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正在中央戲劇學院讀書的布魯斯?羅賓遜遇到了他的新同學維維安。這是個英俊的小伙子，人人都說他長得像馬龍?白蘭度，只待時日必成大器。他才華出眾，表演不凡，筆頭也夠活絡，不過，維維安的天才并不在此。維維安的天才在于他就是維維安，他用他的一生來演繹這個叫做維維安的人物。從1966年到1976年，畢業后的布魯斯?羅賓遜天天寫日記，頁頁上都是維維安的名字。維維安酗酒、維維安嘔吐、維維安用酒來阻止污穢從口中再次傾巢而出。維維安終于把自己給喝死了，他說：“如果世上有上帝，為何屁股能翹得剛好被踢到？” 布魯斯?羅賓遜回答道：“我不得不同意你。”維維安走了，日記悄然而止，羅賓遜不無傷感地寫道：如果天堂有酒吧的話，你肯定在那里。濟慈也會在那里買醉。長指甲長指甲就是維維安，維維安就是世界上最為勇敢的雜種。在布魯斯?羅賓遜的傷感記憶里，維維安長得并不像馬龍?白蘭度，他毫無白蘭度的那種男子氣概，他消瘦嶙峋，油光光的頭發往后梳起，恐懼的眼睛望著這個變態的世界：“一千三百萬的倫敦人應該醒悟過來，謀殺、抵抗、強奸！”他穿著小領白色襯衫、綠色丁芯絨褲、土黃色馬甲小背心、絲綢圍巾系在脖子上，寒冷多雨的倫敦讓他不得不披上一件席身風衣。是的，他從來都不屬于美國，不屬于那個或是沒有底蘊、或是過于幼稚的國度，他屬于濟慈和拜倫的國度，屬于波德萊爾的家鄉，如果在當代，他則是引領潮流的metrosexual。 是的，這就是長指甲。他是一個詩人，他是一個表演藝術家，但他的才華并不通過他所念念叨叨的莎士比亞和濟慈而顯現，而是他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像19世紀的詩人那般依靠父母資助而茍且偷生，像18世紀詩人那般依靠貴族的憐憫而遁逃出世，像本雅明筆下的陰謀者那般應變而動，用謊言和欺騙謀生，用酒精和毒品麻醉。不過，和安東尼奧尼的《放大》不同，在布魯斯?羅賓遜的鏡頭下，長指甲的放縱沒有任何反抗和暴亂的指涉，沒有任何存在主義的荒誕思考，長指甲甚至討厭偉大革命作家高爾基的《海燕》，那么，就讓他成為他自己吧。當生命在大雨滂沱中燃盡時，長指甲身邊不需要任何人的陪伴，也不需要任何意識形態的提升。《哈姆雷特》中的經典詞句脫口而出，不過可笑的是對著一群不解人意的動物。我與長指甲的一生“我”就是布魯斯?羅賓遜。《我與長指甲》是他的自傳電影。也許是為了襯托出長指甲—維維安的華麗，“我”變得如此平淡。長指甲的服裝打扮讓他可以來自資本主義的任何一個時代，可我卻是一個典型的六十年代人物：如果卷發還沒有讓你想起點什么，那么，在卷發底下配上一副圓框黑色墨鏡卻足以讓人聯想起偉大的約翰?列儂。如果說這不是一個刻意的玩笑的話，那么“我”將代表著英國社會和文學中另一系列的人物：他們的理性還能羈絆住非理性的馬鞍。如果“我”就是約翰?列儂的話，那么，長指甲就是希德?巴瑞特（Syd Barrett）。好吧，如果這并不是我的非分之想的話，《我與長指甲》太容易讓人聯想起王家衛的《春光乍泄》了。黎耀輝與何寶榮就是我與長指甲的翻版。他們之間的感情太容易讓人想到同性之間的柏拉圖之愛。一個照顧人，一個被照顧；被照顧的還要欺騙嘲笑他，于是，從溺愛到容忍再到最后的離去，沒有人能夠道盡其中的曖昧和無奈。可憐的是“我”，盡極仁義之后，也許觀眾最愛的還是那個不可一世的長指甲。從倫敦到湖區時至今日，《我與長指甲》早已是一部cult經典。但是，和眾多的美國獨立電影不同的是，如果你不對英國的文化和歷史有足夠的了解的話，那你就無法從這部在敘事上平淡無奇的電影中得到任何信息。我們也許早已對美國的毒品文化和搖滾文化捻熟于心，對于直截了當的臟字和俚語怦然心動，但我們卻無法從倫敦腔的、修辭繁縟的英國獨立電影中得到任何縱深的了解。《我與長指甲》的主體情節從倫敦一直發展到著名的湖區，這本身就是對長指甲和“我”這兩個人物的歷史回溯。從長指甲回到濟慈再回到華茲華斯，英國的歷史向前推進了幾百年，當華茲華斯的子孫以激進的方式重返這個孕育他們的所在時，其中的隔閡、鎮痛和歷史交錯輪回中的無奈與巧合便油然而生了。幾代人過去了，也許他們仍然喝著同樣的威士忌，但是，物是人非，詩人和大地早已疏離，而回到倫敦，毒品販子從南美帶來了最新最in的可卡因，于是，一個時代就這樣過去了，正如影片在不斷強調的那樣：再過幾天，一個年代就終結了，新的世紀即將到來。在歷史的落寞中，不僅有長指甲，還有他那個言必稱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其實卻是個異裝癖同性戀的姨父，“我”抽身而出，不知所蹤，在倫敦陰暗滂沱的陣雨中，歷史化為一片灰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