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時旸） 兩年前的《杰出公民》讓無數影迷驚嘆不已，一個虛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歸鄉故事，虛實相生、幻影重重，充滿對人心深淵的探底，滿篇都是幽默又尖銳的諷刺，更有趣的是它四連撥千斤的處理方式，不斷反轉，讓人們不知道是誰玩弄了誰。《杰出公民》的導演加斯頓·杜帕拉特交出了新作《我的杰作》，一部從內部氣質到外部形態都與前作類似的電影，依舊有著放松又精準的表演，金句迭出的臺詞以及接連不斷的反轉。 這一次，導演依然聚焦知識分子，上一次是作家，這一次是畫家，或許，在他看來，知識分子是獨特的群體，易于作為代理人表現自己想要表現的內容——真誠的、虛妄的、肉身的、形而上的，一切一切，這個群體既潛藏于普羅大眾，又因為他們獨特的工作和思考模式而明顯地區別于大多數人。無論是畫家還是作家，他們作為角色，都很易于被“使用”。與《杰出公民》中功成名就的諾獎得主不同，《我的杰作》中的畫家倫佐納維爾貧困潦倒，性格乖張，憤世嫉俗，他的經紀人阿圖羅斯爾瓦是一個成功圓滑的畫廊主人，他們是多年的朋友，在畫家短暫的早年成功之后，迅速過氣，新買主們更青睞于那些概念性的當代藝術，而對于倫佐納維爾缺乏變化的樸素作品興趣寥寥。不得志讓原本就古怪的畫家更變本加厲，在一次次把事情搞砸之后，兩個男人幾乎鬧翻。這個當口，畫家遭遇了一場車禍，住進醫院，醒來時幾乎忘了一切，包括自己的身份，老朋友阿圖羅斯爾瓦不計前嫌趕來照看，之后，一切走向了奇怪的方向。 這個故事以畫家遭遇車禍為中點折成兩段，前一半像是導演讓那個性格乖戾的畫家代替自己嘲諷了當代藝術圈的一切可笑和粗鄙，后一半卻突然變得清奇，懸念被迅速堆積起來，從這開始，人們會漸漸看到越來越多的《杰出公民》的影子和手法，那些真實和假象互為表里的橋段，那些明明知道一切都終將反轉但就是看起來依然不疾不徐的鋪排，真是和前作異曲同工。當然，這個鬼才導演是不會滿足于只寫一些對于藝術圈、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的嘲弄和白眼的，他始終想努力寫出一些人心深處的暗流和暗礁。上一個故事里，那些暗箭來自于故鄉的發小和老友，作家是承受者，而這一次，卻調轉了過來，畫家變成了發起攻擊的人。 那些影迷們熟悉的、一直盼望的反轉就此展開，最初，人們以為這故事想寫貪婪，關于一個畫廊老板利用多年的友情竊取已故畫家的作品發橫財的故事，很快，這就被打破，曾經意外進入畫家生活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正義使者，攪亂一切，所以，觀眾又會以為這故事關乎正義終將戰勝不義，但最終卻發現，仍然不對，死亡不過是一場合謀，畫家和畫廊老板聯手欺騙整個世界。 從外部去看，這無非是一場涉及欺詐和貪婪的故事，但實際上，在內里，這有著更加復雜的況味，它寫出了一種精神消亡史。最初，畫家代表著一種反抗力量，他堅持自己那種古老的風格，嘲笑一切向當代藝術轉型的作品和作者，他拿著槍大步流星踏進畫廊，朝著自己的畫作開槍，然后氣憤地說，“現在它現代了，你可以賣了。”這嘲諷準確又有力度。但后來呢？這樣一個老頭，卻開始躲在郊外的一樁童話般的小屋里，做起了欺詐的生意，在被曾經崇敬自己的年輕人識破之后，還試圖為自己編織一套說辭與話術，甚至想對其滅口。從故事設置上講，它有點虎頭蛇尾的遺憾，但從精神意義上說，它寫出了一種微妙的狀態——當朋克變成奸商，從對抗到順從再到合謀，從抵抗性的、批判性的、審視性的藝術家態度變成了一種服務型的、合作型的、順應型的商業環節。某種程度上說，如果說《杰出公民》寫了一種把猶如草船借箭般的收納暗箭轉化成藝術的力道，那么《我的杰作》則寫出了一種當下更現實的，精神力量的潰散與湮滅。反抗的人和機制都自動繳械，一個順從的時代就這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