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革命不是為了革掉欲望的枷索，滿足對愛情的需要，那還要它做什么呢？ 小橋流水，風光正好。吳瓊花含羞對洪長青道，“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講”。看到這里，所有西方影評人都以為她要告白了。可是她接著說：我想趁這次趕廟會的機會，把南霸天的人頭拿回來！ 這是我關于這部1961年的紅色經典電影最深刻的記憶。那是十年前的一堂電影理論小班課，老師將畫面定格在吳瓊花正欲抬起的臉龐，插了“西方影評人”的段子，然后接著放，再然后全體同學前仰后合地笑了大約十幾秒。這個“段子”讓我至今對導演謝晉先生充滿好感，我從中學會了“張力”這個詞——它意味著欲語還休、欲拒還迎、顧左右而言它；更重要的是，我還掌握了對革命電影進行“歷史解構”的所謂“黃金秘訣”：革命就是聲東擊西，是對戀愛的暗渡陳倉。在禁止公然談戀愛的年代，當女主角說“人頭”的時候，她實際上是在說，為了愛你，我做什么都在所不惜。 先把頭腦里殘留的老師的說法轉販給大家：謝晉，或50到70年代紅色中國的電影，表面上保守得不行，其實一直在暗地里沿用好萊塢標準情節劇的風格。這跟謝晉本人的經歷有關：他生于書香之家，母親非常愛看電影，他幼小時就幾乎看遍了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能看到的所有電影作品，從《漁光曲》、《魂斷藍橋》到卓別林。拍《娘子軍》的當兒，大陸紅色電影的視覺風格尚未開始文革時期全面戲劇化的“紅光滿面”，一切都還“自然”。其時，年輕而才華橫溢的謝導演，絲毫不放過任何可以在革命故事中滲透情感的可能性：與瓊花一道結冥婚的童養媳紅蓮，原本就是奔著愛情去的：青梅竹馬的鄰家哥哥阿貴正在隊伍里等著她呢；封建地主家的女奴瓊花想必看多了“欺男霸女”的惡行，在知道革命道理之前就懂得男女有別，天真又世故地問紅蓮，有公婆，就有男人了？向姐妹們痛說革命家史時，見到洪長青等人走來，還不忘遮掩胸前傷口，對假扮成華僑富商的英俊黨代表洪長青，她初時處處防范，后來進了革命隊伍，知道了對方的身份，故事也機鋒一轉：但見吳時常撫摸著洪當初給她的幾枚錢幣“銀毫子”，眼角眉梢都是情。 原來紅色旗幟上從來不缺少飲食男女，問題只在于怎么說，誰在說，幾時說。或曰，從古至今“太陽下了無新事”，只不過現在的電影公開說，那時的電影悄悄說。就謝晉本人來講，他還真沒有刻意藏著掖著：倘若革命不是為了革掉欲望的枷索，滿足對愛情的需要，那還要它做什么呢？吳瓊花和洪長青，那原本就是要結出愛情果實的，可惜審查通不過，劇情刪改得七七八八后，就留下了那些充滿“張力”的段落。幸而副線紅蓮和阿貴一對兒，順利開花結果，在戰火中延續了革命的下一代，幸而吳和洪之間，還有幾枚銀毫子傳來遞去：先是身份未識，他送給她當路費，暗示她投奔娘子軍，然后戰場離別，她又還給他，說是火線入黨，算是第一次黨費，哪知洪犧牲前把它們跟她的入黨申請書一起埋在戰場，這幾枚銀幣還是回到了她的手里：這一遭走來，哪里還是路費、黨費、革命薪火，分明是定情信物！ 回過頭來，６０年代中國追星族的狂熱絲毫不下于今天蜂擁于“中國好聲音”的粉絲。扮演吳瓊花的祝希娟彼時只是上海戲劇學院三年級的學生，被謝晉看中了那一雙符合原著小說描述的“火辣辣的大眼睛”，演完本片之后就真的火了，火到凡她主演的話劇就一票難求的地步，而扮演黨代表洪長青的王心剛，那更是全國姑娘與大媽的夢中情人，在60年代的革命歷史片兒里，他究竟當了多少回男一號啊。 再放眼望去，80年代以后中華大陸欲望解放，改革開放“新時期”，對著歐洲美國開門開窗，以為迎來的是新東西，其實啊其實啊，辟里啪啦跑出來的什么《芙蓉鎮》《綠化樹》《黃土地》《紅高梁》，赤橙黃綠后面的食色性也根本是舊貨：３０年代上海的茅盾穆時英蔣光慈巴金他們就聲光化色了，６０年代的謝晉們也沒斷過捻，90年代臺灣的導演和編劇劉婉婷夫妻檔在《宋家皇朝》里直截了當地把那個公式寫在了宋查理留給未來女婿蔣介石的《圣經》扉頁上：革命就是愛情，愛情就是革命。 …… 話都沒錯兒。可是，十年了，重看這部電影，從“向前進，向前進”的主題音樂配著娘子軍木版畫的片頭一亮相開始，兩小時一氣呵成，看得激動，震撼，開懷之余，卻不免要檢討一番：那油腔滑調玩世不恭的語氣當真要不得：《紅色娘子軍》不能改成《吳瓊花和洪長青的那些事》，或者《兩個女青年激情燃燒的歲月》，即使這類司空見慣的調侃夠不上“褻瀆”，至少是一種刪減。 在最簡陋的網絡觀影環境下，《紅色娘子軍》仍能讓你目不轉睛地從頭看到尾，這是今天大多數華語電影做不到的事。就是對電影學院的學生而言，它也依然是關于“如何寫好命題作文”的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首先，間諜片難拍，可謝晉拍好了。洪長青假扮富商接近南霸天，救出了幾次逃跑不遂的女奴，這情節構成的基礎是標準好萊塢的情節劇。可最難拍的電影不就是情節劇么？要讓觀眾全神貫注地拴在劇情上，媒介本身就要看起來毫不費力。彼時，年輕的謝晉和他的團隊已經有了一絲不茍的風范：故事嚴密又好看，盡現海南島濃厚的地方色彩、深宅大院里的考究布置，沒有廢場廢鏡和廢話，畫面和影調為了表現階級對立用心良苦，剪輯流暢如水，聲軌鋪得穩妥，演員好看歌好聽。在這個中共蘇區時代成立的娘子軍隊伍與海南島上的土豪惡霸斗爭的故事里，它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諜戰情節劇能帶給觀眾的全部東西：一方面是上述革命目標下“有色有戒”的情欲張力——女奴們漂亮的團扇，南霸天擺的鴻門宴，黨代表和紅女兵地圖前坐一坐，談講談講革命道理，愛情的酒釀在發酵。極大地滿足了觀眾的世俗趣味，另一方面則是傳奇故事“解決危機”的快感：當洪長青說立刻點三堆火的時候，我們不必擔心火會燃不起來。在英雄人物身上，我們投射的是自己的挫敗，他們越是智勇超人，隨機應變，從容不迫，我們就越是能轉移生存的不幸與壓力，懸念、驚喜、滿足，這是英雄傳奇和間諜片的妙處，是好萊塢倫理給我們的撫慰。 其次，革命道理難講，可謝晉講好了。在50到70年代，所有的革命故事都差不多：《青春之歌》是一個知識女青年的成長故事，而《紅色娘子軍》是一個封建女奴的成長故事，一個只談私愛，一個只談私仇，女主角們都經由男性黨員的教育，進入了“天下為公”的革命大家庭。《娘子軍》情節沖突的中心，就是吳瓊花為報老爺南霸天的弒親私仇而破壞了革命紀律，洪長青便教導她：紅軍隊伍里，每個人都有血海深仇，要化私為公，把封建倫理、江湖道義的血債血償，轉化成“為全人類的自由解放而奮斗”的革命倫理：它更科學、更集約，代表人類的前景。洪長青既是娘子軍隊伍的“嚴父”，又是“慈母”，對于這些只有情感，沒有理性的“孩子”，總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直讓吳瓊花連說“你真會開導人啊！”從老爺的丫頭到娘子軍的骨干，吳瓊花那直接、本能的憤怒，要在洪長青出色的政治動員下被包裝成一整套革命詞匯，經過“無產階級”的自我認同、組織紀律的熔爐鍛打，直到接替他，成為新一代的“黨代表”，教導著年輕的女隊員“不要沖動，要遵守紀律”：獨行的個人消失在集體的人海里面，仿佛與歷史同在：那是1930年，“那是中國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中國紅軍創基立業的年代”（片頭旁白）。海南島椰林寨，南霸天與紅軍，邪不壓正，黑白分明，當吳瓊花在洪長青的幫助下從地主家逃出來投奔紅軍，經過一道“分界嶺”，時間就由黑夜過渡到了黎明：南霸天的領地上是黑沉沉的夜，而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這精巧的影調轉換、整齊的情節設置，是革命故事留給今天的一份“快感遺產”： 如今，不再相信“為大多數人而奮斗”的我們，很難不把它當成喜劇去看。然而這里還有一個故事講不厭，那是謝晉自己最喜歡的故事： 在那道分界嶺上，洪長青問他剛救出來的姑娘： “你叫什么？” “吳瓊花。” 這時景別一下子由中景切成了特寫，那警惕的姑娘第一次露出了嬌羞的表情。洪長青笑了，掏出那幾枚銀幣： “好吧瓊花，這個拿著，你在路上買點東西吃。” 她一手接了，一手深深按上了胸口，再深深地看著他，嘴里囁嚅著說不出話來。接著她向前跑了幾步，突然轉身，很快地、深深地向這位“老爺”鞠了一躬。 ——不全是革命，也不全是愛情，那是發自內心的感激。苦難中相濡以沫的好人們，這才是謝晉一生所關懷的題目。“苦難”是一個被謝晉具象化的字眼，那是椰林寨的大街小巷里乞討的聲音，而“好人”則是一些更加微妙的話語，它是逃亡中餓極了的瓊花在紅蓮家門外偷偷啃食房檐下的木薯、喝著滴落的雨水時，紅蓮眼中的神色，是吳瓊花被紅蓮讓進屋里時起初的驚恐和后來的驚喜：今天凈遇著好人哪！那是天云山的傳奇里印在雪地上的腳印，芙蓉鎮上落魄男女掃帚演出的舞蹈——經歷了苦難的人仍然有靈魂：它同時來自于五四人道主義、好萊塢式的愛情，也來自于革命的倫理。謝晉融合了它們，并且得出自己的觀點。 討論一部電影，可以把我們跟各種千奇百怪的問題關聯在一起，比如，世上的人是否可以劃分成兩種？在凡人堆兒里，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娘子軍》強烈的影像風格和黑白分明的故事讓你相信，一伙受苦的人有資格消滅一伙享福的人，但那是它“隨順時代”的一面，它真正想讓人記住的是吳瓊花的單純直接，是洪長青的堅毅勇為，盡管這里有一個分配機制：平等、自由、歡樂分配給紅軍，爾虞我詐，勾心斗角分配給封建地主和蔣介石的軍隊，然而，撇開階級和黨派的浮沫，謝晉只是想保留單純，消滅復雜。他所肯定的，是那些如果在現實中存在，就一定會讓人由衷敬佩服的東西。 可是講到這里，這個“一魚三吃”的故事仍然沒有完。謝晉的故事，或者當代中國的故事，從來都不簡單。作為華語影壇屹立近半個世紀的大師，作為唯一一位身兼美國電影藝術科學協會會員和美國導演協會會員的華人，謝晉在思想文化界的名聲卻是曖昧的，在過去的20年間，他常跟文壇上的另一位“大師”拴在一起，被視為“文化投機主義者”。因為他的電影就像個主流社會的風向標：從文革結束的1979年到1989年，是謝晉爆發般創作的時刻，.片片經典，部部傳奇，樣樣站在社會的潮頭。 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人們告別革命，呼喚人性回歸、整理歷史記憶的時刻，謝晉在《天云山傳奇》《牧馬人》和《芙蓉鎮》里重磅出擊，讓飽受“左禍”的“右派”們在西北草原和雪域冰山上“大聲呼喚愛”，《天云山》讓三個女人愛上一個男人，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愛法，每種愛都映射了一個不同的歷史時段；當90年代“外國的月亮就是圓”開始泛濫無已，謝晉正好用《最后的貴族》教育大家“炎黃子孫就要落葉歸根”；1997年香港回歸，《鴉片戰爭》又開始重審近代中國的百年歷史……似乎每一次，他都能“緊跟”什么，都在“宣傳”什么。這不免令人驚嘆：什么樣的人，能在“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十一屆三中全會”、“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彼此分裂、甚至完全矛盾的歷史時期，都讓他的故事都符合主流權威話語，又能吸引觀眾？為此，在聲名鵲起的同時，謝晉也始終承受著相當一部分知識人的抨擊：有人說他所宣傳的是奴化道德，有人說，“謝晉模式”反射了中國文人自古以來缺乏獨立人格的“病灶”，有人說謝晉影像中只有家庭，不管是革命大家庭還是知識分子的小家庭，骨子里都是“中世紀的小康之家”，而故事則是圍繞著家庭建立起來的“幸福/懲罰”的模式。這類聰明評論的潛臺詞都一樣：只有招式，沒有信仰。在他們洞若觀火的分析之下，一切欲望的癥狀都曝露無疑，革命與愛情被層層剝開，甚至連“普通人”三個字也不能輕易地說出口了：你以為謝晉宣傳的是“普通人”么？１９６1年的《紅色娘子軍》里他讓吳瓊花義薄云天地斥罵南霸天“狼心兔膽”，１９８6年的《芙蓉鎮》里他卻讓右派分子秦書田對豆腐西施胡玉音說：活下去！像狗一樣活下去！于是有人就此發表了“丑陋的中國人”的言論：為什么人要像狗一樣活去呢？為什么中國人總是那么愚弱地相信“好死不如賴活著”呢？中國文人就是沒有脊梁…….. 或許如此。可是對那段歷史： 截止到40歲以下的人，其實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而40歲以上的人，也不過是自以為知道發生了什么。 從1953年拍《藍橋會》到1965年拍《舞臺姐妹》，這12年時間里，謝晉導演了10部影片，每一部都經歷了百轉千回的磨折，有執拗，有反叛，也有妥協，《女籃五號》更是讓他進了牛棚，父母雙雙自盡。這中間什么是屬于“謝晉”的，什么不是，已經跟那段歷史中所有人的故事一樣難于辨認。晚年的謝晉經常大聲地感嘆：現在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歷史！根本不知道！ 自然，對“過時”的老人的牢騷，我們不必大發感慨。只是，從憤青的年紀走過來，我終于認同了好死不如賴活著的道理。即使沒有經歷過“要像狗一樣活下去”的歲月，我也知道，彼時的謝晉要表達的，并非“降低你的人格與尊嚴”。 石川說，謝晉一生不變的哲學，是站在三種力量的交叉點上：主流政治、知識分子和民間大眾。正如上文所說，反對黨內走資派的《海港》《春苗》《磐石灣》與歌頌右派苦難的《芙蓉鎮》《牧馬人》，表面的“立場”截然相反，可屬于謝晉的表情仍然絲絲縷縷滲透進來，那就是對善的忠誠。十年前，我學到了“說的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說的”，今天我發現，說的什么，仍然是最重要的。關于“世上的人分幾種”的問題，即使革命和反革命的劃分早已失效，跟貧富有關的尊嚴再一次顛倒，至少，按照謝晉的底線，人與事，還是可以分成“坑人的”和“幫人的”。 而更重要的是，從《紅色娘子軍》到《天云山傳奇》，從《舞臺姐妹》到《老人與狗》，在謝晉變來變去的影片中，還有更深的、不變的東西：不是社會灌輸給我們的價值系統，不是革命，不是愛情，甚至不是他心心念念的“人道主義”，而是一種更加隱晦的信仰：在變幻莫測的時代，能夠不斷修改、不斷塑造著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正像安德烈?紀德所說，“你永遠不知道，為了活下去，我們要付出怎樣的努力。”《芙蓉鎮》中天微微亮時，接受勞動改造的秦書田手持掃帚，掃著掃著，心血來潮就跳起了華爾茲。這是謝晉自己的心情。文革初期，他和執導《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導演楊小仲一起關牛棚，談起電影圈的事，謝晉眉飛色舞：你不開心，你怎么活？真正的電影導演都會有他的烏托邦夢想，在謝晉那里，這個夢想不僅僅是道德主義的。沿著那道階梯再往下走，通向深不見底的地方，那里，是人生和自我的最黑暗之處，在這完全的黑暗中，才有謝晉的本心。 當年的電影課上，我們都錯了：《紅色娘子軍》真正的張力，與其說在于禁欲主義和情欲主義，不說是在于怎樣為了未來而要忍受現在，在于如何把“忍受”轉換為愛、把死亡視為犧牲，把苦難轉換為一種生命價值。南霸天一怒之下就推倒他寵愛的女奴，而洪長青于一切時一切處都關注著吳瓊花的感受。的確，正如他們說的，謝晉的電影是一種道德與政治的轉換器，在60年代，他把窮人分配給善，把富人分配給惡，在80年代，他把“女人分配給性，男人分配給政治”，《天云山傳奇》中的馮晴嵐，《牧馬人》中的李秀芝，都溫柔善良，充滿自我犧牲精神，這樣的女人像地母一樣，讓男人的政治生命力茁壯旺盛。我想說，這不是謝晉的發明，也不是小說原著者古華、張賢亮的發明。所有80年代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和電影莫不如此：在那天翻地覆的思想轉型和政治轉型中，整整兩代人由“拯救資本主義社會的受苦人”到發現“自己才是受苦人”，這樣的委屈要如何去說？干脆一股腦兒都換成生殖繁衍的故事，或者是莫言—張藝謀的筆端幕下，讓一個女人生了形形色色的孩子，或者是陳忠實枕頭一樣厚的小說里，讓一個男人娶了形形色色的女人。無論是白鹿原、黃土地還是紅高梁地，八十年代的人們想在廣袤的土地上尋找和追索“中國”的根，盡管這根可能不無滑稽地被寄托在那些豐乳肥臀的女人身上，但這里，有80年代的人們追尋“理由”和價值的靈魂在燃燒。 今天，謝晉大師已經不在了，而我們在21世紀迎來了陳忠實《白鹿原》的電影版。一位著名學者說，這是一部“沒有靈魂”的片子，它刪掉了原著靈魂人物白靈和朱先生，也就遠離了革命愛情與家國倫理，更糟糕的是，即使改名為《田小娥傳》也不大合適：它連對如何呈現一個城里女人的性感都摸不著門路。 與其說，這是導演的錯，不如說，是這個流動的現代社會“游牧式”的生存感中，我們失去的比想象的還多： 可盡管誰也不再相信那套“最終能實現…..”的真理，我們也仍然在為了未來的幸福而在忍受當下的苦辛，仍然需要把忍受轉換成享受。只是，我們已經失去了“謝晉模式”，失去了講述這個故事的能力：在《蝸居》里我們抓不住房奴式的幸福，在《白鹿原》里我們抓不住傳統的衣角，就連“活在當下”，也變成了“活在襠下”的調侃，這調侃失去了80年代跟60年代對話時的生猛與決絕，我們調侃一切，卻缺乏充分的理由。甚至金錢和性感也不是我們相信的東西，因為它是流動的、無法把握的“資本”，是不斷變動的游戲規則，于是，我們唯一相信的只有“不信”。 再回過頭，那個痛恨著她的老爺、一心只想著逃跑的丫頭吳瓊花是多么的篤定：在沒有遇到紅軍之前，她或許不知道什么是對的，卻堅信什么是錯的。當洪長青帶著假扮成自己大丫頭的瓊花再探虎穴，南霸天的軍師 （楊夢昶飾）起了疑心：瓊花怎的變得如此乖順？南霸天不疑有他：“當了同房大丫頭了，得寵著呢”——今天可能會有人說當了“同房大丫頭”沒什么不好。今天的影像世界里，已經不會再有一個吳瓊花，也沒有分界嶺的非黑即白，只剩下了色與戒的曖昧不清。 今天，我們喜歡拿遠不那么美好的、七零八落的“歷史真相”來跟謝晉精致好看的故事作對比，為了顯示那種堅定不移的單純終究只是想象而已。可是這樣的對比讓我們得到了什么呢？相比于《娘子軍》小說原作者梁信狀告舞劇娘子軍侵犯版權的“現實生活”，我們是多么懷念那些曾經斬釘截鐵的故事啊。那些故事的沖擊力，并不來自于它表面的整齊，而在于它下面“參差的美”：被許以高官厚祿，洪長青仍然堅定不移不是么？黨代表和紅女兵坐在一起看地圖這樣“干巴”的場景里，仍然洋溢著詩意畫意不是么？就像我們喜歡在殺場上尋佛陀，在青樓里找真愛，有色有戒的間諜故事仍然要“正過來”讀，陷入敵陣的英雄也好，喜極而泣的美人也罷，要說的不是別的，只是極寒之處的一絲暖意，黯黯中的一點螢光。革命、愛情、人道主義，面具一重又一重，可那是人生飛揚的一面，在謝晉的骨髓里，其實有著與刻薄的張愛玲“低得開出花來”殊途同歸的東西：安穩靜好。 幸福不是央視問的“蠢問題”，為生活尋找快樂的理由，在任何時候都是我們自己的事兒。只有身歷滄海桑田的人才知道，人們不是為了一個對未來的許諾而產生信仰，信仰總是對此刻的認同。這就是謝晉隨時代“搖擺”的故事里，始終有花朵盛開的原因。 大師謝晉于2008年去世，比他唯一承繼了父業的兒子謝衍晚了幾個月。曾經，為了讓觀眾和自己相信“活著的美好”，他想盡了辦法。王蒙說：我向謝晉致敬，以藝術良知的名義。從祝希娟到姜文、劉曉慶、陳沖，再到趙薇范冰冰，幾代電影明星在他的蔭庇下大紅大紫。……..然而最終留下的只有影像本身。對于看電影的人來說，吳瓊花的恨我們無從體會，如果還覺得這位“復仇女神”火辣辣的眼睛依然明媚動人就夠了，而對于寫影評的人，如果能寫得讓人想找來這部電影看，那就是我的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