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71年拍攝的蘇聯電影。先是看的1966年的《安德烈·盧布廖夫》，看了一小時，沒看懂。只記得里面的一句話：“在無知的黑暗中不能隨心所欲。”所以立刻很知趣的放棄了。再看這部《幸運先生》，馬上就知道影片是專門為我這樣的人拍的。淺顯易懂，令人發笑。 故事講的是一伙盜賊偷了彼得堡博物館里的一套金盔甲。警察局著急破案。正好碰到一個演員特廖什金，和那個盜匪的頭目“笑臉”長的一模一樣。警方大喜，于是利用他尋找那個真的“笑臉”，一來二去，整出了許多鬧劇，最后警方如愿以償，特廖什金也攜得美人歸。 影片并沒有反映什么深刻的主題，即使是在笑料上，也比不上《虎口脫險》啦、《老大靠邊閃》啦這樣的影片來的精彩。然而很貼近現實。尤其是案件追索的過程。不經意間，繪出了一幅七十年代蘇聯的社會風俗畫。那狹窄的街道，老舊且粗糙的房屋，簡陋的公交車。被照顧的小女孩對特廖什金說：“爸爸不要我們了。”海灘上幾個哥們打工掙錢；盧布的貶值以及被偷；幾個小偷背后的辛酸經歷。在家里卷煙，大有“能冒煙的除了導火索，什么都抽”的豪氣。除了這些橋段，影片中還頻出金句，例如開頭的畫外音說：“ 每逢慶祝新年的到來，人們會把生活變為禮物的循環往復。父母送給孩子們禮物，丈夫送給妻子，妻子送給女友，女友送給單位的同事，同事又送給領導，領導再送給重要的政府要員，而政府要員又將這節日的精髓繼續傳遞下去，把這新年的禮物傳遍整個城市，乃至流轉于世界各地。”這種流程讓我們聽來，是那么熟悉，似曾相識吧？再有就是警察局長的爸爸對同樣是警官的女兒伊拉發出的至理名言：“我希望你與其把時間浪費在抓捕這些罪犯上，不如想想怎樣才能給自己找到一個正常善良快樂的小伙子。”很好笑卻也是實話。可憐天下父母心啊，心都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他們說出來了，而在咱們這里則是把心埋的深深的，只是囑咐子女事業第一工作為重。這也算是地域文化不同的原因吧？ 影片中匪首的相貌和特廖什金一模一樣，編導把這個發揮到了極致。特廖什金被警方動員讓他扮成匪首“笑臉”，特廖什金不想淌這個渾水，直接拒絕了。這時維拉說：“他會回來的。”果然。當時滿大街都是笑臉的通緝令和照片，幾天里特廖什金被人認出來好幾回，幾次被扭送警察局。特廖什金只好被迫答應了警方的要求。最后特廖什金與笑臉混戰后，倒地一個，走出來一個，維拉也認不出來誰是誰了。這或許是影片中最精彩的部分了。后來的美國影片《未來世界》中有相似的橋段，疑似就是抄襲這里的。 說到抄襲，不得不說當時的蘇聯導演有過許多很好的想法，只是不懂得在影片中如何將這種想法發展、深入下去。這種構思到了好萊塢那里，結果就完全不同了。例如影片中的打斗場景，是安排在煉鋼廠，影片編導只是利用了高爐中產生的紅色光線，來襯托打斗的殘酷。雖然也很好看，可僅僅是這一點，令人覺得可惜。可是在《終結者1》中，卻把這場景發揮到了極致。把施瓦辛格放在鋼水中煮了好幾次，這才叫驚心動魄。所以好萊塢的做法真的值得咱們學習和借鑒。 觀感寫完了，說點題外話。前面說到了影片的雅和俗。其實無論是商業片和文藝片，都會遇到這個問題。電影也好文藝作品也好，都是為了叫別人看的，如果沒有了觀眾和讀者，你拍它干嘛？你寫它干嘛？既然有觀眾，編導在構思影片時，就要考慮觀眾的理解能力。任何一個導演如果不顧觀眾感受，只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思考，那你拍了電影之后干脆悶在家里自己看就好了。照我以前的想法，電影由于時間的限制，體量不大，不可能表達深刻的內容。后來看了《公民凱恩》之后，被折服被感動，完全改變了以前的想法。一個好電影，可以在描述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背后，引發很多的思考。 有的很俗的電影，俗到了了低級趣味的境地，會讓觀眾感到，原來當個導演這么容易，可以這么下賤。于是避之不及。有的很雅的電影，雅到了讓人莫名其妙。沒有了情節沒有了故事，只顧自說自話。它有豆瓣的高分，卻沒有什么觀眾，只能讓大家都敬而遠之。失去了影片應有的娛樂功能。更有一些附庸風雅的導演，說著自己也不懂的話，做一些自己也不理解的動作，故意莫測高深，以顯示自己的“雅”。這就有點欺負人了。電影和文藝作品的最高境界是雅俗共賞，做到這一點，就看導演的功力了。這是他的人生思想和經驗的綜合。通常很難做到。一個雅俗共賞的電影，無論它描述的是什么故事，終歸要貼近現實貼近生活貼近人物。我自己的感受是，如《阿甘正傳》、《兩個人的車站》、《小偷家族》，咱們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愛情神話》等就是雅俗共賞的成功范例。 本人評分：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