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與流血事件》在威尼斯電影節影展期間并不是一部討論度很高的電影。前有甜茶參演的《骨及所有》、諾亞鮑姆巴赫和亞當德賴弗再度合作的《白噪音》、凱特布蘭切特的《塔爾》，《美人與流血事件》作為一部紀錄片，在眾星云集的劇情片面前實在是談不上有什么吸引力。以奧施康定為爭議中心的影視作品在最近兩年層出不窮，偏偏還一部比一部拍得好，相同的主題很難再引發觀眾的好奇心。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低期待，才讓《美人與流血事件》的成功超乎了所有人的觀影預期，成為了本屆電影節的冷門金獅贏家。 周六下午，《美人與流血事件》在威尼斯麗都島的電影宮里完成了它全球首映。隨著影片最后一行字落幕，燈光點亮了座無虛席的電影宮，觀眾起立、歡呼，紛紛轉向了坐在觀影席中央的勞拉·珀特拉斯和南·戈爾丁，以及她們的團隊成員們。這位68歲的藝術家略帶羞澀地起身向觀眾表達謝意，她目光如炬，嬌小的身軀和一頭紅棕色的頭發在人群中顯得格外矚目，一如紀錄片里所展現的那樣——脆弱且尖銳的矛盾體。電影的片尾曲尚未平息，仿佛成為了一個聯結熒幕敘事與現實體驗的橋梁，從影院四面八方涌來，將觀眾的情緒從攝影鏡頭中的南·戈爾丁牽向了真實世界的南·戈爾丁面前，掌聲經久不絕。

勞拉·珀特拉斯的《美人與流血事件》是威尼斯電影節九十年的歷史長河中第二部獲得金獅獎的紀錄片。此前，她曾憑借《第四公民》榮獲奧斯卡最佳長紀錄片，她在該紀錄片中協助并記錄了愛德華·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控丑聞的始末。《美人與流血事件》則以南·戈爾丁針對美國薩克勒家族的抗議活動為契機，記錄了這位藝術家充滿爭議的創作歷程和她動蕩不羈的一生。 美人之死 1965年，12歲的南·戈爾丁面臨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場離別：與她一起長大、關系親密無間的姐姐芭芭拉，以臥軌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芭芭拉的性格前衛、飛揚跋扈，在保守的60年代勇敢公開自己特殊的性取向，讓南·戈爾丁在童年初期就能夠用更具包容性的視角看待世界。姐妹兩人出生在一個傳統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中，離經叛道在父母眼中成為了家族之恥，種種不符合傳統期盼的行為都被視為動搖家庭權威的潛在威脅。失序家庭引發父母憤怒的應激反應，進一步壓縮了孩子們的喘息空間。在度過了極其壓抑的幾年之后，芭芭拉選擇了自殺。 在南·戈爾丁面前，父母對芭芭拉之死閉口不談。12歲的南·戈爾丁無法理解姐姐沒有緣由的離去、無法理解父母隱瞞真相似是而非的態度、無法理解如何填補失去至親的情感缺憾。芭芭拉的死亡成為了南·戈爾丁一生都在試圖解開的謎團，童年記憶卻隨著成長崩離消散，曾經發生過的真實生活細節在記憶的不斷重構中開始變得愈發模糊，她逐漸失去了對姐姐的真實記憶。童年僅存的幾張家庭照片成為了南·戈爾丁留戀姐姐、證明曾經的快樂回憶真實存在過的唯一證據。 離開家庭以后，攝影成為了南·戈爾丁治愈自我的出路。她希望通過攝影，記錄生活的真相、留住生命中陪伴過她的每一個朋友。她像個攝影的癮君子一樣不停地拍攝，脫離父母掌控以后的生活，就像是一場針對壓抑童年的空前絕后的報復行動，一意孤行地依照自己的意愿而活。在紀錄片中，南·戈爾丁用她沙啞低沉的嗓音，波瀾不驚地述說著她的過往，一張張紀實性的攝影作品像幻燈片一樣緩慢切映，她既是影像的拍攝者，同時也是影像的參與者。她善于抓取朋友們最松弛的一面，每一張照片都像是生活中不經意的驚鴻一瞥。

自80年代以來，南·戈爾丁就開始用幻燈片的形式展出她的攝影作品，配以地下音樂和她的念白，共同組成實驗性的“幻燈片影片”。勞拉·珀特拉斯在紀錄片中借用了同樣的表現手法，剪輯了南·戈爾丁拍攝的上百張照片和影片，結合藝術家大段的念白，巧妙地用南·戈爾丁式的敘述口音自述了她自己的故事。 相對于其他類型的紀錄片來說，藝術類紀錄片有著獨特的優勢：視覺材料豐富、觀賞性佳，而藝術家的人生經歷多少都帶點戲劇性的色彩，想的比畫得多，說的比做得好，文本內容不亞于視覺內容的吸引力。這些素材使得藝術類紀錄片大多都能編織成一個視覺性和故事性俱佳的電影。唯一的問題是，藝術作品觸動現代觀眾的方式過于迂回，欣賞古典藝術是在觀測歷史，欣賞當代藝術則需要撥開概念的迷霧才能品鑒出一絲抽象觀念，它們都需要觀眾具備一定的學識與觀看經驗，無法像通俗作品那樣可以輕而易舉地觸動大眾的內心。這導致藝術類紀錄片的觀影體驗在大多數情況下更像是在看科教類紀錄片，很難產生如劇情片一樣的強大感染力。《美人與流血事件》的精妙之處在于，南·戈爾丁的攝影作品有一股讓人身臨其境的力量，身體坐在威尼斯冷氣十足的影廳中，靈魂卻出游在紐約80年代的燥熱潮濕的地下俱樂部里。影片中藝術家的所有自述像是在與觀眾進行面對面的交談，好似南·戈爾丁在你面前攤開了她的相冊，一頁一頁地向你介紹她的痛楚與歡樂，讓觀眾陪著她一起忽喜忽悲。 流血事件 南·戈爾丁在70年代拿起相機開始攝影生涯時，“拍攝自己的生活”并不會被人當作真正的藝術作品來看待，風景、靜物、紀實、肖像攝影才是當時的主流。南·戈爾丁習慣用相機記錄生活中的傷痛，或許因為隱忍傷痛是人無奈的本能——在經歷過足夠多的傷害以后，我們會失去抵抗的沖動，安慰自己疼痛終究會隨著時間消弭殆盡。1984年，在一次激烈的爭吵以后，南·戈爾丁遭受了男友的毆打，以至于她的左眼差點失明。她拍攝了一系列身上傷痕變化的照片，收錄在影集《性依賴敘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中。

當這些照片被放大在寬銀幕上，每個觀眾都被迫觀看被放大細節的淤青時，直面暴力的恐懼感席卷全身。一切疼痛最終都會像淤青那樣，在忍耐中由青變紫、由紫變黑、接著所有的顏色逐塊褪去、漸漸恢復成健康的皮膚顏色。淤青是一個注定會消失的標記，拍攝淤青實際上就是在捕捉傷痛——趁它在記憶的洪流中溜走之前。 《美人與流血事件》里最重要的敘事線索是南·戈爾丁與美國薩克勒家族抗爭故事。勞拉·珀特拉斯破壞了傳統的線性敘事結構，將抗爭故事分割為若干章節，以藝術家的成長軌跡為時間線索穿插其中。電影伊始，導演有意讓觀眾看到了一個無比強悍的南·戈爾丁形象：她躺在紐約古根海姆的地板上，帶領其他社會運動者高喊激烈的口號“薩克勒撒謊，老百姓死亡（Sacklers Lie, People Die）”，白色處方單如雨一樣從美術館上方撒落，覆蓋在裝成尸體的社會運動者身上。他們的身邊滾落著藥瓶，標簽上齊齊寫著：奧施康定。 頗具爭議的是，作為亞文化的踐行者，南·戈爾丁過去的許多攝影作品都因為與毒品文化有關而遭人詬病。她曾經帶著她的相機和《性依賴敘事曲》影集進入康復中心戒毒，被工作人員當場沒收，因為“可能會引起他人的吸毒沖動”。抵抗運動與成長經歷的交錯敘事，在觀影過程中反復顛覆著南·戈爾丁對毒品和成癮藥物的態度。她在熒幕上時而是一個正義的社會運動家，時而又變回了叛逆的、沉溺于毒品和酒精的少女；時而是無所畏懼的女斗士，時而又變回了兩性暴力的受害者；極具反差感的敘事手段，把南·戈爾丁塑造成了一個多面卻令人不解的形象。 在紀錄片后半段、南·戈爾丁于90年代的蛻變經歷將劇情推向了高潮。90年代的艾滋病流行帶走了她身邊的眾多好友，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直面死亡的重重打擊，如同童年時代芭芭拉的死亡對她造成的痛苦一樣。使用未消毒的針頭進行毒品注射是當時引發艾滋病大規模傳染的誘因之一，南·戈爾丁決定戒毒。時間快進到2018年，一個個藥物受害者拿著他們已故家人的照片走上街頭，加入抗議的隊伍，發出吶喊。一位憤怒的母親在鏡頭前講述自己不到10歲的女兒因為“每個四小時服用一次奧施康定”的簡單處方離世；一個絕望的中年男人在線上法庭的窄小視頻框里陳述他破碎的家庭。意外死亡隨著年代的跳轉，由遠及近地逼近我們所身處的時代，她讓我們發現，死亡其實是一件離我們很近、很簡單的事，它可以是一次注射、一句謊言，可以是一句話的處方，也可以是幾片聽醫生的話才吃下的止痛片。它離我們也很近，悄無聲息地摧毀一個人豐滿、或者還來不及豐滿的一生，并且讓更多的人永遠生活在痛苦的壓抑中。 而當我們再回頭看南·戈爾丁在童年面對的第一次死亡時，才會發現導演混淆南·戈爾丁成長經歷與抗議活動的敘事的真正用意： 正如薩克勒家族否認他們蓄意開發的藥物導致了一場大屠殺那樣，南·戈爾丁的父母也同樣不愿意承認家庭就是致使芭芭拉自殺的元兇。芭芭拉的死亡是一場無法逆轉的傷痛，她無法再回到過去，抗議父母的壓迫；如今作為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她選擇站出來防止悲劇的繼續。 根據南·戈爾丁所述，本片名稱《美人與流血事件》取自于精神科醫生給芭芭拉開具的診斷書中的一句話：“她看到了未來，以及所有美與流血事件（she sees the future and 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 相比目前的中譯名《美人與流血事件》，我更傾向于將這里的“美人”指代成一切包容性的“美麗事物”，那些所有的令他人恐懼，卻讓她們更強大的事物。女性藝術家對流血與疼痛常常有著復雜的情感，她們既想按壓疼痛分泌出創作靈感，又不想成為一個徘徊在自己痛苦怪圈里的女人。南·戈爾丁就是一個樂意向大眾展示自己傷口的藝術家——她所有不堪的、墮落的一面，每一個流血的傷口都有存在的意義。 ----- 本篇影評精簡了描述情節的部分，劇透版影評可見理想家公眾號：威尼斯電影節爆冷門！南·戈爾丁與她的《美人與流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