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力傳》在美國口碑很好，因為所有人的關注點都在技術層面，那是他們成天掛在嘴邊的東西。他們對電影的褒獎僅限于技術層面，但對我來說，技術固然重要，也很有意思，但內容才是我真正感興趣的地方。” ——伍迪·艾倫《我心深處》

《西力傳》無疑是成功的。 它以反類型紀錄片的方式啟發(fā)了觀眾： 哇，原來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還可以這樣搞的。 它以令人應接不暇的電影技巧啟發(fā)了業(yè)界： 哇，原來技術還可以這樣用的。 然而，《西力傳》在第56屆奧斯卡收獲的兩項提名——最佳攝影與最佳服裝設計，恰恰暗示大眾的聚焦點在于“技術層面”，伍迪艾倫如是說。回溯這場荒謬實錄的“內容層面”，有這樣一個議題，它困擾著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猶太人，也困擾著此外的眾生；它肆意于三十年代，卻在從前與往后未曾失去它的溫床——人格的彈性。 盡管關于人格塑造的觀點眾說紛紜，但在長久的語境中，爭議各方總是傾向于將人格描繪得如同一株植物：栽培與風雨或許會改變生長的進程，但深扎入土的根（或許是本性、基因、童年境遇）決定了生長的方向。而在七八十年代，關于人格出現(xiàn)了這樣一種解釋：人格是一根柔軟的彈簧，在善與惡之間徘徊，在多重角色之間搖擺。其中，情境是外在的拉力，對群體認同的渴望是內在的推力。 記得曾經看過一場辯論，評委投票后，唯一一位投給正方的評委在點評時是這樣開頭的：“我不喜歡成為少數(shù)派，因為少數(shù)派意味著一定要發(fā)言。”評委的煩惱終是評委的煩惱，生活中人們總有解決的智慧。在一個高度同質化的群體中，當我們驚覺自己成為少數(shù)派時，我們往往三緘其口，將自己的觀點包裝成他人能夠接受的形式，或是索性保持沉默，并視其為社交的技巧。 我們的語言中，把群體中的“順從者”稱作“從眾”，把“偏離者”稱作“異類”。有意思的是，“從眾”一詞暗示了對“順從者”無能的評價，“異類”則堂而皇之地顯露了將“偏離者”驅逐出內群體的沖動。擺在少數(shù)派面前的問題是：我該為了安全而閉嘴，或是為了真我而發(fā)聲，這樣的矛盾便催生出了“他者”的困境。

“我相信，想打入某個核心的渴望以及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懼，會占據(jù)所有人一生的某些時期，甚至許多人從嬰兒時期到垂垂老矣，終其一生都會被這些念頭盤踞……” ——劉易斯《核心集團》

伍迪·艾倫正是將“他者” 的焦慮推至卡夫卡式的荒謬，竭力試圖被同化的西力被降維成了一面鏡子，在生理和心理上呈現(xiàn)周遭人群的鏡像，成為了布魯諾·貝特爾海姆所說的“為了與周圍環(huán)境相適應的終極調整者”。西力代表了“人格彈簧”中的內生力量的極端，即不論周圍的情境力量有多微弱，他始終會依據(jù)情境而調整自我的人格。因此影片中，當西力即將康復時，尤朵拉醫(yī)生害怕“和人格太強勢的人（with strong personalities）在一起會讓西力變回原來的樣子”，擔心的正是西力剛剛萌發(fā)的自我還無法抵御強大的情境力量。 如果影片到此戛然而止，那么這只是一個關于“愛與救贖”和“做自己”的伍式調皮搗蛋小故事。但是影片的最后十分鐘指向了人格問題更為駭人的一面：擁有健全人格的普通人在什么情況下會變成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法西斯主義。

這一場“盛會”的參與者，即使他們沒有西力那般變形的能力，但是當他們以軍裝取代便服，以編號抹去姓名，以責任壓倒道德時，他們也如西力那樣，成為了特定情境中合格的演員，演著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角色——沒有感情的殺人機器。

“除了規(guī)定和角色權力之外，由于制服、裝束和面具的采用，掩蓋了每個人的一般面目，從而促成匿名性的出現(xiàn)并降低了個人責任歸屬，情境力量也變得更有權威性。當人在情境中覺得自己擁有匿名性，也就是覺得沒有人會意識到他們的真正身份時，反社會行為就比較容易被誘導出現(xiàn)。”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應》

事實上，“彈性人格”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源于對于法西斯主義下人性異化的思考，米爾格倫實驗與斯坦福監(jiān)獄實驗（盡管存在漏洞）都在一定程度上警示著人們：那些窮兇惡極的狂熱分子，只不過是在匿名化、去個人化、去個性化、高壓權威的情境中扮演了迫害者角色的普通人。他們活在了一個延伸現(xiàn)在的時刻中，過去與未來都遙不可及，服從支配了理性，行動駕馭了思考——一如在失憶的狀態(tài)中屢屢犯下罪行的西力：那不是真的我。 在影片的最后，對于“他者的困境”，老頭子給出了他的解決方案：愛。這是一個老掉牙的影視劇萬能解法，但是卻也不無道理，因為真正的愛是一種使人放下偽裝的愉悅。而對于在情境的強壓下應該如何反抗群體迷思，伍迪艾倫的幽默中包含了某種對于人性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