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槌敲落，法官宣判，罪名既定。輿論的聲討和法律的譴責都已就位，我想也該有人研究罪之土壤。 女巫文化 人們從未停止對女性的詆毀與惡意，即使在一個父權制社會的文化里，男性的自大與狂妄不斷膨脹，歷史故事中依舊不缺乏被女性操控玩弄的權力角色。人們忌憚美麗神秘的年輕女性——男人欲征服、女人善妒忌，在一場場悲劇中塑造出妖魔冷血的女性作為替罪羔羊，仿佛是每個社會的慣用伎倆。

"It's an American fable"

觀眾將長久以來的世俗偏見，甚至是對女性角色的憎恨結合于Michelle身上，揣測她“試圖通過剝奪男友生命來獲取關注”，編排自己對于典型青春期少女冷酷、膚淺與極端的故事，要求這一“歹毒的女巫”承擔最沉重的責任以此為這一悲劇劃上完美句號，仿佛順理成章。人們不愿深究，更不忍責備長期抑郁與社恐的少年對放棄自己生命應承擔些什么，青春期少女為何如此迫切的尋求關注也無人問津，然而，這樣的結果是，社會仍對于許多女性角色有著片面的猜忌與揣測。“女巫”雖惡，卻的確承擔了許多子虛烏有的罪名。

by Dr.Peter Breggin

虛擬與真實 你是否能認清智能設備傳來信息的彼端是什么模樣？ 電子時代，一切都走進另一次元，物理距離不再能夠削弱曾經炙熱的關系，現實世界不能對話的我們卻在虛擬世界中喋喋不休，于另一空間延續彼此靈魂慰藉。然而，經過措辭的語言、沒有溫度的平面影像、缺乏語調的情緒是否會讓你感到失真？你是否曾在恍惚間忘記對方原本在現實世界原有的模樣？你是否意識到自己在虛擬世界之所呈現已成為另一個人？你是否已經無法分別，甚至不想分辨哪一世界是真實哪一世界為虛擬？ 你是否已經掉進虛擬世界，深陷其中。

虛擬世界 vs.現實世界

紀錄片中，Esquire Magazine的撰稿人Jesse Barron似乎窺察到了這一現象：在Michelle腦海里，她與Conrad的交往關系，連同電視劇"Glee"、電影"The Fault in Our Stars"，甚至女星Lea Michelle的戀情故事交織存在于同一個世界，情節的疊加與時間線條的紊亂，讓Michelle為自己和Conrad的關系增添不曾發生過的敘事，并一廂情愿的注入挪借于它處的情感寄托。看似荒誕無稽，實則一切有跡可循，明明情感懇切，卻不禁讓人反復確認是否真實，這大概是在電子時代創立的虛擬社交模式下我們逃不過的命運。

美劇"Glee"

電影"The Fault in Our Stars"

同時，Jesse Barron另外描述了一個十分吊詭的印證：在真實生活中，Glee的男演員因為OD在加拿大死亡，于是電視劇Glee也只的安排劇中“四分衛男友”不幸離世，并編排了主演們一同歌唱哀悼的劇集。或許，電視劇與真實生活的并軌運行同樣的觸動著Michelle的感情世界，甚至電視劇中的場景對她而言更加真切炙熱，讓她置身楚門的世界并于現實中逐漸迷失，讓她錯亂了手機訊息那一端的Conrad將要實施自殺在真實世界的概念，讓她模糊了鮮活的生命即將消失的意義。

撰稿人Jesse Barron所指吊詭之處

救贖 Michelle和Conrad經歷著所有人大概都在青春期經歷過的“尋找自己”與“理解生命”。這一歷程往往痛苦而時長不定，充斥著迷惘、極端、敏感、情緒崩潰、空虛與自滿、自卑或自大、和不可消遣的孤獨，我們需要很多的愛與支持走過這一過程中發生的震蕩，然后，漸漸理解世界上各種事件的形態與意識到我們將在這些事件中想要扮演的角色。不幸的是，Michelle和Conrad在成長過程中缺少了這樣的支持，在心理疾病的纏繞中痛苦與悲觀愈演愈烈，行徑走向極端，Conrad的生命在獲取應有之質量之前就已被自己輕易放棄，然而，這場悲劇的致命點在于，本應幫助與救贖他的Michelle，也不曾真切的理解自己生命的意義。

在自己都支離破碎的時候，該如何拯救他人？ 紀錄片中，Michelle存在青春期女孩都普遍呈現的問題：Eating Disorder.

about "Eating Disorder"

并發問題

這是一種精神性軀體障礙，以厭食、報復性飲食等非正常飲食為臨床表現，以嚴重營養不良、內分泌失調、閉經、抑郁癥等為并發癥，是“進食”和“發胖”之間于觀念上的不可調節、不可接受而強烈矛盾對抗的產物。毋庸置疑，致病因素有很多，但我想最具有普遍意義的因素，即為長期以來強加在女性軀體外形之上的固有社會觀念：苗條。 在人們的傳統觀念里，女性苗條的外形是理想人生中必不可少一環。或許男性可以事業有成、于商圈或政壇叱咤風云但卻同時大腹便便、不修邊幅，而女性的外貌出挑卻是獲得關注的必由之路，即使一名女性在其領域小有成就，但當人們打開新聞標題，第一眼總是鎖定在她的外貌與身材之上，甚至無論美丑都將忍不住會評頭論足，試圖以“美”、“不美”、“不夠完美”總結其創造的全部價值。社會對女性“美”的期待與要求實在過于平面，大多僅僅停留于視覺沖擊而不能再向前邁出一步——探索女性真正的人格魅力和她們通過汗水努力所創造的作品與價值。 青春期的女孩兒將在校園里第一次面對這種不夠公平的壓力：只有你苗條纖瘦，才能穿上華麗的晚禮服站在校園舞臺上主持或表演節目，才能獲得鮮花、掌聲及周遭熱烈的關注，才能有更多的人想要認識你并與你做朋友，才值得被肯定被愛。尚未經世的女孩兒與其尚不成熟的價值觀很容易屈服并淹沒于這一單調的聲音里。同時，商業與娛樂業趁機大肆渲染，她們紛紛涌向塑形衣、減肥藥等一切有關塑造外形的商品，開始愈加苛刻的要求自己的進食與運動，保持高度自律的樣子如走鋼絲，與此同時，急切通往理想的彼端、幻想著這一切都將有所回報，最終，有一些不幸的女孩將失去平衡，在失落與崩潰中墜入極端的深淵。 我想，Michelle就是萬千不幸女孩之一。長期缺乏愛與關注的Michelle于青春期患有Eating Disorder，在虛擬世界與Conrad建立的交往關系偶爾會讓她感到失真，孤獨的情感依舊無處寄存。事實上，這里缺少一種聲音告訴她應當將愛投放于自己，在自己身上探索更多的價值與肯定，摸索自己人生的真諦與生命的可能性。不能信任自己就會更加害怕他人若即若離，不能自處便愈極度渴望朋友的陪伴，然而，人與人交往之間機緣微妙，往往互相消磨時光輕而易舉，但彼此救贖的善意卻非人皆能懂能有，更非能于旦夕之間大功告成。畢竟，脫離苦海并非一件簡單的事情，欲要擺渡他人，尚需自己能在無垠水紋之中領悟東方既白。大概處在深淵中掙扎的Michelle，尚需自救。

Michelle同樣身處苦海

義務來源（基于粗淺的刑法理論分析） 拋開道德與情感桎梏，Michelle的行為在是否得以定罪，應需回歸法律判斷。 違法階層之上，“行為”作為任何罪名中都必不可少的客觀要件，包括“作為”與“不作為”兩類：“不應作為而作為”與“應作為（能作為）而未作為”，或因創設了法律不允許的危險，或因打破法律規定的某種義務，而侵害法益構成客觀違法。在Michelle的案件中，分析Michelle的短信是否侵害了Conrad的生命，首先應判定她的行為性質。 DA通過Michelle事后對朋友的短信中提到，當晚她在與Conrad打電話過程中“told him to get back in”這一行為，指控Michelle在Conrad選擇結束生命這一事件中創設了危險（“she created the harm” in the prosecutor’s own words）, 對這一說法我深表懷疑。當判斷一項行為是否違法時，判斷標準往往是：“該行為是否引起了法律所不允許的危險”，且這一標準理應站在一個理性一般人的視角里展開。那么，當Conrad已經連接好發動機和水泵——親手制造了侵害自己生命的危險環境時，Michelle通過電話勸導他再次進入該危險環境以完成自殺，這一通過遠程通訊進行語言上的指導、支持或慫恿，顯然并不符合一般人對于“構成危害生命之危險”的理解；換言之，在Conrad具有十分的自由意志進行選擇時，他完全可以選擇不聽取Michelle的勸導而放棄自殺，而當他自己選擇回到車上之時，究竟是屈服于Michelle的語音“脅迫”，還是遵從了當時自己絕望的內心。 分析完Michelle的電話指導這一行為并不符合法律意義上對侵害生命的危險后，轉向分析Michelle有沒有“作為”的義務去阻止這一危險行為——這也是本案于法律及道德情理之上爭議最大的地方。 “作為義務”，顧名思義，當事人具有做些什么的義務，去防止危害結果最終發生。作為義務源素來是學理界之熱議，并已從形式的法義務發展出實質的法義務，兩者相互調劑補充：形式的法義務即通過列舉作為義務的法律淵源以確定作為義務的根據，實質的法義務是對作為義務的實質判斷。綜合考察該二元論之關系，我認同將“作為義務”來源歸納為：對危險源具有監管的義務、對法益對象具有保護的義務，兩類義務源的學說，結合紀錄片展現的場景，此處所需討論大體又可分為：1、Michelle是否對自己的先行行為所創設的危險具有阻斷義務。即Michelle是否具有阻斷鼓勵Conrad自殺行為帶來的危險的義務，而經由上段分析，遠程通訊鼓勵自殺的行為（先行行為）尚不能理解成創造了侵害生命法益的危險，更談不上對其危險具有阻斷的義務，故可略過。2、Michelle和Conrad是否屬于特定關系，致使Michelle產生對法益具有保護的義務——這一問題的理解也是本案定罪之命脈。 具體來看，形式法義務說認為特定關系的義務來源大體包括：法律規范（如父母子女間、夫妻配偶間），職務行為（如醫生對病人、消防員對被害人），合同契約（如保姆對特定的孩子、司機對特定的乘客）。顯然，Michelle與Conrad的交往關系并不屬于在配偶間規定的的法定救助義務，也不存在職務、合同關系，故不屬于形式法義務之義務來源的設定。 另外，Michelle對于Conrad在放棄生命關頭的見死不救，雖應受到道德譴責和輿論的口誅筆伐，但在電話另一端“見死不救”之不作為顯然不具有諸如刀殺、槍殺、毒殺等故意殺人行為，或嚴重超速造成車禍致他人死亡等過失殺人行為，在行為上或社會作用上具有等價性；同時，由于物理空間存在明顯距離、勸導Conrad自殺的手段不具有一般法律意義上的危險性，故而，Michelle對于Conrad自殺的結果也并未于此設定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或對該死亡結果具有“排他的支配性”。根據實質法義務論輔助的“行為等價值性”、“原因設定”、“結果支配”等多種理論，皆可輕易駁倒Michelle與此具有實質法義務， 那么，在避開了形式法義務與實質法義務的雙重判定下，給Michelle定罪實在缺少法理（即使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本案更值得討論的，是在Conrad長期謀劃的自殺計劃中，Michelle是否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對于最終悲劇的發生究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這個問題同時具有時代特征，因為要探討這一問題之時，我們必須要理解幾乎僅靠智能設備于虛擬世界維系交流與情感聯絡的Michelle和Conrad，之間究竟有多親密，于虛擬世界的交流對于彼此的行為究竟能產生多大影響。然而，這一問題終究是社會問題，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認識可能會對Michelle發出不同的道德譴責，然而，“過失殺人罪”的定論是從最嚴峻的法律層面對Michelle進行否定并科處剝奪人身自由刑作為懲罰，這讓我看不到刑法之謙益性。 （補充一個程序法疑問：紀錄片的尾聲撰稿人與醫生都對Michelle慫恿Conrad“回到車里”的真實性產生質疑：這一說僅存在于Michelle事后對朋友的描述但卻“沒有電話錄音或文字記錄”（"there's no recording of a phone that she said it"、"we have no written record"）。那么，這一被DA當作強有力指控過失殺人的情節其實并沒有確鑿的證據加以證明，僅靠Michelle自己事后描述，其證明力如何達到刑事訴訟程序法中的“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202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