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戰爭的自我敘述用“為何而戰”來維系，運動影片同樣如此——"why we fight." 1940年代后期，一個在大國眼中“尚不存在”的國家。用上帝視角看去，一個即將爆發戰爭的半島。 參與賽事的原因是自我證明。在某個時代，證明即是正“名”，讓名字以正式的姿態被知曉和討論。 證明的前提有二：資格和實力。就馬拉松而言，實力包括運動員素質和經濟后盾。體能和技巧可以訓練，經濟可以勉力籌集，但這一切的實現仍要回到“為何而戰”。 不因貧困或富有而戰，也不因高傲和卑微而戰。我以為主人公們一開始是秉持民族意識的，但后來也開始不自覺地將長跑視為自身的生存方式了。那幾乎是阿甘的境界了。 就像健身運動那樣，更高的境界是開始祛除直接功利目標的，就連《百元之戀》那種“我只想贏一次”未必非有不可。I just feel like running. 阿甘的差別是，大智若愚者不需要先有功利，后淡泊功利。只是“跑起來、活下去、做自己”，如此而已。 馬拉松和健身，是一些人選擇的存在方式。他們之為人的存在就寄寓其中，以這種方式綻放和展現。國家的榮譽、個人的利益，也可以是這種綻放的結果。但《1947波士頓》不都是這樣。 有關資格的話題更耐人尋味。電影里的教練和選手不想被美方代表，以美軍司令部代管的名義參賽。后續對美國國籍也沒有表達過什么興趣——本國人不想以“宗主”的名義參賽，海豚不想以鯨魚的名義參賽，那是前者的Nature。 這一點關聯了總教練親身經歷的殖民時代：那時，大部分朝鮮人固然不認為自己已經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只是“名義上”把朝鮮人當做日本人。《1947波士頓》想進一步、真正地進行劃分。 因此，它講述了一次事件，即在現有的分類機制（文化秩序、戰略格局、地區形勢）中開辟出新的天地，就像《詞語》所做的那樣。民族語字典是用區分語匯和經驗的方式描述一片天地，而體育是另一種：在運動的規則體系中F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