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以前看過一個故事：有兩條交叉的鐵軌，一條上面有五個小孩在玩，另一條上面有一個小孩。此時一列火車迎面駛來且已來不及剎車，而你恰好站在道岔旁，你會把道岔扳向哪邊？戰爭的殘酷之處在于，它會隨時隨地讓人面對無可逃避的道德困境，將人置于這樣的兩難選擇中。作為丹麥駐阿富汗軍隊的一名連隊指揮官，片中主人公經歷了三次這樣的困境與選擇。第一次是曾接受聯軍幫助的當地人一家四口受到塔利班死亡威脅而進入軍營尋求庇護時，主人公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影片沒有對這樣做的理由進行說明，但設身處地聯想：戰區營地不許當地平民留宿的規定（或是慣例，從片中看來約束力似乎并不強）給了他作出選擇的理由，讓規則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主人公希圖通過這種把一切交給規則的方式來減輕一旦選擇出錯后的自我負罪感。隱含的恐怕還有潛意識里對當地人的不信任（擔心其已經投靠塔利班而在軍營中搞破壞？）。同時還有僥幸心理，認為即使第二天再去救援也來得及。以上多種想法的共同作用促成了主人公作出選擇。可是，事實擊碎了可能存在的僥幸心理：一家四口均遭殺害。這一場景除了給主人公帶來強烈的心理沖擊之外，更是質疑了其作出第一次選擇的理由：按規則辦事，最終造成如此后果。也為隨之而來的第二次不顧規則的選擇埋下了伏筆。第二次困境出現在軍事行動中，己方火力被完全壓制，而一名下屬中彈生命垂危急需救援，只有呼叫空中支援方能脫離險境。在戰場形勢無法進行有效觀察的情況下，主人公作出了不顧規則的選擇：不論是否可能造成平民傷亡，堅持要求空中支援，為此不惜進行欺騙。此時主人公吸取了第一次選擇的“教訓”：把規則和可能存在的問題放在一邊，先把眼前人救活。僥幸心理依然存在：認為平民已經撤離戰場。軍事行動之前對村莊進行偵查的結果（村莊異常安靜，預判平民已撤離）無疑也為這一選擇增加了砝碼。空襲順利消滅了敵人，中彈的士兵也被救活，一切似乎都很完美，然而這不過是命運和主人公開的一個玩笑：事后調查發現空襲共造成11名平民死亡，而現場音頻記錄證實主人公并未按軍法確認平民情況，因此其必須接受遣返并面臨審判。至此，主人公兩次選擇的心理基礎全被顛覆：不論是否按規則辦事，最終均造成嚴重后果。從他此刻不知是麻木還是坦然的態度看來，這恐怕也是一種解脫，起碼不用再留在戰場上隨時面對道德困境與兩難選擇。相信他也作好了接受制裁的準備，希望以此來減輕因自身的兩次選擇而給他人造成傷害的負罪感。然而，回國后妻子的一番話再次將主人公帶入了困境：“你可能殺死了八個孩子，但這里還有活著的三個！”如果拒不認罪，固然有機會逃脫制裁，但隨之而來的將是無盡的自責與負罪感構成的心理包袱；如果接受制裁，做一個敢作敢當的誠實的人，就意味著在今后的歲月里將無法對妻子、對孩子、對整個家庭盡到虧欠已久的責任，而影片前半段中妻子獨自一人撫養三個孩子的種種艱辛更是極力渲染了這一責任的重要性。戰爭帶來的創傷是如此揮之不去，以致其欲認罪、贖罪亦不可得，只得接受律師的安排，把無罪釋放作為目標。而在庭審現場面對控方律師咄咄逼人的發問，主人公的自我辯護也包含了面對困境和兩難選擇時的無助、彷徨與負罪感交織而成的情感宣泄的成份。最終，主人公被判無罪釋放。這一結局與其說是其自身的選擇，不如說是戰友“屠夫”在關鍵時刻為了保護主人公而當堂翻供作偽證的結果。主人公凝重的表情與戰友們欣喜若狂的表現形成了鮮明對比，也揭示了其最終的宿命：肉體上的牢獄之災雖已逃脫，但精神上的殘酷懲罰才剛剛開始。被塔利班殺害的一家四口、空襲死亡的十一位平民以及逃避制裁的負罪感將成為伴隨其一生的精神枷鎖。從卷入戰爭的那一刻起，這一切便注定無可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