影就像一只奇特的鴨嘴獸：一部分是孤獨的魁北克灰色電影，一部分是超現實的溫尼伯謎題電影，還有一部分是伊朗的詩意現實主義，這三者通過彼此的棱鏡相互映照和折射。《共同的語言》（Universal Language, 2024）并非關于這些地方中的任何一個，而是關于這三種文化的交融。

當然，伊朗電影根植于千年的詩歌傳統，而加拿大電影則誕生于四十年的打折家具廣告之中。但這不正是我們世界的雙重性嗎？這部電影試圖探索社區與孤獨、親近與距離、神圣與平凡、普遍性與狹隘性之間的概念。我們試圖開啟新的視野，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想象我們這個復雜、悲傷、美麗而光輝的世界。 Q：你是如何制作這部電影的？ A：我堅信電影制作是一種集體表達，電影制作的樂趣在于與朋友們共同創作。我們的目標是打造一個活躍的伊朗-魁北克-溫尼伯混合式大腦，能夠產生獨特的思想。在這種方法中，導演更像是一個交響樂團的指揮，而不是一個戴著拿破侖帽、癡迷于征服世界的狂妄幻想家。我對名聲、權力或控制沒有興趣。我之所以選擇從事藝術，是因為我渴望與他人建立聯系。因此，我們的工作方式非常開放。我總是認為，當所有創意合作伙伴都能自由地通過電影的棱鏡表達自己時，電影就會更加出色，而不僅僅是一種交易，這樣電影才能真正活靈活現。

例如，在劇本中，我們原本并沒有安排巴哈蘭·納巴提安飾演的火雞歌唱專家哈菲茲·甘格薩在電影結尾突然唱歌。但在拍攝當天，納巴提安先生來到現場，建議我們拍攝他演唱古典波斯詩歌，我們立刻回答，“當然，太好了！”我稍微調整了打光方案，但除此之外，我們完全按照納巴提安先生的想法進行。我們打開攝像機，他準備好了就開始，完成后就叫停。這一幕非常美麗，但在當時，我們并不知道它將如何融入整個故事。然而現在，我無法想象沒有納巴提安先生的詩歌插曲，我們的這部電影會是什么樣子。在作曲家阿米爾·阿米里和克里斯托夫·拉馬爾什-勒杜在后期制作中為這段插曲設計的旋律框架下，納巴提安先生對薩迪的呼喚真正成為了電影的情感高潮。 所以，當你以開放、自由精神的模式工作，并且對你的合作伙伴的想法和感受充滿好奇時，很多自發的魔法就可能發生。我們也非常幸運地與魁北克最大膽和有遠見的制片人之一，西爾萬·科爾貝爾（Metafilms）合作，他是第一個對我們所有最瘋狂的想法充滿熱情地支持的人。 Q：故事的靈感來自哪里？ A：這一切都源自我毫無意義的生活。故事的事件直接取材于我的家族歷史，我在伊朗生活的時候的許多日記，以及我父母去世后不久我對他們的一些令人困惑的夢。

在大蕭條時期，我的祖母和她的兄弟在溫尼伯的人行道上發現了一張凍住的兩美元鈔票（在1931年這是一筆巨款），隨后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件與電影中的妮金（Negin）和納茲戈（Nazgol）所經歷的頗為相似。同樣，我的父親致力于倡導這個不受喜愛的城市溫尼伯及其不起眼的地標，就像電影中的馬蘇德（Massoud）一樣。當然，還有我和我扮演的自己。當我完成我的第一部電影《二十世紀》（The 20th Century, 2019）時，我負債累累，以至于在渥太華度過了倍感陰郁而精神萎靡的一年，為加拿大政府制作宣傳影片。所以這是許多錯綜復雜的身份層次，許多版本的自我。 例如，當我八歲時，我完全迷上了格勞喬·馬克斯（20世紀初美國喜劇演員）。每天早晨上學前，我都會用媽媽的眉筆在臉上畫上大胡子和眉毛。溫尼伯學區迅速指派了一群兒童心理學家來糾正我這個奇怪的癖好，我在三年級的大部分時間里都被鎖在學校的供應室里，打扮成格勞喬。不管怎樣，由年輕的帕爾薩·加哈福羅基迷人地扮演的莫特扎角色也是我，還有其他奇怪的版本的我散布在整部電影中。傳記片一直是我作為電影制作人工作的主要關注點，我將《共同的語言》描述為一種自傳式的幻覺。 Q：我知道你在溫尼伯長大，現在住在魁北克，但伊朗和波斯語是如何進入你的生活圈的？ A：我進入伊朗的第一個入口是通過它的電影——特別是它的“超現實主義”學派，包括法魯赫·法羅赫扎德、索拉布·沙希德·薩萊斯、基亞羅斯塔米先生、賈法·帕納希、馬克馬巴夫家族——以及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由卡農制作的兒童電影。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帶著天真的希望前往伊朗，希望能與大師們學習電影。 雖然這未能實現 ，但我遇到了許多真正了不起的人，從那以后，我的生活一直在通過藝術、友誼和我對波斯語的持續且非常緩慢的學習與伊朗對話。

用波斯語制作這部電影的決定自然而然地從故事本身產生。我祖母童年時試圖從冰中取出兩美元鈔票的冒險讓我想起了一個卡農風格的寓言，講述了孩子們面對成人困境的故事，甚至與帕納希的《白氣球》（The White Balloon, 1995）和基亞羅斯塔米的《何處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 1987）有些驚人的相似之處。所以我的第一個想法是用伊朗超現實主義的風格講述我祖母的故事。但進一步的想法是用波斯語和伊朗演員來講述她的故事，這個項目找到了它的詩意身份。其他所有的想法都是從那個重新想象中流淌出來的。 然而，這部電影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皮魯茲·內馬蒂和伊拉·菲爾扎巴迪（執行制片人、編劇、演員）。兩位都是杰出的藝術家，也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我們在一起合作過幾個不同的電影項目。皮魯茲一直是這個項目的長期支持者，即使在我自我懷疑最痛苦的時刻，他也堅持我們要制作它?！豆餐恼Z言》中許多幽默、詩意、瘋狂和跨文化融合的表達，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友誼的體現。通過我，他們也在與“溫尼伯”對話，正如我通過他們與“伊朗”對話一樣，我們一起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東西。 Q：這是一部政治電影嗎？ A：不。我們的電影是出于對更廣泛人類聯系的強烈渴望；對于比我們這個日益狹隘和吝嗇的時代所賦予我們的更深層次的家庭、歸屬和團結的概念。在政治光譜的各個角落，瘋狂的意識形態者和Instagram大師們正在建造更高、更堅固、更新的柏林墻，狂熱地將廣大人群組織成二元對立。我們拒絕這些對立的模式。我們的工作基于無國界和普遍團結的前提。我們的電影是關于“那里”也是“這里”，以及你周圍的每個人都是你的一部分。我喜歡《石榴的顏色》（帕拉杰諾夫，1969年）中那句溫柔的臺詞：“我們在彼此中尋找自己”，這成為了我們的調音叉。或者，正如皮魯茲曾經對我說的：“我對生活的所有希望就是愛、世界和平和一些歡笑?！?

Q：真的在嘗試成為溫尼伯的侯賽因·薩布齊安嗎？ A：[笑] 在設計我角色“狂喜的平淡”服裝時，我們杰出的服裝設計師內加爾·內馬蒂從薩布齊安在基亞羅斯塔米的《特寫》（Close-Up, 1990）中的米白色裝扮中汲取了一些靈感。薩布齊安和《特寫》無疑籠罩在這部電影之上。特別是，我與那部電影一樣，對電影這種人造語言中“真實性”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無論看起來多么真實，它總是帶有大量欺騙的魔術把戲。薩布齊安對莫森·馬克馬巴夫的欺詐性扮演與我對自己身份的欺詐性扮演并無太大區別。 Q：謝謝。 A：不不，謝謝你。 ?《共同的語言》( Universal Language, 2024)中國大陸地區獨家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