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認，我和很多人一樣，有很深的童年情結。它包含了對無法抑制的往事追憶，時光荏苒所留下的挫傷。所以，提起影片《光陰的故事》時，這個名字本身已經帶有了超越于電影本身的一層意義。雖然我們揮霍光陰的途徑不盡相同，追憶似水年華的契機也不是那么豐富，但依靠著這樣一部電影，我們依然可以放肆地追憶。每個人的成長都有著明顯的時代烙印，同時，這樣的烙印又根植于往事的模糊不清楚。這種奇特的差異背后，電影提供了一系列的途徑去追憶。當時代的腳步不再顧及著每個人的追趕，新時代露出了它猙獰而又無情的一面，我們的舊事來不及回味，便已經被拋諸于腦后。不為何故，繼續匆忙追趕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幾股充滿青春激情的創作力量把《光陰的故事》推上了舞臺，共同呼聲還來自于電影所引發的一場運動，它給臺灣電影乃至于華語電影格局都帶來了極大的震動。《光陰的故事》（In Our Time），臺灣新電影運動問世二十多年的象征，一個用不斷成長來講述的光陰故事，導演分別是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四個故事則為《小龍頭》、《指望》、《跳蛙》、《報名來》，分別借喻著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又為小學、中學、大學、社會四個跳級式的人生階段，恰好形成了一個轉動的故事，所有人也在重復這個必然而然的成長。那一年，后來成為臺灣新電影運動領袖人物之一的楊德昌走過了人生的三十幾個年頭，充沛的創作精力正在起點上。直覺告訴我，光陰故事舍棄了老年，是因為這個故事本身隱含了臺灣電影的成長象征，需要起步，需要成長，需要激情，需要徘徊，但是不應該去涉及沉重的老年和衰敗，然而，臺灣新電影走過了輝煌的顛峰后，到二十幾年的今天，已有入土的疲態。回首這二十幾年，除了感慨，還是感慨。當羅大佑、張艾嘉先后用他們純粹卻憂傷的歌聲唱著《光陰的故事》，那時候，我還不知另有一個《光陰的故事》，經過悄然培育，1982年，這個故事出現在了臺灣本土的許多地方回到篇首，每個生命孕育后的成長，都起于童年，對新電影運動而言，成長的起始，也是童年，所以，這一靈感到了陶德辰那里，就是一個美麗而簡單的故事。不需要時代更不需要深刻的寓意，這個故事的純真無暇已經讓人難忘。身邊人，都已不復當年孩時的純潔——那個父母看管下無憂無慮又不懂世事的童年。再到《指望》的時候，輕輕的音樂里呼喚出了一個酸澀的青春故事，幽暗，安靜。這個在時下看著早已被蹂躪無數次的初戀式朦朧，依然帶著其自然的清新可人及毫無做作，展示著楊德昌初始的鋒芒，也正是在那些黑夜焦慮里，是之后楊氏風格的一再凌厲。一個少女的初戀，就在不經意的一次開門后，悄然獻出，鏡頭給出了很多阿芬注意的細節，如姐姐的身體，還有期盼對象的一舉一動。當然，結局也是有點疼痛的，不過沒有過多拘泥，便一下黑幕了。比較于《小龍頭》里面尚是無意識的喜歡好感，《指望》里阿芬的意識成長顯而易見，這不僅僅是身體變化所帶來的，也是種似花蕊綻放的欣喜。那個和她一起矮了個頭的小男生就是個天然對比，兩個人都在那段日子里發生著很多變化，哪怕是一次細微的改變。《跳蛙》里杜時聯成了一個永不言退的代名詞，他所考慮的也不再是純粹的愛情或者學業本身，而是尋找著機會磨練自己，這既是青春激情的表現，也是勵志的一種手段。影片在最后一剎那有了個高潮，他終于如愿以償。柯一正，這個以善拍成長教育片的導演，總是希望著大眾能夠回歸心靈與生命的單純。張毅的最后一個故事實在太短了，以至于連演員本身都刻畫不好。像張艾嘉，除了幾段對話外，幾乎鮮有其他機會。雖然有好演員，雖然有挖掘的充分條件，但是故事不可避免地過分依賴于情節本身，現在看來精彩性確實要折扣很多，不過置放于當時，這般貼近生活的題材還是很值得一看。畢竟80年代初，能一下子吸引人視線的東西已屬不易。人與人的隔閡，在水泥森林的都市里，已經被默認存在了，當我們大陸在10幾年后才正視這一切的時候，《光陰的故事》已經早早揭示。當然如果對比于西方社會城市化的起步，這個故事也許很平常；但是于整個中國，卻是比較領先的表現。片尾那對小夫妻恢復了正常的生活，那只惡犬也溜進了房內，鄰居倆的寒暄把《光陰的故事》帶向了一個平靜的結局，普通大眾的平凡生活，成為一個難以擺脫的籠子。不敢妄稱這是一個詩意的故事，《光陰的故事》里面有詩意（對整個光陰流轉的一種抒情追憶），卻更多是寫實（片子的發展及最后故事的結局），甚至是帶有實驗性質的，用四個短片合成一個故事，又有個人才華又有團體合作，新電影運動以這樣的合作問世，實在是精神可嘉。相似的我們還可以在大陸第五代《黃土地》里找到和臺灣那時侯相似的團結合作與努力進步。《光陰的故事》在當年就用這樣特殊的形式贏得掌聲和榮耀，從而掀開了一個新篇章，可以說，是次合作的收獲。對于臺灣新電影運動而言，收獲成長與希望，這是《光陰的故事》帶來的最好寓意。當年傳唱一時的歌曲終于老去，成為了魂牽夢縈的回憶，這美麗歌詞背后，我們還感慨著羅大佑這樣一個傳奇象征的音樂人物，同樣的，《光陰的故事》也會是，不僅僅是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以及之后許許多多臺灣導演的名字。黑暗的，苦澀的，這些不幸的代名詞沒有最終掩蓋住一群人的努力。逝去的也許是傷痛，不滅的、更多的，依然是夢想。當1947年，楊德昌和侯孝賢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上天似乎有意把這兩個人故意安排在一起，然后，等待著臺灣電影美麗明天的到來，于是整個過程，即是光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