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余年，華語獨立電影圈流傳這樣一個說法：無論數量和質量，獨立紀錄片均要好于獨立劇情片。而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段，當劇情片步入谷底，臺灣電影在紀錄片方面做出了特色，大有所成，一度成為了文化現象。由于社會樣本大，內地紀錄片偏向熱門議題，劍走偏鋒的尤其多，而港臺紀錄片則偏向人文生活類，成熟而穩重。 從題材內容到出現時間，《三生三世聶華苓》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臺灣出產的《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在片名里面，聶華苓的名字被有意突顯。有人不免要懷疑，影片會不會是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一部紀錄片的好壞，有時候往往取決于創作者和拍攝對象的關系，選擇一個好的拍攝對象，片子就成就了一大半。 《三生三世聶華苓》的拍攝極其流暢、自然，那顯然要歸功于陳安琪和聶華苓在現實中的良好關系。導演陳安琪是聶華苓的舊識，說起來認識了三十多年，她在素材積累、關系互動上的優勢，那是其他人無法取代的。 再則是聶華苓本人的魅力，她的氣質和氣場、在語言方面的組織能力以及她所從事的寫作和寫作計劃，這些東西無需陳安琪的拋磚引玉，她自個就能表達自如，講故事都有自己的節奏。 反之看《他們在島嶼寫作》，創作者要以外來者的身份介入，先行閱讀、再做觀察，最后才是拍攝周期（必然是有預算和明文的時間限定）。他們不一定了解作家的真實狀態，甚至不一定了解他們的作品本身，難免要捉襟見肘。 而此類問題，它們在《三生三世聶華苓》是不存在的，陳安琪擁有一個近乎隨心所欲的拍攝狀態。聶華苓本就是一個生動的、情感充沛的人物，哪怕從人物性格本身，她都是一個喜歡放聲大笑的老太太，特點突出，性格鮮明，無需刻意在鏡頭前呈現出某種高貴姿態。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三生三世聶華苓》的講述起于聶華苓的身世講述，One Tree Three Lives。她是永遠的外來者，生命被分成了三段人生。陳安琪（或者說聶華苓）提供了大量的照片文稿，加上一些有趣的編排，令觀眾會忘掉她是一個作家的身份。在這部分內容，聶華苓并非是一個高高在上、需要被仰望的對象，她只是一個被時勢所改變的中國人，沒有太過神奇的風云際會。 講完了聶華苓的人生前半場，電影方才切入聶華苓和丈夫安格爾所從事的“國際寫作計劃”，那也是他們的寫作夢想，事關文學的追求跟理想。莫言、蘇童、白先勇等人亮相說法，那是一部紀錄片常規意義上的好料，也是我對這部電影的最初預判——招來一堆人，大家談談對聶華苓的看法。再不然，加入導演本人，她準備好一系列問題，由聶華苓一一對答。這是最簡單明了的做法，也是偷懶省事的作法。 好在看得出，《三生三世聶華苓》有意識地減少這部分內容的出現，畢竟對完全不了解聶華苓的觀眾來說，“大家說法”有助于提升對聶華苓的認知——至少是她所從事的工作的認知。面對一個如此熟悉的拍攝對象，陳安琪也有必要引用一些別人的說法，以免偏聽，或者不近人情。 在電影里，聶華苓的人生是多姿多彩的，而并非苦守著文學的牧羊人。她的愛情比她所表現出來的思念還要刻骨銘心，她的愛荷華生活比她的短篇小說還要有故事，她的個人形象也遠比她的身份頭銜要真實和有趣。 回到國際寫作計劃，實際上，聶華苓和安格爾組織一批又一批的人出來也非較量比試。文無第一，他們更看重的是作家之間的交流。盡管有人或許會說，作家無需彼此交流，他們只需要就作品進行交流，然而，這顯然也剝奪了作家是普通人的一面。作品人人都可以閱讀，但作家的其人其事，那還得當面請教。就連《他們在島嶼寫作》，紀錄片要做的，無非就是還原作家的真實一面，走進他們的文學以及個人生活。 這個層面上，國際寫作計劃就是一個放松的沙龍聚會，令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變得更為立體，也讓作家打開了通往國際的窗口，有利與文學的傳播。寫作不再是與青燈燭火相伴的苦行煎熬，而更像一種放松的交流形式，一種可以讓更多人所感知的快樂。它不是一個厚實的獎項，而是一次珍貴的精神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