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結束后，再次淪為戰(zhàn)敗國的德國根據(jù)雅爾塔協(xié)定和波茨坦協(xié)定，分別由美、英、法、蘇四國占領。1949年 5月23日，美、英、法三國占領區(qū)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同年10月7日，東部的蘇占區(qū)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國從此正式分裂為兩個主權國家。 故事就發(fā)生在東德邊境小鎮(zhèn)，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男主一家看似家境富裕，幸福美滿，可為何卻依然一心逃離，這背后究竟是怎樣的原因促使他們做出如此以身試險的選擇？ 這就要從東德和西德的分化開始。 在世界形成以蘇聯(lián)、美國為首的兩極對抗政治格局的歷史條件下，德國一分為二分別隸屬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種尖銳對的政治制度。 不愧是一個產生過歌德、巴赫、貝多芬、馬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采、萊布尼茨、海德格爾、韋伯、愛因斯坦等的國度，戰(zhàn)后僅僅幾年時間，東、西德國分別在滿目瘡痍的戰(zhàn)爭廢墟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先看東德：在德國統(tǒng)一社會黨（戰(zhàn)后德國共產黨和德國民主社會黨合并而成）的領導下，戰(zhàn)后不到五年，即1950年，工業(yè)便恢復到戰(zhàn)前水平。其中，1950——1970年的生產性國民收入持續(xù)翻兩番，年平均增長7.2%，一度躋身世界十大工業(yè)強國，成為東歐各國經濟發(fā)展水平最高、民眾生活質量最高的國家。一個人口不足1700萬的國家創(chuàng)造了如此奇跡，舉世贊嘆。因而曾被蘇聯(lián)領導人赫魯曉夫稱為“社會主義的櫥窗”。前來東德參觀的“兄弟國家”代表團的同志們眼看如此現(xiàn)代化的廠房、壯觀的流水線、高精尖的設備，無不發(fā)出由衷的贊嘆。如果一個中國大陸人在20世紀70年代到了東德，一定會驚嘆這就是理想中的共產主義了。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東德的國民經濟和國民收入雖然開始出現(xiàn)負增長，但世界銀行《1982年度世界發(fā)展報告》公布的結果顯示，民主德國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為1562億美元，人均400美元，居世界第89位，居社會主義國家第1位。 再看西德（聯(lián)邦德國）：同樣不到五年時間，即1950年，聯(lián)邦德國的工業(yè)同樣超過戰(zhàn)前的水平。1950年到1965年，累計投資2281億美元推動經濟高速增長，持續(xù)保持15年的“萊茵奇跡”。1950至1965年，年平均進出口總額分別增長13.3%和15.8%。1965年的貿易額是1950年的8倍。20世紀60年代初，西德國民總產值超過英法兩國成為僅次于美國、蘇聯(lián)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國（1968年開始被日本取代成世界老四）。1971年，西德的外匯儲備達到186.57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僅從單純的經濟發(fā)展統(tǒng)計數(shù)字上而言，東、西德的差距其實并不大（因為東德國土不及西德一半，人口不及西德1/3）。但如果比經濟快速發(fā)展的同時各自的社會財富增長了多少，國民從中得到多少實惠，優(yōu)劣就極為明顯了。 ——同時在戰(zhàn)后一片戰(zhàn)爭廢墟上建立的東、西德處于同一起跑線上。為應付嚴重的困難，東、西德國在戰(zhàn)后都實行配給制。但極短時間里就出現(xiàn)了巨大懸殊：聯(lián)邦德國成立后不久，國內市場很快出現(xiàn)了繁榮景象，大小商場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消費十分旺盛。1950年開始，西德政府便取消了配給制；而東德到1958年仍不符合取消配給制條件。只為顧及“社會主義櫥窗”的面子，東德政府在這年打腫臉皮充胖子宣布取消配給制。然而取消配給制后，商品匱乏和單一的局面依舊。吃飯、穿衣，甚至日用品都要憑票供給。 東德表面的輝煌難于掩蓋現(xiàn)實的暗淡。究其原因，一是它沿襲了前蘇聯(lián)的發(fā)展模式（在統(tǒng)一社會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接受了蘇聯(lián)提出的帶有濃厚軍事命令色彩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計劃，并把它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過于偏重重工業(yè)、軍工企業(yè)和國家面子工程的投入和建設，農業(yè)以及與國民衣食住行密切相關的產業(yè)被嚴重忽視，國民經濟一直畸形發(fā)展。同時，它與當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先是打壓個體經濟，后是不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甚至不允許個人購買汽車），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勞動報酬制度（干多干少、干好干壞收入都差不多），導致國民生產積極性和思維創(chuàng)新能力因此嚴重受挫，勞動、產生效率與官方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和漂亮的面子工程反差太大。 為在與西德的競賽中獲勝，東德政府極盡手段提高生產效率——先是提出“只有生產好才能生活好”的口號，開動宣傳機器鼓舞民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不斷在國民中大搞類似蘇聯(lián)“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和“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無償勞動，后來見成效低微，于是不顧民眾日益不滿的怨氣，用制度化的形式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并最終引發(fā)大規(guī)模流血抗爭運動——1953年6月17日，東柏林大批工人舉行示威活動，抗議當局提高勞動定額和時間卻不漲工資，東德當局開槍鎮(zhèn)壓，釀成血案，成為冷戰(zhàn)時期整個“東歐”第一起大規(guī)模民眾抗爭事件，也是后來民眾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墻圈禁民眾的一個重要緣由。 而西德卻完全是另一番風景：從阿登納總理領導下的第一屆政府開始，便致力建立一個既能發(fā)揮市場競爭活力，又兼顧社會平等和福利保障的“社會市場經濟”和“福利國家”體制。 與東德的“只有產生好才生活好”相反，阿登納政府提出了“只有生活好才能生產好”的口號。從五十年代開始，短短二十年間，國民便建立了一個世界上花費最大、設計得很周詳?shù)纳鐣Ｕ象w制。——1977至1978年度中，舉國全年社會福利金額總計達3000 億馬克(約合1，250 億美元)，即平均每個居民享用社會福利金2015美元。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東、西德國的差距越拉越大。以1988年為例，東德人均GDP僅為西德的1/4，勞動生產率僅為西德的30%，進出口貿易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東德工人的平均月工資收入為1270東德馬克，而聯(lián)邦德國為3850西德馬克，按照1: 1的比率計算，民主德國的平均月工資只及聯(lián)邦德國的三分之一。至1989年，東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降為聯(lián)邦德國的33%。并欠下210億美元的外債（那時的210億美元，絕不是現(xiàn)在210億美元！）。 誠然，西德的持續(xù)輝煌，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政府首腦和其內閣成員個人能力有多強，制度和政策才是最關鍵因素。 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曾說：“判斷社會制度的優(yōu)劣，不用進行意識形態(tài)論證，看同一個民族建立的兩個國家，人們往哪里跑，就一清二楚了。” 尼克松上述話語并非先知式的預言，而是對東、西德當時的現(xiàn)實有感而發(fā)——上世紀50年代始，就在東、西德的經濟在世人嘖嘖稱奇聲中快速騰飛之時，一宗令人預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出現(xiàn)了：東德建國后，每年有十幾萬、幾十萬國民越過還沒有封閉的邊界逃向西德。整個五十年代，人口不足1700萬的東德，竟有270萬左右的民眾逃向西德。其中精英人才和技術骨干占據(jù)不小比例：大概有6000名醫(yī)生、藥劑師，8000名司法人員，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師和工程師。這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巨大損失。 如此嚴重的逃亡潮不但對東德的“軟實力”造成巨大損失，對唯一的執(zhí)政黨——德國統(tǒng)一社會黨（二戰(zhàn)后由德國共產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合并而成）及其領導的政府合法性構成極大沖擊，也使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臉上無光。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當時的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不得不警告時任德國統(tǒng)一社會黨第一書記烏布利希：“我們不能以開放的邊界與資本主義競爭了！”于是，1961年8月開始，東西德之間快速矗立起一道高3.6米、寬1.2米全長155公里，配備了鐵絲網、瞭望塔、塹壕的鋼筋水泥墻。這就是著稱于世、存活了28年的“柏林墻”。 而故事的背景就發(fā)生在這個時間段。開始時奮力奔跑卻被擊斃，主人公一家第一次飛行未曾越過的，就是著名的“柏林墻”。 柏林墻建成后，東德國民的逃亡史便成為一部血淚斑斑的逃亡史——人們不顧危險，采用游泳、挖地道、跳高樓、用重型汽車硬撞、自造潛水艇、熱氣球、滑翔機、彈射器等手段逃亡西德。 在此不得不感嘆，德國人的知識素養(yǎng)，工業(yè)水平，動手能力在電影中充分體現(xiàn)，誰家能自己造出一個熱氣球，甚至滑翔機…（注意，電影中男配說過，造飛機不是問題，只是限制于跑道因素）。 話說回來，東德的失敗是必然。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政府犯錯并不可怕，怕的是明知犯錯（甚至是致命錯誤），卻不敢正視。甚至一再尋找各種借口、理由予之掩飾和遮丑。在紀念柏林墻建立20周年的時候，時任東德統(tǒng)一社會黨第一書記的昂納克大言不慚、自欺欺人地告訴世界：“由于構筑了‘反法西斯防衛(wèi)墻',我們才捍衛(wèi)住了我們的社會主義成就”。所謂“捍衛(wèi)住了我們的社會主義成就”，誠然是一句恬不知恥的謊言。但柏林墻的構筑，確實有力地阻止了東德民眾的大規(guī)模逃亡。——從建墻前每年十幾萬、幾十萬人逃亡，到建墻后1961-1980年只有17.7萬人成功逃離，每年約為八九千人。 建立在烏托邦虛幻信仰的政黨一旦面臨挫折，便極易滑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極端之中。1962年，面對兩難的抉擇，東德統(tǒng)一社會黨領導最高層想出了一個遺臭萬年、并最終促使該黨被人民徹底唾棄的餿主意：用政治犯換馬克。并派人與西德政府協(xié)商。東德提出贖金的標準是：一個普通工人3萬馬克；教師4萬-5萬馬克；醫(yī)生要付出15萬到18萬馬克；經討價還價，最后雙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萬馬克的贖金達成這筆交易。之后，每年不斷地重復著這種交易。到1989年秋天柏林墻倒塌，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過這種形式獲得了自由。這些人的家屬則多達25萬人隨之遷往西德。 僵死的意識形態(tài)和極為刻板的官僚思維定勢，又常常讓列寧主義政黨領導下的政府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蠢事——二戰(zhàn)后，美國不分意識形態(tài)，實行旨在幫助歐洲走出戰(zhàn)后經濟危機的“馬歇爾計劃”。西德從馬歇爾計劃中人均獲得140馬克的補助。而仰蘇聯(lián)鼻息的東德黨政領導人卻視馬歇爾計劃為美國資本主義統(tǒng)治擴張到全歐洲的一項戰(zhàn)略，將這一援助拒之門外。 中國有句古訓，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西德的富足與繁華，其實并非東德民眾大逃亡，并最終“亡黨亡國”的最主要誘因。嚴重的社會不公、官僚階層的特權和腐敗、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壓，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等，才是最重要因素——東德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從中獲利的只是少數(shù)的黨政官員。尤其是以第一書記為首的主要高干，享受著各種合法的特權：可以在商店買到老百姓見不到的、甚至沒有聽說過的商品；享受特殊的醫(yī)療服務；周末和節(jié)假日可以到別墅去度假。 而權為上級所授的官僚體制，不但導致溜須拍馬、賄賂盛行、貪污腐敗成風，還導致任人唯親、裙帶關系之風的階級固化局面。而最可怕的，是無處不在的國家恐怖主義威脅。——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50年代下旬，東德統(tǒng)一社會黨領袖烏布利按斯大林肅殺模式進行了“清黨”，有151000名黨員被整肅（當時東德總人口不足1700萬）。通過大規(guī)模清洗，黨政權力高度集中在個人手里，并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特權階層。比“肅殺”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秘密警察對國人密不透風的監(jiān)督——東德并入西德之前，東德秘密警察達9.1萬人。 而間接充當線人、密探工作的總人數(shù)則接近50萬。在柏林墻倒塌前約30年里，平均每天有8位東德人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遭逮捕。如果算上線民，平均每66名東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為秘密警察工作，對比于蓋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這個比例可謂高的離譜。前東德僅有的1800萬人口中，有600多萬人被建立了秘密檔案，也就是說，每3個東德人中就有一人曾處于秘密警察的監(jiān)控之下。 到了20世紀80年代，東德人民的忍耐性已到了臨界點。從1986年開始，不少民眾冒著危險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拆除柏林墻、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民主、人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公民基本權利。 然而，以昂納克為首的東德政府此時不但不反省、檢討過失，反色厲內荏把國人的正當批評說成是“極端主義分子的詆毀”；把民眾的意愿和訴求說成是“外來的危險和少數(shù)人的挑動”。并警告“要提防來自帝國主義方面的危險”——造孽沉重難于自拔的昂納克自恃有“老大哥”蘇聯(lián)撐腰，危機四伏之時仍心懷僥幸。就在柏林墻被推倒前10個月的1989年1月，他仍強打信心聲稱：“當年導致筑墻的條件存在多久，這座反法西斯的護墻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后它也必定還巍然屹立。” 昂納克的聲色俱厲更增加了人民的對立和憤怒情緒，更多的國人加入反抗行列。1989年5月7日，萊比錫民眾舉行游行示威，昂納克政府派軍警鎮(zhèn)壓抓捕了一百多人。并對世界宣稱：“無論是公牛還是驢子都沒辦法阻止社會主義前進。”昂納克的殘暴頑固更激起了國民的反抗，1989年10月2日，萊比錫2萬示威者上街游行抗議。10月9日，又有7萬人上街，游行民眾喊出“我們是人民”的口號，向統(tǒng)治者表達了“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 最終，在周邊國家不斷的資本主義浪潮，蘇聯(lián)解體的大環(huán)境中，東德退出了歷史舞臺，現(xiàn)代工業(yè)4.0的民主德國成了歐洲乃至世界經濟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