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影院的時候已是暮色四合，學校的喧囂褪去，街上酒吧的熱鬧還未升起。坐席空空蕩蕩，兩個穿著正式的學者模樣的人沖我笑了笑，又陷入長久的靜止中。我不知道為什么會來看這樣一部電影，不是因為《五頭大象的女人》（根據劇中關于語法的介紹翻譯而來，英文名The woman with the 5 elephants）這個略顯古怪的名字，或許由于介紹說它既關于歷史，又關于文學，或許由于這個天氣本就適合看一部紀錄片。Swetlana Geier出生在紅色烏克蘭，父親在她15歲時被投入蘇聯大清洗的集中營中飽受折磨，雖僥幸獲得釋放，卻很快不治身亡。隨后德軍攻入基輔，當地居民視其為結束斯大林獨裁統治的救星，她也由于德語流利獲得一份翻譯的工作，后甚至因為才智出眾而被允許遷往德國繼續學習。她在德國結婚生子，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和翻譯家。她在晚年堅持不懈地閱讀及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五部大部頭著作，并將它們親切地成為“五頭大象”。在這部節奏緩慢地作品中，觀眾始終通過攝像機與這位老人進行著斷續的交流，聽她談起文字的優雅和趣味，談起無法被窮盡的文學經典，談起戰爭和顛沛流離，談起她的孩子。導演極少但適時的發問，恰到好處緩解了觀眾在熒幕前的焦慮，這體現出導演手法的老到。事實上，如此豐富的素材，很難不激發導演創作的野心，他大可選擇波瀾壯闊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者文學記憶，然而他巧妙地避開了宏大敘事的鋒芒，選擇了一個具體而微的命題：文學對于歷史意味著什么，對于我們又意味著什么。所以它有異于一般的訪談，靠語言的不斷鋪陳制造出信息的沖擊力，更不妄下斷語，相反，影片中處處留白，老人總是深思熟慮之后才溫吞地吐出只言片語，或者干脆就陷入了沉思，配以少數外景，使影片進程充滿張力。我也曾經問過自己，文學對我而言意味著什么。它肯定不是生命，因為一來太多附庸風雅的人這樣說過，二來我還沒弄懂生命是怎么回事。一點確切的感受是，文學是一扇窗，它幫助我了解這個世界。凡是到這個世界上走一遭的生命，都有屬于自己的窗口，有人是音樂，有人是繪畫，有人是韓劇，有人是炒股，不一而足。每扇窗的風景各異，于是才有了人們千差萬別的價值觀。文學和其他文化形式的特別之處在于，它同時又代表了漫長的人類創作的歷史，而更為有趣的是，歷史又是當時創作的素材。它提供了一面鏡子，捎帶著時間的痕跡，讓你永遠崇敬過去而不敢僭越未來。所以，對文學無知的人和不懂歷史的人一樣，充滿自負。記得大學臨畢業時無所事事又心懷波瀾，某次和同學閑聊，三言兩語間決定一起翻譯一本英文書賺點錢。本來嘛，英語不差，平時也愛碼字，對于文學翻譯來說，這似乎綽綽有余了。多年過去，其中的自大和狂妄想來至今仍令人汗顏。這是種理科生的無知（比文科生對科學的無知更可怕），它源于對冰冷的技術的無限崇拜，認為技術的變革和進步是打開任何一把鎖的萬能鑰匙。而技術永遠追求最新，比如沒有人會矯情到時至今日還對3.5寸軟盤戀戀不忘。在這樣的語境下，今天永遠是歷史的頂峰。因而，那些技術手冊和編程指南，讀一本和一百本，對于改變你面對世界的看法，效果是一樣的。在片中，當Swetlana回到闊別65年的故鄉，于皚皚白雪中坐在父親衰敗的墓前時，她說：他們應當好好保護這些墓地，因為只有大約一千人成功走出了導致上千萬人喪生的集中營，他們應當好好保護。這句看似關于正視和存留歷史的呼聲，恰恰從一個側面解答了許多人關于文學的追問。在一個百年近代史可以隨意篡改涂抹，千年城墻可以任意推倒的國家，我們究竟拿什么去寫作？一個自絕于先輩文明的缺乏修養的民族，又憑什么去奢望諾貝爾獎？我坐在黑暗中默默地審視著這位老者，有時她托著茶杯低著頭努力地思索，手指不斷地摩擦杯子的邊緣。我想，即使她一直托著茶杯，始終一言不發，也不會絲毫掩蓋她身上散發出的文學和歷史的光輝。我能看到她，就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