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於三月在臺上映的《薄暮之光》（Lights in the Dusk, 2006），是芬蘭大導演郭利斯馬基（Aki Kaurism?ki）繼《浮雲逝事》（Drifting Clouds, 1996）、《沒有過去的男人》（The Man without a Past, 2002）之後，所完成的「芬蘭三部曲」最終章。簡言之，本片乃藉由描繪一位保全被設計栽贓、判刑入獄，乃至假釋出獄後仍遭陷害的歷程，一方面揭露後政治時代社會底層人民走投無路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放棄希望地暗喻出路之所在。 學歷只有商專，只好擔任保全的男主角寇斯特（Koistinen），是一位個性相當矛盾的人。他孤僻被動，卻又期待與人互動；他沒有自信，自尊心卻又很重。寇斯特這種被動、脆弱且十分好強的個性，不僅促使他被保全同事們排擠奚落，也讓他不善於與女性交際。 因為沒有學歷、工作低下、住所破敗、缺乏朋友與女友，寇斯特在社會生活中備嘗羞辱。望著上層社會人士西裝筆挺、出手闊綽，還有美女相隨，寇斯特不免也夢想要開公司、娶得美嬌娘，獲致成功富裕人生，以便擺脫目前低賤而寂寞的處境。然而不幸的是，寇斯特不僅被銀行貸款部嚴厲地打回票，還被珠寶竊盜集團盯上，被美女設計栽贓而自願入獄服刑。假釋後，寇斯特好不容易找到收容所與工作，卻又遭竊盜集團首腦爆料前科紀錄而失去工作。走投無路的他最後拿了一把水果刀要去刺殺首腦，卻反遭小嘍囉痛毆。人之走投無路，莫此為甚。 本片因而突顯出底層人民的困境在於：溫良恭儉讓、沒有法律知識、不為自己主張權利，不免蒙受黑道的陰暗淫穢暴力與國家法律的制度性暴力的雙重打擊。不過這還只是浮面的見解而已。更重要之處在於：能夠讓弱勢的工人不再宿命，而能團結起身要求普遍權利的階級意識與民主鬥爭，在今日似乎已是天方夜譚。 如Slavoj ?i?ek所云，在今日「一開始就排除」（foreclose）了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後政治（post-politics）社會裡，真正的政治介入已不再可能，而國家因而化約為一個治安維護者，服務於資本市場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包容式人道主義。我們再也看不到作為政治主體而要求其普遍權利的「工人階級」；相對地，我們只能看到工人作為多元文化社會裡多樣特殊階層與群體之一，有其特殊的困難與問題，「值得我們深思與關懷」、「值得政府解決問題」。 然而，如果對於工人的「關懷」與「問題解決」只得在現行社會政治關係的框架中思考，那麼那些使工人生活無從改善的根本原因就不可能消滅。其結果便是，工人──如本片的寇斯特──若非夢想「力爭上游」，按照現行社會邏輯當個資本家，就是「自甘墮落」，靠治安國家的社會救助政策（例如本片的夜間收容所）與補充前者的資本家大善人的救濟來過活。 而不論是「力爭上游」也好，「自甘墮落」也罷，工人始終深陷於資本市場與多元文化主義的邏輯裡，安於被剝削而後被救助的位置，而無能政治化他們被排斥在外所面臨的困境，無從自我主體化而發動民主鬥爭。 因為被既存框架既排擠又安置，吃不飽但也餓不死，卻始終難以自困境脫身的底層弱勢人民，該怎麼面對後政治境況呢？就《薄暮之光》看來，雖然寇斯特的遭遇如此每下愈況，在片尾甚至來到看似走投無路的地步，但導演郭利斯馬基並不主張底層人民的宿命論、末日論與在劫難逃說。 相對地，透過結局黑人流浪小孩的通報、被棄流浪狗的守護，以及攤販女老闆的前來照顧，郭利斯馬基暗示了底層人民∕動物要在國家、資本以及黑道的三重打壓下生存，就必須聯合其他弱勢人民∕動物，普遍化自身，以動搖既存多元文化社會宣稱「尊重差異」實際上卻犧牲了少數他∕她∕牠∕ㄊㄚ者的「自然」「中性」秩序。 最後一幕，寇斯特握起攤販女老闆的手，這不只意味著他終於接受她的愛，也象徵著他終於不再羨慕上層社會而排斥厭惡自我社會地位，並願意與弱勢者聯盟。而弱勢者之間相互聯盟而實踐行動，不就是走投無路之際突現的出路，不就是薄暮中浮現之光嗎？正是在片尾，片名「薄暮之光」以寇斯特與女老闆的握手影像具體化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