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禹民鎬解構歷史上癮，上次《南山的部長》改金載圭改到飛起，這次直接把手伸向朝鮮最知名的抗日英雄——安重根。 韓國電影沒有歷史虛無主義的羈絆，改編歷史也是信馬由韁、百無禁忌，所以在抗日題材背景下，對于安重根這個人物有很多種表達方法。 但導演選了一個最奇怪的角度，就是把這個革命者完全圣母化，如同他試圖洗去金載圭被法庭定下的罪名，他也企圖在被光環環繞的民族英雄身上，褪去神話烙印，讓安重根成為一個“更復雜”的歷史人物。 電影開場便賦予安重根原罪，他的慈悲心為革命隊伍帶來毀滅性打擊，也讓其備受同志質疑。由此才引出電影故事主線，我犯了錯怎么辦？將功補過啊，我要殺了日本政府一號人物，吞并朝鮮的罪魁禍首——伊藤博文。公義變私行，格局忽然小了。 讓搞革命的英雄懷抱圣母心，等于是要以止殺之心來行殺戮事，本身就有點精神分裂。導演可能對所謂的復雜人性有誤解，復雜是人心多面，但不是撕裂。革命是暴力抗爭，是你死我活，對敵人的仁慈大概率就是對同志的殘忍，小時候看雷鋒日記都記得，對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但這種圣母主角寫法白左喜歡，他們比雷老虎還愛以德服人，好萊塢翻來覆去用。老美沒心沒肺，又從無國土淪喪的痛，一想戰爭大多是勝利的爽快，自然愛作道德模范和圣母化身?？煽v是如此，斯皮爾伯格也知道圣母犯錯只能一回，人不能在一個坑里跌倒兩次，所以他在“拯救大兵”最后，毫不猶豫地干掉了俘虜。 但本片的安重根呢？第一次愛心泛濫導致戰友全滅，第二次又要饒過叛徒，血淚教訓再多也不知悔改。但導演又不能真的把民族英雄寫成個圣母心爆棚的蠢貨，所以最后只能寫圣母心有用啊，叛徒良心發現了，不但反正，居然還手刃了反派。你就說安同志會不會做思想工作吧？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總之一句話，他根本沒錯。 就導演這思想認知，扣一個修正主義絕不過分，就算《暗殺》這樣的韓國抗日神劇，都知道叛徒最要命，李政宰演得多好啊。叛徒越是內心虛弱越是見不得曾經的同志成功，又急于向新主子自證價值，絞殺革命便格外賣力和兇狠。得多天真，才能想起用圣母心感化叛徒啊。導演完全不該拍這類革命題材，他應該拍宗教電影，拍釋迦牟尼和耶穌。 劇情方面，由于安重根的歷史事跡太過知名，結局也很明了，導致整部電影陷入了一種“無事可說”的狀態，推進上用暗殺日倒數試圖營造一種緊迫感，但節奏上又無比拖沓散漫，廢戲比比皆是。大段大段不知所云的文戲，唯一作用就是給演員凹造型。中間拿借火藥和抓臥底湊，再用槍戰動作戲刺激一下昏昏欲睡的觀眾，最后不溫不火地走向終局。 導演甚至拍了段長達數分鐘的在所謂滿洲的大沙漠里的戲，這既反映了導演常識的缺失，又反映了他對于整部電影節奏把握的失控，感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應該要講什么故事，想一段拍一段。 大量倒敘也透露出導演內心的惶恐，那些刻意調成黑白的畫面，那些努力想要留白和克制的表達，被這些生怕觀眾理解不了前因后果的小心沖破。也讓導演試圖創新又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狀態展露無疑，他大可以給一個刺殺獨裁總統的情報頭子正義瞬間，但他沒勇氣像呂克貝松拍貞德那樣，把一個民族英雄徹底虛無化。所以只能欲言又止，用不著調的改編弱化英雄和義舉，用粗糙乃至淺陋的創作掩蓋心虛，哪怕再好看的美術和攝影也于事無補，掩蓋這是部糟糕的電影。 當然，這部電影除了“哈爾濱”這個符號，與中國幾乎毫無關系。你能感覺到導演甚至還不如大部分中國人尊重安重根，也大概率換不來白左們的喜愛，最后只能靠伊藤博文的嘴，夸獎下英勇不屈的韓國人民，來適配韓國人敏感而脆弱的自豪感。電影上映時恰逢尹錫悅主導下的，日韓和解親善新高度，不能不說是種諷刺。從一個與這段歷史有深厚淵源的外國人視角，只覺得這部電影既配不上哈爾濱，也配不上安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