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在尋找什么信息，我只是對人們感興趣，對家庭，對孩子，對提供的服務，各種在這個越來越被計劃好，機械化的世界里的各種小問題感興趣。”——雅克·塔蒂 《我的舅舅》是雅克·塔蒂的第三部長篇，以于洛先生為主角的第二部影片。我們終于得以見到于洛先生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樣的。他住在一所老舊可愛的公寓樓的頂層，這是一個傳統的居民區，有一些善良的普通居民，生活熱熱鬧鬧，卻也頗悠閑。相對的，于洛先生的姐姐和姐夫住在一座現代的高科技住宅，姐姐費盡心思，讓丈夫幫于洛先生在他的塑料工廠里找一份工作。于洛先生又搞砸了，他顯然和任何機械化的事物格格不入。 故事里沒有說教，也沒有極端的諷刺與批判，塔蒂用滑稽的、好玩的人與事所包裹的，是現代——傳統、拘束——自由、機械化——人性化的兩種社會圖景。就像他本人說的：“我不教育別人，我只是試圖給人們一個可以進入的情境，在那里他們可以有理由發笑。” 影片到處是塔蒂精妙的設計，開頭的工作人員名單以路標的形式呈現出來，而且這個路標位于一個施工工地前，顯然一棟新樓房正在建造。接著，出現了典型的法國傳統街區，幾只流浪狗四處聞嗅，尋找食物，古老的青磚墻上，寫著影片的名字“我的舅舅”。現代與傳統的對比從這個開頭就建立起來了。 最鮮明的對比則是于洛住的老公寓樓與姐姐的現代化豪宅“阿貝爾公寓”。雖然表現的是二戰后的現代建筑，但阿貝爾公寓的設計靈感來自1920年代左右的建筑。設計師Lagrange說：“我拿剪刀和漿糊用《建筑評論》上的插圖做了一個拼貼。從這里拿一點，那里拿一點，舷窗式的窗戶，愚蠢的涼棚，讓那么一小塊地顯得大一些的曲曲彎彎的花園路……這是一個建筑的大雜燴。……當年輕的建筑師們試圖變得前衛的時候，卻犯了他們爺爺輩犯過的錯誤。” 有趣的是，影片一上映，就有人要求建筑師為自己建造一座一模一樣的阿貝爾公寓，現在這房子還有人住著呢。 阿貝爾公寓完全是在幾何學的范疇下設計建造的，每一個元素都是精準切割的結果，包括房子、花園、小路、門窗與家具。房屋周圍是一排金屬圍欄，與鄰居家分割開來。同樣的視覺設計也應用在阿貝爾先生的工廠里，空闊的辦公室，連椅子都是阿貝爾家同款，室內無一點裝飾。那些線條與圖形顯得呆板又乏味，而且一律采用冷色調，與于洛所住的曲折、不規則又色彩溫暖的小房子形成鮮明對比。 在于洛先生的生活環境里，狗子們被允許自由撒歡，兒童在外面嬉戲，集市也熙熙攘攘的。所有的事物——住宅、街道、商鋪看起來都色彩斑斕和與眾不同。在于洛先生上樓的長鏡頭中，無聊的行動也變得生動活潑：公寓占據整個畫面，于洛先生在每層不同的窗前穿梭，有時露出腦袋，有時是腿，有時是半身，有時是全身。樓內的其他住戶則做著自己的事。公寓樓變成一個充滿趣味與驚喜的迷宮。 在景別上，兩種場景也有區別，現代公寓多采用近景，體現出一種現代生活的排他性（這種排他性還體現在獨立的現代公寓與將住戶分割的鐵柵欄、小轎車以及止于禮節上的虛偽問候）。而傳統街區則多用遠景、深構圖，傳達出一種包容性。 塔蒂并沒有把兩種建筑和場景架空，他們在數個鏡頭內都有重疊，可以清楚感受到傳統的街市正慢慢向現代化過度。比如影片幾次將鏡頭給了一堵正在拆毀的舊圍墻，遠景則是數棟一模一樣的現代大樓。所有穿行于新舊兩種生活環境的人，這里似乎都是必經之路。影片臨近結尾時，我們還看到工人正在拆圍墻，那里不遠處就是于洛住的地方，可以想見，在不久之后，那座可愛的小公寓樓也將消失。 在一個工廠的遠鏡頭中，近景是一個農民和他的菜園。農民在他窩棚的旁邊種植蔬菜，背后的工廠則在不停的生產不可再生塑料。 生活環境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塔蒂對超速發展的現代科技對人的異化指涉是顯而易見的。戰后經歷二十年的恢復與變革，經濟復蘇，到了一個新科技新產品大爆發的時期，進口摩托車、汽車、電視、廚房電器以及美國夢的概念影響著法國人。然而拋棄手工全部以機械取代真的滿足了人們的夢想嗎？未必。看于洛和姐姐不同的生活方式就知道。 于洛的姐姐是個對生活現狀心滿意足的小婦人，她最大的樂趣就是享受過于整潔、高度機械化的家。她的廚房是全自動化的，最近為了慶祝結婚紀念日，她還為丈夫把車庫大門改成了自動化開關的。他們感到很幸福，直到一不留神被關在了車庫里。其實拍攝時這些東西都要靠手動，比如廚房里那些設備，都是塔蒂苗條的助手藏在后面的夾層里在操作。自動車庫也是有人在后面手動控制。 于洛這個傳統生活方式的衛道士，每一次來都要鬧點笑話，制造點麻煩。在一個聚會上，他把墻上的樹枝藝術造型給弄壞了，晚上來偷偷來修。這里塔蒂開了個小玩笑。二層的兩個圓窗變成了眼睛，阿貝爾夫婦的腦袋成了黑眼珠。在一個極具喜劇色彩的時刻，眼睛盯上了正準備溜走的于洛。 他還把魚噴泉給弄壞了，水從沙地上噴了出來。這個聚會不僅是一個有著豐富細節和諷刺性的段落，還是一個有微秒變化的歡樂又溫馨的段落。聚會的開始，大家都只是表面上的客套，一旦客套完了，就沒話可說了。但從阿貝爾先生公司的技術人員挖地修水管開始，起了微妙的變化，人們變得熟絡了，我們聽到了真切的而不是裝出來的笑聲。大家舉著桌子和椅子沿著獨木橋似的小路尋找一片空地，當水管修好了，一陣歡呼聲響起，聚會終于有了聚會的樣子。類似的“解體——聚合”在《玩樂時間》中則被塔蒂擴充為餐廳中的整個段落。 在現代化街道中，所有東西都好像變成了工廠大機械生產的一個環節。忙碌吵鬧的早高峰壓根不存在，所有車輛都排成一條直線，以同一速度前行，完全遵守每一個路牌指示。汽車停在學校門口，孩子們從車上下來，整個過程就像機械性的卸貨：一個孩子下來，車開走，下一輛車停下，孩子下來，車開走……孩子們的下車時間分毫不差，每輛車只下來一個孩子，每輛車都聽在同一位置，連開關車門的速度都一樣。這就是塔蒂呈現的現代化生活方式。 于洛的姐夫，塑料公司的經理，是一個和于洛完全相反的人物。他每天出門的程序和動作分毫不差，他要沿著虛線才能把車開進車位，而且他的車位是單獨在一片空地上的。影片快結束時，他開車去接于洛，好笑的是，他無法把車停好，一個愛管閑事的行動異常遲緩的老頭給他指揮，最后也不耐煩地走了。 相比姐姐和姐夫，于洛先生和工廠里的普通工人們更接近。那是一群還未被“機器化”的年輕人，他們笑話于洛做出了香腸似的管子，還得避開老板幫于洛去扔管子。 機械化的生存環境割裂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財富、衣著、“高雅”的禮儀成為追求，人人都戴上了一副虛偽的面具，有一種外在自我高于內在自我的優越感。在阿貝爾公寓，就只有小侄子和小狗子還保持著純真。最具象征性的就是那座逼真的魚形噴泉，噴泉只有在有客人來訪時才會打開。不過也不是任何人來都會開，如果來人是自家人或身份卑微，比如于洛先生、她的丈夫、郵遞員、蔬菜小販，她就不會打開。于是噴泉成了鑒別人們身份地位的標準。花園里還有一條S形小路，這使得阿貝爾夫人去迎客時，她和客人都需要從這條小路上走過。于是在某一時刻，他們并不是在向對方走來，而是各自目視前方，對著空氣說話，直到在小路的中間相遇。塔蒂用一種刻意夸張的方式諷刺了人們無意義和虛偽的社交。 相反，于洛先生陣營的居民就親切可愛多了。塔蒂以全景視角展現了街區一角的群像。掃地工、蔬菜商、廢品收購員、老人、孩子、狗、遛狗的大爺、于洛的鄰居——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孫女。那個幫助阿貝爾先生停車的老頭是Georges Bazot飾演的，他是個有半個世紀戲齡的老馬戲團明星，在塔蒂還沒出生時就開始表演了。塔蒂專門請他客串一把，是塔蒂對馬戲演員的一貫敬意。演掃地工的是場景攝影師Andre Dino，塔蒂反復向他示范，必須每一次打掃的動作在開始前就要被某些似是而非的東西給攪和。他還從動物收容所里找來好幾條狗，想指揮這些未經訓練的狗子十分困難，塔蒂曾說：“約莫四十個技術人員不得不耐心地等待一條狗屈尊在一個電燈桿子下釋放自己這一事實讓我感到了巨大的財政上的責任。”影片結束后，塔蒂不愿將它們重新送回收容所，于是在報紙上登了個廣告，為“出演《我的舅舅》的狗明星”找領養人。結果反響異乎尋常，“我們收到了那么多的請求。有些女士愿意做任何事，就是為了要其中的一條狗。最終它們落戶到了巴黎各個角落。其中一只在很別致的Avenue du Bois安了家。它是一只很有風度的狗。另外一只在郊外的Asniere和一個退休的小個子呆在了一起。” 現代與傳統的對比在一個情節中表現得特別鮮明：阿貝爾夫婦為慶祝結婚周年紀念日，來到高雅餐廳享受食物與音樂，可是，兩個人之間卻似乎無話可說。同一晚，于洛結識了一對年輕情侶（一個搞笑的誤會），一同坐馬車回家，他們一路上有說有笑，還唱起歌來。與他們真實的快樂相比照的是，小轎車中的阿貝爾夫婦倆，彼此確認著：“我們玩得很開心，對嗎？” 《我的舅舅》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后，美國電影學院問塔蒂希望得到什么樣的待遇，塔蒂提出希望去馬克·森內特、巴斯特·基頓、斯坦·勞來現在住的地方拜訪。他見到森內特的時候，老森問他為什么要學英文：“當你什么都不說的時候，我能理解你更多。”的確，塔蒂的故事是用畫面、音效與音樂來講述的，他自己也說：“《我的舅舅》幾乎就是個默片”。 塔蒂近乎瘋狂的追求聲音上的細節，劇編劇卡雷爾講述，曾見過塔蒂在錄音棚里砸玻璃，一塊接著一塊，一連砸幾個小時，表情嚴肅， 就為了找到最合適的聲音。” 影片中，塔蒂創造性的賦予了現代與傳統街區不同的主旋律。現代住宅的段落幾乎是沒有背景音樂的，占據聲音主體的是各種各樣音量過高的雜聲，比如腳步聲，穿衣聲，桌椅聲，各種機械設備的聲音等。在后半部分一場戲中，廚房和電動剃須刀的聲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阿貝爾夫婦都變成了啞劇表演者，而他們誰也沒聽見誰。在一些車輛的鏡頭中，音樂節奏和車燈的閃爍是一致的，結尾處，停車的節奏也和音樂一致。還加入了一些讓人聯想到《玩樂時間》的滑稽音效，比如工廠側門的開關聲，于洛面試坐的椅子的響聲，魚形噴泉的噴水聲，生產塑料管的聲音等等。 在傳統街區，則時時伴隨著歡快的“背景”音樂，音樂來自于一家小餐館。塔蒂還原了一個典型傳統街區的各種各樣的聲音，顯得豐富而真實。另一個應用音樂的出眾例子是結尾的飛機場外，人們從四面八方涌進入口，他們穿著統一色調的服裝，背著同一款式的包，合著音樂的節奏往里跑，就像是在跳舞。于洛被他們夾在中間，直接轉著圈被擠進去了。 和《玩樂時間》相似的轉變在《我的舅舅》的結尾也出現了。于洛先生就像是治愈社會異化的解毒劑。他的“天性”、利他主義和真實神奇的治愈了阿貝爾一家的疏離感。就在影片快結束時，阿貝爾先生的新車開進了老街區，阿貝爾先生和兒子在機場外目送于洛先生，意外的實踐了一次兒子以前玩過的戲弄人的小把戲。結果兒子牽住了阿貝爾先生的手，就像他以前牽于洛先生那樣。 公眾號：電影套盒（laodianyinghual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