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故城 《冰海沉船》（A Night to Remember）改編自美國著名歷史研究專家沃爾特?勞德的同名小說，故事從泰坦尼克號啟航前，一直延續到整個沉船事件的善后，真實再現了“巨人殞落”的完整過程。四十年后，好萊塢翻拍這部英國巨制，以恢宏的視覺特技效果和浪漫的古典愛情故事包裝，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對泰坦尼克號的熱議。 卡梅隆的《泰坦尼克號》的成功，一半屬于好萊塢電影工業，而另一半當歸功于這部《冰海沉船》。因為前者關于災難場面的描寫和歷史事件的還原，完全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之上，即便是人物性格、階級性或涉及意識形態的人道主義等人文命題，也毫無新意的照搬了后者。 不同于《泰坦尼克號》的雙線交錯的謀篇布局形式，《冰海沉船》按照事件發展時序敘事，強調影片的紀實性和還原歷史的功能性。影片看起來規整、平衡，敘事不偏不倚且面面俱到，完全可以歸類于巴贊定義的 “經典好萊塢電影”的范疇：“得體、均衡、形式和諧、尊重傳統、模仿、不出風頭、技術和冷靜控制觀眾反應的觀念。” 在《冰海沉船》的拍攝年代，電影特技還未侵襲電影工業，也不足以支持導演在影片中去制造奇觀，因此敘事重心自然落在還原歷史事件的始末之中了。影片在開始后13分鐘，就用冰山警告電報為故事發展設下了懸念，而后頻繁的電報情景更是交代了電報員何以錯過重要電報的原因，整個社會的浮躁與自大一覽無遺，為影片后半部分的劇情埋下了伏筆。另外，影片通過情節的層層推進，不遺余力地尋找那些細枝末節中所蘊藏的可能性，并讓因果邏輯鏈條中的各個結點逐步顯現出來，觀眾作為旁觀者是全知的，也是冷靜客觀的。而在《泰坦尼克號》中，這些細節均被埋藏于愛情故事的明線之下，巨輪撞冰山的原因已不再是導演需要刻意探究的部分，而關鍵是如何展現出一個現代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隨之而來的是兩部影片在敘事策略方面的差別，《冰海沉船》整片節奏平靜舒緩，大都采用固定鏡頭攝影，敘事過程中也盡量淡化事件中的戲劇成分，采用“羅生門”式多點多角度敘事手法，由點及面，力圖完整還原沉船過程的全貌。而《泰坦尼克號》則洋溢著激情、意外和沖突，大量的運動鏡頭捕捉人、船和事件發展的動態結果，并放大故事本身所包含的不確定因素，觀眾更多的被人物命運走向牽引，而沉船過程會被放在相對較次要的位置。 當然，《冰海沉船》作為一部英國電影，也保持了歐洲電影較注重社會學意義和人文價值的傳統，更多地關注各群體、各階層的生存狀態，而并不頻繁的介入個人命運情感的脈絡走向。如很多時候，導演羅伊?貝克會將鏡頭對準英國社會的不同層次的個體，如蕾切德爵士夫人、教會的牧師還有底層的制造工人，雖然每個人都掠影匆匆，但整個社會的心態和生存狀態都盡收眼底。《泰坦尼克號》則吸取了前者對社會貧富差異、階級意識和巨輪不斷下降的場景的細節描繪，但對人性、階級性的刻畫都具有相當的世俗特點。 《冰海沉船》中所強調的船艙等級或是人物階層，實際上是存在一定的錯位。身為貴族的蕾切德爵士夫人和女暴發戶便是一個例子，前者高貴優雅，后者卻總在眾人之間炫耀自己的發家史（透著英國式的酸諷），兩人在情感和價值取向方面存在明顯的分化，然而在隨后的故事進程中詭異的“殊途同歸”了（兩人上救生船時卻表現出相同的階級優越感），羅伊?貝克這種對階級關系的透徹看法，被卡梅隆的新作所拋棄。他雖然站在人性、人道的立場上試圖批判階級文化和偏見（安排了露絲和杰克的愛情），但卻通過一種跨階級的愛情淡化了階級差別的殘酷性，以此滿足大眾的心理需求，爭取文化消費導向的認同。比如，作為上流社會成員的露絲，她內心卻不認同自己的貴族身份，不顧母親和未婚夫的阻撓，甘愿與末等艙的“下等人”杰克相戀，而不像大多數貴族那樣，拒絕“自降身價”，拒絕放棄階級性賦予的優越感。實際上，不論在哪個時代，這些都是階級性中難以僭越的障礙。由此看來，《泰坦尼克號》要比《冰海沉船》更易討好大眾，也更具消費功能，而后者則站在社會學層面審視人和人的行為，更具反思功能。 事實上，西方媒體如此關注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還是因為此事件本身蘊含著西方社會對英國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發展的反思。 影片伊始的火車上，兩對夫婦便對報紙上關于“泰坦尼克號”的報道起了爭論。二副讀著報紙上“人類的創舉”、“水上之城”，嘴上卻諷刺船上配套設施的豪華（典型的口是心非）。而旁邊的紳士聽不下去了，反問道：“你是外國人嗎？難道你不以這艘船為榮嗎？”此處所映射了整個英國社會的浮夸和急功近利，這是導演為巨輪沉沒埋下的第一處伏筆。此后，導演又用施特勞斯的圓舞曲和滴答的電報聲作對比，暗示其它船只的電報是專門用于傳輸航行信息的，而泰坦尼克號的電報卻充斥著富人的調情、吹噓和浮華做派，這種高姿態對后期臨近船只未能出航救援有所暗指。當然，如此的見縫插針在影片中不勝枚舉，它們都將矛頭指向英國社會的自負，難怪劫后余生的大副，看著眼前的浮尸悻悻的說：“都怪人類太自負，甚至現在，我都不相信這一切真的發生了。” 《冰海沉船》拍攝于1958年，“馬歇爾計劃”后的英國早已脫掉了“皇帝的新衣”，那個時代英國社會開始集體反思。工業革命曾造就了“日不落”，但也讓英國養尊處優近兩百年。一戰前，出于對曾經輝煌的念念不忘，泰坦尼克號誕生了。然而，這個工業文明的產物，雖號稱“永不沉沒的海上堡壘”，卻“意外”沉沒于第一次遠航，它不僅把人類對自然的所謂征服無情嘲笑了一番，也讓遲遲不愿走下圣壇的英國貴族終于承認自身的沒落。“泰坦尼克號”與“英國”的同構性也便在于此了。 其實，回顧上世紀六十年代歐洲思想文化的演進，我們會發現影片正處于現代性社會批判走向現代性文化顛覆、現代性遭遇后現代性的文化交割時期，以“理性”和“人道”為基礎所構造的現代性面臨崩潰瓦解的局面。而泰坦尼克號作為工業革命的象征，它和摩天大樓一樣被視作現代性的產物，它的沉沒，標志著，現代性這一立足于理性幻想的完美預設，在現實中被無情顛覆了，聯想到更早期的電影《金剛》的某些場景（金剛爬到帝國大廈頂為所欲為），我們不難發現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對電影創作者的巨大影響，而實際上，拍攝泰坦尼克號這類題材，也反映出社會對現代性所構建的烏托邦之意識形態的反省，是文藝界對現代性話語譜系的集體反思。 《看電影》 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