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電影的《馬丁·蓋爾歸來》，其原型來源于16世紀法國農村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案件，四百多年來，這個傳奇故事一再被講述，甚至“為一部劇本、兩部小說與一部小歌劇（operetta）提供了靈感來源”。故事梗概是，游手好閑的男人馬丁·蓋爾在拋棄妻子離鄉多年后歸來，他不但有著馬丁的身份，還有著馬丁的記憶，因此很快就被村民們接納，與貝特朗生活美滿，育有一女。但在與馬丁的叔叔皮埃爾產生利益糾紛后，他的身份受到了部分村民的懷疑。他記憶力極強，又能言善辯，巧舌如簧，甚至一度說服高等法院的法官判他勝訴，但真正的馬丁·蓋爾走入法庭，讓他功虧一簣，落得被絞死的下場。值得一提的是，歷史學家娜塔莉·澤蒙·戴維斯加入了該片的主創團隊，提供史學方面的指導，這不但使得本片經得起嚴謹的史學論證，其獨特的創作方式也給本片打上了濃烈的歷史人類學色彩。 細節方面，直接讓村民們在心中產生懷疑的是流浪漢的三言兩語，但其實此事早有端倪：此位“馬丁·蓋爾”在返鄉時，首先是將在田里耕作的兄弟倆認反，繼而沒能叫出尼古拉這個他在村里本該認識的人的名字（尼古拉本人或許一直對此耿耿于懷，因此在后來法官的初次審判時果斷地站在了法官的左邊——這代表著他認為其是冒名頂替的），緊接著又相繼忘了家里的蠟燭放在哪，以及他的白褲子是絲綢還是亞麻做的。或許這些都可以用他已理想多年而記憶模糊來解釋，就連他從不愛參與農活到勤于經營自家土地，從對性生活興致索然到每晚都讓貝特朗心滿意足，從大字不識到認字甚至會寫字，從出走時身材瘦弱到歸來時的高大強壯，上述所有的這些變化都可以用他將近十年來的成長來解釋，一時之間得以被掩蓋了過去，但當他與皮埃爾之間發生利益糾紛之時，所有的這些異樣都將被放大為其致命的瑕疵。 值得玩味的是，村民們在一開始也并未在較長時間的相處中對阿諾·迪蒂爾有所懷疑，而是在他與皮埃爾·蓋爾之間有了利益糾葛時才產生了疑慮，甚至還有一部分村民始終堅持他就是真正的馬丁·蓋爾。這除了可以用這些村民們的從眾心理來解釋以外，還足以說明人們對于某個“人”的定義并不是恒定不變的，而是存在著一個不斷再構建的過程，且這個過程其實是相當主觀的。特別是在“馬丁·蓋爾”遠走他鄉多年后，在這些村民內心深處的觀念中，他們已失去了對他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認知，而是已經把這個人名及其所代表的的事物當做了一個模糊的文化象征符號來看待。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勒曾這樣評價此種現象：“……我們所有的歷史知識包含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人們用以表達其觀念、感覺、情緒、思想和信念的符號在短時間以后就變得難以理解。……歷史就是要復活這些符號，使它們恢復為一種新生命，使它們再次變成易讀的和可以理解的。”（卡西勒：“歷史哲學”，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雷蒙·阿隆也在《論治史》中寫道：“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創造的是一個他們在事后才了解，費了好大勁才了解的歷史。” 哪怕是一個曾與我們朝夕相處，對我們來說最親密的人，在他從我們身邊離去多年后，我們在回憶時若想再對他有一個他真正準確的認知，其實也會變得相當困難。那些曾在我們身邊歡聲笑語過的人，有那么一天，我們永遠地失去了他們。他們雖然沒有變成天上的星星，但也變成了我們內心深處一個個完全由我們自己定義的模糊符號，對這個世界來說則更是成為了一個已經難以釋讀的文化符號，后人更是很難弄明白這一個個符號在我們這個時代到底象征著什么。“馬丁·蓋爾”的長期離鄉對于村民而言正是如此，而已經消逝在歷史長河中的歷史事件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哪怕是我們親身經歷過，親身愛過的也是一樣。 還有一點，村民們是否像關注財產那樣關注真相？事實證明，如果沒有利益沖突，誰也不會在意真相。這說明，人們并不會選擇正確的，而是會選擇他們想要的。就像在這場鬧劇的最后，法官問貝特朗，她其實是不是只是需要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到底是“馬丁”還是“阿諾”，在審判的這一刻對她來說或許已經并不重要，至少她現在過得很幸福，這就夠了。 最后我想談一談本片的歷史人類學因素。我認為本片與歷史人類學有兩層關系：創作方法上的，以及創作內容上的。 本片在創作方法上的歷史人類學因素很好理解，可以說電影這個載體本身就是為歷史人類學（或后現代主義史學，又或是微觀史學）而準備的。因為電影這個載體所要求體現的，對于鄉村生活中無限細節的刻畫，使戴維斯“不得不像田野中的人類學家那樣，探究在某一特定時間、某一特定小地方的人們是如何生活的”，而“這種思維活動類似于人類學家的民族志寫作，其實也是微觀史學方法論的核心。”歷史人類學的一大目標正是“發現他們也許看到過的世界，他們也許有過的反應”，這與電影這類載體不謀而合。正如她所概括的：“電影可以揭示——或更準確地說，揣測——過去是如何被體驗，如何被表演的，在具體而微的、地方的層面，人們是如何經歷大的（歷史）動力與主要的事件的。”值得一提的是，她并沒有像人類學家一樣，到故事發生的這個小鎮去做田野調查——過于久遠的時間間隔或許已經使得這種考察方法變得不可行，而是“同那些扮演16世紀人物的演員交談”，她如此評價她這種獨特的考察方式對她的創作所起到的作用：“我在我寫的書的注解中，不能引述這些演員的話作為證據，但是他們的評論增強了我的信念：在以我所做的那種方式詮釋法律和村落文獻時，我走對了方向。”“電影就有著微觀史的某些優勢，能夠展示具體的表現。它會迫使你去想象某些事情是如何發生的，而那是你只用文字寫作不會費心去思考的。” 本片在創作內容上的歷史人類學因素則是我個人的解讀，若有偏頗，敬請斧正。阿諾在因真正的馬丁出現在法庭上而無力回天后所進行的坦白中說道，“路上有兩個人把我當成了他”，于是“我開始打聽關于馬丁的一切消息”，最后他在擁有馬丁大部分記憶的基礎上成功把自己偽裝成了馬丁，進而成為了村里的一份子，被村里人所接納。調查某個地區的信息，然后努力嘗試著讓自己融入當地，并在最后成功“打入內部”，讓原住民把自己當做他們中的一份子。我覺得這個過程很像人類學家的某些常用模式。用人類學的術語來說，這是一名觀察者、研究者作為外來者在當地“土著化”的過程。 人類學家格爾茲夫婦在巴厘島看斗雞，而斗雞在當地是被政府禁止的。當警察向斗雞場所發出突然襲擊時，圍繞著斗雞場地的人群立即向四面八方逃跑，在這種混亂恐慌中，格爾茲夫婦并沒有簡單地掏出證件以示他們的身份，而是選擇了和村民們一樣迅速逃跑。這種“入鄉隨俗”的舉措使他們很快從被村民“遠離”的“幽靈”變成了被村民接納的“巴厘人”，由“身在其外”變成了“身在其中”。巴厘人由此改變了對他們的態度, 他們之間曾經有過的節制的、幽默的、相當禮貌和令人茫然的親切狀態，瞬間化為親密無間的相互取笑。一個外來的人類學家終于成為巴厘島的一員，格爾茲因此有了深入觀察了解巴厘島斗雞游戲的內在本質的機遇，也給人類學界留下了一篇實踐“深描”手段的民族志典范。或許這是我的過度解讀，阿諾的這些所作所為并不是出于研究的需要，他融入當地的目的是求財求色而不是要對當地進行考察研究。但我認為若不談具體動機而只是僅從行為和結果的角度來看，他的所作所為則正好與人類學的考察模式暗合，其行為的結果則更是人類學家所夢寐以求的。當然，是指完美地融入當地并被當地原住民接納，而不是被絞死。 另外，這個故事中還有一些類似于“公眾記憶的塑造”“公眾對特定人物形象記憶的塑造”的問題（特別是當他們不識字，無法把自己和身邊事物的歷史清晰準確地寫在紙上，而只能以口頭的方式使其流傳時，他們對特定事物的記憶是如何一步步被塑造的？這又有著怎樣的一個變化過程？），以我的能力無力探討，但我覺得這是相當值得去進一步思考的。 同樣是專業人士加入電影主創團隊提供專業指導，同樣是拍完了電影覺得意猶未盡，在學術層面還有些想說的而專門寫了本書，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跟基普·索恩的《〈星際穿越〉的科學》極其相似呢...都是看了以后才發現，“他們是在用我們所難以想象的嚴謹態度來進行這部電影的創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