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幡男（1908年9月10日 - 1954年8月25日）是一位經歷了二戰結束后由前蘇聯實施的西伯利亞抑留的日本人之一。在回國的希望似乎無望的情況下，他在強制收容所（又稱勞改營）內傳播了日本的文化和回國的希望，成為了所有日本俘虜的精神支柱。盡管他自己未能實現回國的夢想，在被關押的地方病逝，但他在臨終前留下了一封寄給家人的遺書，而他的同志們則通過記住這封信的內容將其傳遞給了日本的家庭。他出生在島根縣知夫郡西ノ島的黒木村大字大山島（現在屬于隠岐郡西ノ島町大山地區）。 經歷 到西伯利亞拘留的經過 山本幡男是六個兄弟姐妹中的長子[1]。他的父親是當地小學的校長[12]。山本在舊制松江中學表現出色[1]，并擔任副級長[13]。盡管他不擅長體育運動，但性格開朗，不僅有文才還有繪畫才華[13]。 中學畢業后，他原本希望通過舊制第三高等學校進入大學，但因家中兄弟姐妹眾多，經濟情況困難[1][12]，又受到俄羅斯文學的吸引，懷有對俄國革命的共鳴[14]，于是選擇進入舊制東京外國語學校（后來的東京外國語大學），開始學習俄語[1]。在學期間，由于沉迷于社會主義，他參與了左翼運動，因此在1928年（昭和3年）的三?一五事件中被逮捕并受到開除學籍處分。由于沒有復學，他沒有正式畢業[7][注 1]。之后，他在福岡縣戸畑市為了養活母親和妹妹們，幫助叔叔經營的煤炭商店[15]，同時也熱衷于佛教研究[16]。1933年（昭和8年）他結婚[9]，育有四名子女[10]。 1936年（昭和11年）他前往滿洲，加入了大連市滿鐵調查部，這是南滿洲鐵路內的研究機構[7][注 2]。他入職時的表現令俄羅斯考官都感到驚嘆[18]。在滿鐵工作期間，山本負責收集和分析蘇聯的信息[19]。他充分發揮了自己的俄語語言能力，并寫下了與蘇聯社會、經濟、軍事等相關的文章，如《北東亞的各民族》（中央公論社），受到高度評價[7]。此外，由于在滿鐵工作，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的國際形勢非常了解[20]，與當時的普通日本人不同，嚴厲批評了日本的軍國主義[21]。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1944年（昭和19年），他根據征召令以一等兵的身份入伍[22]。由于擅長俄語，他于1945年（昭和20年）被分配到哈爾濱的特務機關[22][2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他被蘇聯押送到西伯利亞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集中營。雖然他在滿鐵調查部的北方調查和在哈爾濱的特務機關工作中進行了蘇聯報紙和雜志的翻譯工作，但這些活動被視為對蘇聯的間諜行為，他被判以刑法第58條第6款規定的重勞動20年的刑罰[14][24][注 3]。盡管他在軍隊中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但這個刑期與一些軍事指揮官和將軍的刑期相當[27]。這樣重的刑罰可能是因為被試圖發展為蘇聯的間諜，而山本拒絕了這一要求[28]，或者因為戰爭的影響導致沒有正式的審判[29]。此后，他在嚴寒的氣候和粗糙的食物等惡劣環境下，長年從事重勞動。 在收容所的文化活動 1946年末，山本呼吁一些收容所內的俘虜，開始了有關日本文化的學習小組（后來改名為學習會[32]，并改名為同志會[33]）。與此同時，收容所內出現了一些已經放棄回國的俘虜，而他們的目標是重新喚起他們回國的希望。在這里，山本以對《萬葉集》和佛教等知識的豐富涵蓋令大家感到驚訝，他用簡單易懂的話語方式讓大家感到愉快[32][34]。 隨后，山本被送往蘇聯國內的監獄和收容所，最終于1949年（昭和24年）被轉移到哈巴羅夫斯克市的強制勞動收容所[35]。在這里，由于他的過去經歷，被視為“前職者”（即民主主義反對派），遭受了嚴重的欺凌[36]。雖然從1950年（昭和25年）開始俘虜們開始回國，但包括山本在內的被視為戰犯的人卻未被允許回國[37]。這一情況足以削弱他們回國的希望，山本曾一度陷入絕望[38]。然而，他立誓要堅持支持自己的希望，不忘記日本和日語，因此他開始寫他早已喜愛的短歌和俳句，以及隨筆[39]。 最終，山本制作了一本同人文學雜志《文蕓[注 4]》，其中匯集了這些俳句和隨筆。盡管這些雜志用水泥袋剪裁而成，用鉛筆書寫，線裝也很粗糙[41]，但其中包括了以日本為主題的俳句、對在收容所逝去的同伴的無盡懷念、在艱苦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的微小的感動，以及山本一直保持的人性和感受力，這一切觸動了所有人的心[6][42]。《文蕓》傳閱給了人們，逐漸喚起了大家對回國的希望[43][44]。由于俘虜們渴望學習日語，雜志在傳閱后經常被弄得又臟又破[45]。后來，與山本一樣熱愛俳句的人們開始舉辦俳句會（后述）。 當收容所決定設置文化部作為俘虜的娛樂手段時[46]，山本被任命為部長，并積極參與制作墻報，向大家傳達國際形勢[47]。作為俘虜的娛樂活動之一，每月舉行一次或兩次的電影觀賞會，山本擔任同聲傳譯，用巧妙的講述技巧引發了大家的笑聲[48][49]。在山本的激發下，一名同伴開始創辦同人雜志，山本為雜志的裝幀工作、提供插圖、詩歌和小說稿件等方面提供了協助[50]。 從1951年（昭和26年）開始，一些熱愛戲劇的俘虜開始組建劇團，山本成為編劇之一，并以不激怒蘇聯一方的編劇方式，同時以獨特的獨特的編劇贏得了觀眾的贊譽[51]。在上演時，蘇聯方面對劇本進行審查時，他運用俄語口才爭取到了上演的批準[51]。此外，作為收容所的娛樂活動之一備受歡迎的野外棒球比賽中，山本擔任學生時代棒球隊的記分員，擔任播音員角色，以機智的播音為比賽增添了樂趣，為比賽的熱鬧氛圍做出了貢獻[52]。 在1950年，山本被轉移到哈巴羅夫斯克強制勞動收容所的第21分所后，他開始與幾名俘虜聚在一起創作俳句[6][53]。后來，這個聚會被稱為俳句會，并以能夠從工作場所看到的阿穆爾河而命名為“阿穆爾俳句會”[54]。在文化活動中，山本最專注于這個俳句會[55]。 ···················· 總結來說，山本幡男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為了社會主義進過自己國家的牢房，在戰爭中從一而終的反對戰爭，反對軍國主義的日本人。以他的文化水準，如果積極效命于日軍的話，怎么可能在1944年才入伍，擔任一個小小的一等兵呢？以他的能力，考上不要錢的陸軍士官學校甚至陸大，當個少佐中佐難道是很困難的事情？他的情況蘇聯人難道不知道？恰恰相反，蘇聯人曾經企圖將他發展成間諜予以重用。就是這樣一個人的故事，居然在豆瓣上獲得了一多半“反戰敗”,"死不悔改"的評價。當你們指責日本人不反思戰爭罪行，反戰敗的時候，就有沒有想過一種可能，山本幡男真的一生沒有害過一個被侵略國家的人呢？ 這個時候說好的同志高于同胞又到哪里去了呢？說好的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又去哪里了呢？怎么從蘇聯那里好的沒學，社會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卻學了個門清呢？這部電影和短評里的各位，到底誰的昭和味更濃，我不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