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注意到李·米勒Lee Miller這個人，是去年在浦東美術館的百年狂想:超現實主義100年藝術展上。這個展展出了一些李為她的藝術家朋友們拍攝的肖像，也有她自己的肖像：作為一個攝影師，她美得驚人。 下邊這張肖像是她的情人，大名鼎鼎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曼·雷為她拍的：

回來我饒有興趣地瀏覽了許多關于她的信息，李的人生，真是不同尋常啊。 她于1907年出生在紐約州，原名Elizabeth Miller。她的父親是一位業余攝影師，從小就向她介紹攝影技術和藝術理念。20世紀20年代中期，李搬到紐約，開始在紐約市的藝術和時尚界活動。 1926年，她在一次意外事件中認識了Condé Nast（著名的康泰納仕出版社的創始人，旗下有《時尚》，《紐約客》，《名利場》等雜志），之后她成為《時尚》雜志的模特，并迅速成為紐約時尚界的明星，出現在眾多時尚雜志中。

李的模特生涯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就受到重創，因為攝影師Edward Steichen將她的照片賣給了一家廣告公司，而這家公司用李的照片推廣Kotex衛生棉條。當時的社會非常保守，她的工作機會因此迅速減少。 就是下邊這頁廣告：

李沒有被這次挫折打倒，而是就此開設了自己的攝影工作室，對外用Lee這個中性的名字。1929年，她決定前往巴黎學習攝影，并且說服了曼·雷，拜他為師，也同時成為了他的情人。 因為曼·雷，她進入了當時巴黎的藝術家、尤其是超現實主義藝術的團體。她還和曼·雷一起發明了一項新的攝影顯影技術叫solarization。下邊這張Lee的肖像就是用這種技術拍的：

曼·雷曾經在1931年給李寫過這些話：“親愛的李，我會努力成為你想要的那個人，因為我意識到這是留住你的唯一方法。你如此年輕、美麗和自由，而我恨自己試圖束縛你。” 而李到底是不能被束縛的。在和曼·雷共度三年后，1932年，李回到紐約，開了自己的攝影工作室。1934年，她再次被國外生活吸引，和一個埃及商人Aziz Eloui Bey結了婚去了開羅。在開羅的生活起初充滿了新鮮感，也有探索超現實主義攝影實踐的機會，但不久李就渴望逃離瑣碎的日常生活。她于1937年回到了巴黎，認識了后來的丈夫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羅蘭·彭羅斯，并和他陷入愛河。 這是1937年畢加索畫的李：

彭羅斯畫的Seeing is believing，以李為模特：

不久后李和Aziz和平分手，二戰爆發，她與彭羅斯一起回到了倫敦。 在倫敦，米勒因簽證限制無法工作，但她自己去了《時尚》雜志英國辦公室，主動提供攝影服務。最初她沒有獲得工作，不過1940年1月，辦公室因為缺少人手，改變了主意，將她納入旗下。 一開始，李的任務都是她不太感興趣的時尚攝影。她還經常被困在工作室內，拍攝的照片與她在超現實主義領域浸淫多年所發展出的創新能力及品味不相符。她一心想做戰地攝影，英國政府不允許，后來她向美國政府申請，獲得了美國陸軍戰地記者的資格。她拍攝了許多戰爭中的女性：在英國服務的美國陸軍護士、皇家海軍婦女服務隊、女飛行員......真實報道了女性們在戰爭中發揮的作用。 李拍攝的Anna Leska，波蘭空軍飛行員，1942年：

戴防火面具的女性，倫敦，1941：

不過一直到1944年她才被允許返回歐洲大陸去真正地近距離報道戰爭。當時的政策是不允許女性戰地記者拍攝戰斗場面。女性記者們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要拍攝優質的照片通常需要冒險和違抗命令，而李經常這么做。 1944年6月她去諾曼底拍攝了受傷的士兵、美國陸軍護士和醫生，以及他們在其中工作的野戰帳篷。

之后，她被派去圣馬洛，去時據說那里已經解放了，但李到了之后發現不是那么回事，戰斗還在激烈進行，她真正地冒著生命危險報道了前線的戰況。盡管沒有正式的戰斗報道許可，她還是一直追蹤戰況，為《時尚》撰寫了關于戰爭體驗的文章。 李拍攝的當時的德軍將領Von Aulock投降的場面：

李拍攝的德國士兵在美軍監督下離開Cité d'Alet:

李拍攝的圣馬洛城市廢墟：

與此同時，巴黎解放了。《時尚》派李去報道解放后的巴黎的女性們，以及時尚的復蘇。李滿心不愿意地去了，但還是為《時尚》寫了生動的文章，還去了老友畢加索的工作室見了他：

在巴黎和盧森堡呆了幾個月之后，李前往德國繼續報道。在那里，她和她的情人及終身摯友、《生活》雜志的記者David Scherman一起拍攝。在幾個集中營，李看到了許多悲慘無比的場面。她拍了很多非常具有視覺沖擊力的照片，但這些場景也為她帶來了終身的PTSD。 她寫回給《時尚》的報道沒有回避這些殘酷與悲慘，而是要求她的同胞們Belive It，相信集中營里發生的一切，也相信德國被摧毀了。她拍攝了堆積的尸體、火葬場、自殺的納粹和家屬、在廢墟上試圖重建生活的德國人......

李和Scherman被分配到第45步兵師179團，和士兵們一起駐扎在Prinzregentenplatz16號的一幢不起眼的老式建筑里。該公寓當時是一個指揮所，曾是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私人公寓。 1945年4月30日，在這個公寓里，李和Scherman互相拍了一組后來非常出名的照片：為了向希特勒表示羞辱，他們在希特勒的浴缸里洗澡。同一天晚些時候，希特勒和情婦在柏林自殺了。

戰爭結束后，Miller繼續在歐洲各地旅行，不愿意，或者說無法回國過正常生活。她拍下了戰后滿目瘡痍的世界。 最后她回到英國和彭羅斯團聚。在英國，她被戰爭帶來的創傷所困擾，試圖用美食和酒精解救自己。她收藏了超過兩千本食譜，贏得了各種烹飪獎項，成了全球各地稀有菜式的百科全書，在雜志上寫美食專欄。 我讀過一本她的研究者Whitney Scharer根據她的生平寫的小說The Age of Light，其中有個情節是她如何一邊為客人準備美食一邊無法克制地偷偷酗酒，雖然是fiction，但也可能非常真實。 David Scherman在一次采訪中回憶說，李成了“一名和平時期的犧牲者”——也就是說，她被絕望吞噬。她把自己拍的照片藏在她與彭羅斯共住的鄉間別墅的閣樓里，絕口不提戰爭和她在戰爭中的表現。多年過去，她的兒子安東尼在母親去世后，在閣樓上發現了這批檔案，非常震驚：“我一直以為我媽只是個沒用的酒鬼，一個歇斯底里的女人……就連在Lewes趕火車也能搞得像一場大戲。我完全無法相信，這樣的人竟然拍下了這些照片。” 之所以想起來把米勒的生平捋一捋，主要是因為前幾天在飛機上看了凱特·溫斯萊特主演的《李》。這是李的傳記片，不過對她的早年的模特生活和她與藝術家們的交往都沒有太多渲染，把重點放在了她的戰地記者生涯上，這也是她兒子安東尼所希望的。

這部片子的打分不算太好，很多人嫌它太平了，而且堆砌了許多女性主義的元素。我看下來的一個感覺是，她的生活經歷復雜，不了解她的人也許會覺得情節線有點混亂，也搞不清背景。在這個電影里，曼·雷、保羅·艾呂雅和他太太、畢加索、Solange d'Ayen都有出現。Marion Cotillard飾演的Solange是當時有名的記者，保羅·艾呂雅是著名的超現實主義詩人，但觀眾恐怕都只知道他們是李的朋友。她的愛人彭羅斯和David Scherman在這片子里也都有點面目模糊。 李的生平維度太豐富了，這個電影也嘗試在維持主線講述時納入其他一些內容：李在小時候被性侵過，這對她的人生有長遠的影響。電影敘述從一個虛擬的訪談展開：她自己的兒子對她的采訪。沒有在她生前互相了解與諒解，這大概也是她和兒子的人生遺憾。 總的來說，我覺得凱特盡力還原了李的性格中那種復雜性：勇敢而不羈，藐視權威與規則，對自己想要的東西努力去爭取，非常積極主動。同時她也是混亂而脆弱的，童年和戰爭都對她有毀滅性的影響。甚至她晚年對自己的放任與不修邊幅，凱特都嘗試去表現了。 李自己肯定沒有想成為什么女性主義的先驅，但是她的成就的確是女性之光。她在戰爭中表現出非凡勇氣，克服重重障礙，為戰爭留下帶著她獨特視角的影像和文字記錄。她所拍攝的戰爭中的女性們，也讓后世知道女性在戰爭中的貢獻和經受的苦痛。而在戰爭之外，她也是一流的攝影師，留下了許多經典作品。 身為女性，在那個時代能夠自由表達，就是最可貴的事。李值得也應該被記住。從這個意義上說，凱特·溫斯萊特的努力也是美好的嘗試。 最后，我自己最感興趣的其實還是她的另外一批在電影中沒怎么體現的作品，就是她為她的藝術家朋友們拍攝的肖像，有很多都很精彩。這里邊有些是單純的肖像（光是為畢加索她就拍過一千多張照片），也有些是讓藝術家置身于他們自己的作品旁邊，和作品融為一體。 這是李拍攝的Joseph Cornell在自己作品邊上，1933年：

李拍的曼·雷，1931年：

李的自拍像，1932：

畫家Eileen Agar:

畢加索：

亨利·摩爾，1943年：

保羅·德爾沃，1944年：

瑪格利特，1944年：

馬克思·恩斯特，1946年：

Jean Arp, 1947年：

André Masson，1955：

Jean Dubuffet和Georges Limbour，1959：

米羅，1970：

更多的李的作品，可以在李·米勒的官網上看到： https://www.leemiller.co.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