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杜雅爾丹飾演的主人公George拿到客房鑰匙——一只狐貍爪子時，《鹿皮》看似仍然保持著昆汀·杜皮約“摧毀一切”的荒誕風格，作為觀看者，我們期待著它通往一個不同尋常的空間：或如同《真實》中混亂的夢境，或是《錯》中下著大雨的辦公室，再或者一只橡皮輪胎從里面猛沖出來，將這個可笑的人軋得粉碎.....

然而事實上，我們錯了，伴隨著艱難的“開鎖”而來的，是一個普通的木制房間：只有鏡子，床，臺燈，以及頭頂的吊扇......觀看者的失望暗示著，《鹿皮》絕非某種“無理由”的純粹快樂，在荒誕動機維持的表象之下，某種確定，嚴肅的內核正在形成——至少對于導演而言，是更為嚴肅的自我剖析。 一：鹿皮Fever，與攝影機偏執癥候群

《鹿皮》圍繞著兩個毫不相干的符號展開：鹿皮大衣與手持攝影機，在George買下皮衣時，賣者將這臺攝影機贈送給了他，這兩種毫不相干的符號被賦予了某種關聯，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將這兩個單獨的符號看作兩種符號系統：時尚系統與影像系統，它們擁有著共同的接受器官——眼睛（視覺）。視覺是一種霸權性質的驅力，在他者的凝視之下，欲望隨之構成，當George站在鏡前，他獲得了一種全新的自我認同方式——將自身置于他者的位置，然后再從鏡子返回自身。

首先闖入鏡像之中的，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影像

正如同道連格雷或納西索斯第一次在畫像（湖水）中看到自己的面孔，所有的自戀都可以被視為對他者的欲望；既然《鹿皮》仍然是一部荒誕劇，那么我們就暫且不去對他的衣品與審美指指點點，總之，對于George而言，他首先發現的，或者說偶然闖入其中的，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影像，隨后，他從這影像中認出了自己...... 而這正是如今，作為產業的時尚乃至于整個廣告行業想要販賣給我們的，它鼓勵我們從眩目的“鏡中影像”中認出自己，認出這種獨一無二性，以此掩蓋其圍繞范式大量復制，工業化生產這一事實，可替換的偽“個性”成為了社會規訓的一部分：我們被要求“成為自己”，年輕人被要求“保持活力”，但在時尚的符碼系統中，“自我”正在不停地消失，我們越來越像一個不存在的抽象之人。

對于“鹿皮”的迷戀如同我們這個時代的影像崇拜與“作者邪教”

這頗為類似《鹿皮》的另一個符號：攝影機，越來越便捷的攝影機使每個人都無限接近“作者”，它對應了當代的“木乃伊情結”，巴贊用“木乃伊”比喻影像對現實最大程度上的保存，而這里，這句木乃伊首要的特性卻是虛擬，通過對影像逐漸“實時”化的掃描，識別，編輯使得這具身體失去強度，加速其腐爛的進程。 而George選擇的做法是：摧毀時尚的可重復性，也就是通過對幻覺文本反諷地確信，令其“自行”說出矛盾所在。對于鹿皮大衣的Fever意味著沉迷于過時的時尚符號，被迷戀的影像同樣也是畫質堪憂的過時DV，不再承擔時尚符號的“垃圾”和布滿馬賽克，噪點的“貧瘠”影像終究會再次震驚地闖入媒介的幻象之中。 二．我知道了，但.....——殉道者敘事與終極自戀

George最終“選擇”了摧毀這種可重復性，也選擇了為完成“電影”大開殺戒，而不是“被暗示”如此，我們不妨回憶鹿皮大衣在房間里“暗示”George之時，一個景深鏡頭將兩“人”并置，在攝影機上下運動所帶來的構圖位置以及對焦的變化代替了傳統意義上的正/反打鏡頭，當“鹿皮”說話時，前景的George面部成為虛影，但依舊可以看到他的面部運動，如果杜皮約真的希望“鹿皮”成為一個角色，那么就會使用畫外音，而如果他希望讓觀眾意識到這種虛擬性，那么在鹿皮“說話”之時，鏡頭將會突然搖到（或切到）George的臉。

《鹿皮》的荒誕并不僅僅來自于銀幕上的反常內容，而是來自于觀看者發現自己的認知被卡在和這個滑稽的人物相似的中間地帶，而劇情按照“我知道了，但.....”的前提有條不紊地運行著。鹿皮什么都不是，充其量是一個失去“遮擋身份”功能的面具，這種面具能夠遮擋的只能是來自于超我的道德律令；影片大體可以被分成兩個相同的結構，頗為類似戲劇或影片的“彩排”與“演出”：第一部分，George聽從了鹿皮大衣的“命令”，以拍電影為名搶走群演的皮衣，而第二部分中，命令來自于女酒保，也就是所謂的“剪輯師”的慫恿——“拍攝更多的鏡頭”，從而大開殺戒；在鹿皮或女主角的遮蔽之下，他反“主”為“客”，對于影像的認同則為淫穢的終極幻想提供了一個可供窺視的平臺，或者說是一紙空文卻相當實用的保證——快去做吧，因為是我命令你去做的，所以你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昆汀·杜皮約恰到好處地終結了他的自我剖析

但《鹿皮》依然是自戀的，就在影片結尾，George被射殺的那一刻之后起始，昆汀·杜皮約恰到好處地終結了他的自我剖析，并陷入真正意義上的自戀之中，因此，導演反而完美地以實踐的方式展現了“我知道了，但.....”在律令面前的終極對抗：生命的終結不代表自戀情結的終點，以殉道者的形式接受懲罰永遠是誘人的，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敵對者實際上無法被戰勝——無論是殘忍的新民族主義者，還是激進的原教旨宗教徒，作為“殉道者”死亡成為了論證其自身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最后一環，對于杜皮約而言，在影片結尾，演職員表之后的“彩蛋”中，他的面孔再一次出現于電視屏幕，作為一種偶像崇拜化了的荒誕，而謊言在史詩的加持下，也將成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