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 / Sina Ataeian Dena 是一位伊朗導演、編劇、制片人，他的長片首作《德黑蘭天堂》曾入選 2015 洛迦諾電影節國際競賽，并獲 Art Peace Hotel Award 殊榮。今年年初，他參與制片的紀錄電影《德黑蘭七冬》于 2023 柏林電影節全球首映，并獲得了德國視點大獎 (Compass-Perspektive-Award)。

當地時間 8 月 12 日，由 Sina Ataeian Dena 擔任制片的電影《臨界區域》(Critical Zone) 擒獲金豹獎，遺憾的是，導演阿里·艾哈邁德扎德 (Ali Ahmadzadeh)因被伊朗政府限制出境未能赴現場。評論家、記者 Mauro Donzelli 對 Sina Ataeian Dena 進行了采訪，一同探討在伊朗拍攝電影的困難與復雜性。

采訪：Mauro Donzell 原文標題：'Critical Zone': Censorship and Freedo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in Iran 原文鏈接：https://www.locarnofestival.ch/news/2023/08/10_08/critical-zone-censorship-and-freedom-of-artistic-expression-in-iran.html 首發平臺：https://mp.weixin.qq.com/s/yFGxhf8hP3CuEUEzMUJ3Qg

制片人Sina Ataeian Dena

M (Mauro Donzelli)：您是如何制作這部電影的？ S (Sina Ataeian Dena)：我認為最有意思的是，在影片的整體拍攝過程中，導演（阿里·艾哈邁德扎德）所面臨的拍攝條件和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起到了關鍵作用。在他不得不處理各種困境和突發事件時，人往往會變得更有創造力。 阿里將這部電影分成了十個短小的部分來拍攝，最后組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成片，每個部分都有自己的攝制組及后期制作團隊，劇組非常小，只有主要演員、導演、攝影師和錄音師，甚至機場中的相關場景都是使用一臺小型手持攝影機秘密拍攝的。因此這部電影并沒有在常規的時間內完成，而是花了很長時間。有時因長期拍攝會有劇組成員的親人前來探班，我們會拍攝他們到達時的場景，并將他們偽裝成制作團隊中的一員。 這并不會引起太多關注，但在伊朗未經許可不能進行拍攝。有時候我們使用假的許可證，有時候則賄賂官員，在這樣一個腐敗的體制中，金錢就是辦事的捷徑。要我說，整個拍攝過程就像是一部諜戰片，阿里充分調動了演員和劇組的創作活力，以電影制作者的身份傳遞他想要表達的內容。

M: 您是《臨界區域》的制片人，但同時也是一位導演。您現在居住在哪里？ S: 我現在住在柏林。2015 年我曾參加過洛迦諾電影節，彼時我的電影《德黑蘭天堂》入選了國際競賽單元，但從那之后就再沒有回過伊朗了。 那一年，洛迦諾電影節策劃了一個以色列電影回顧展，有人據此認為洛迦諾是一個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電影節，并發起了一項抗議運動。有伊朗的官員對我施加壓力，要求我加入這項運動，但我覺得這很愚蠢，就像將伊朗電影人和伊朗政府等量齊觀一樣愚蠢。同樣的情況我認為也適用于以色列，這些年我收到了太多的威脅恐嚇。

M: 您在伊朗還有家人嗎？ S: 過去還有，但現在我的所有家庭成員都離開了這個國家。 M: 我猜您的家人在離開伊朗之后一直處于精神緊繃的狀態中。 S: 八年前我還很年輕，現在卻因為各種壓力變得滿頭白發，我認為造成現狀的罪魁禍首就是電影制作這項活動。環游世界、認識新朋友、參觀有趣的地方，這都是高質量的生活，但當被迫做這些事情時，它們就變得討人厭了。我們生來自由，也應該自在地生活——這正是阿里在電影中關注的主題之一，而他當下面臨的主要問題則是審查制度的制約，以及藝術表達自由的限制。

M: 伊朗的電影人們是否組成了一個真正的社群？ S: 他們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關聯，但伊朗有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圍，所以這很難解釋得清。例如，“改革”在瑞士可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因為有些事情確實需要做出改變，因此當人們聽到伊朗語境中的“改革”一詞時，認為這理應也是應該支持的益事。然而，一個封閉、穩固的體制環境使改革舉步維艱。如果與伊斯蘭教的政治立場不一致，就進不了這個體制，至于改革，更不可能。改革歸根到底是一個彌天大謊，政治語境決定了一切。伊朗人花了四十年的時間才意識到，想要在一個依舊在執行死刑的體制做出改革的嘗試是徒勞的。死刑應該首要被禁止，因為這是一種不人道的懲罰。 談回伊朗的電影社群，它組織龐大且運作有序，伊朗電影界比許多其他國家更早地成立了工會，與此同時這種社群意識對統治者而言是可怕的，因為社群的成員們正在變得更加激進。在伊朗，激進可能包含著負面的涵義，但如果你選擇溫和，那就是為虎作倀。電影人們正在逐漸覺醒，并且面臨著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你別無選擇，只能通過革命來換取改變。 這就是我認為毛拉政權 (mullah regime) 遲早會垮臺的必然原因，只不過要看最后需要花費多少時間、做出多少犧牲。 M: 您認為國際社會是否在促進伊朗改革方面提供了一些幫助？ S: 我會將西方的公民社會與伊朗政客徹底地區分開來，因為后者再次背叛了伊朗人民。當我們坐在這里進行采訪的同時，他們正在談判，試圖從已經廢除的核武器協議中重新獲利，并且向大眾兜售他們的價值觀念。 觀察當前伊朗社會的發展趨勢，你就會發現，以“女性、生命、自由” (Women, Life, Freedom) 為口號的革命浪潮以更加不可阻擋的勢頭席卷開來。我想告訴西方公民社會的是，正在參與伊朗革命事業的人們與西方公民社會堅守共同的價值觀——自由、人權、民主。 他們并不害怕我們，但對你們心生恐懼。因為，你們可以做到向政客施壓，對他們的政策提出質疑，并敦促他們停止與伊朗政府正在進行的骯臟交易。

M: 為什么導演阿里·艾哈邁德扎德沒有親自來到洛迦諾電影節宣傳他的電影？ S: 因為他并沒有獲得簽證。一年前，他遭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受到了伊朗國家安全部 (Ministry of Security) 和伊斯蘭革命衛隊 (Revolutionary Guard) 的審訊。他們聽聞阿里拍攝了這部電影，要求他將其上交，但他采用了非暴力抗爭 (civil disobedience) 的方式，直到今天依舊沒有屈服。 《臨界區域》被指控為一部色情電影，因為有人聲稱在電影中看到了一幕不露骨的情色場景。這部電影在是在伊朗“阿米尼示威”之前拍攝的，但你可以看到整個社會中的憤怒情緒正在迅速發酵并逐漸蔓延。 阿里獲得了柏林的藝術家暫居權，接著他前往土耳其，三天后瑪莎·阿米尼 (Mahsa Amini) 被殺，革命拉開了序幕。他在伊斯坦布爾的德國領事館申請了簽證，并等待了三個月之久，然而在簽證到期的最后一天，他卻被告知沒有通過，因此他不得不返回伊朗，但剛到機場護照就被沒收，緊接著被提交審訊。隨后就是所謂的公眾寬恕，他拿回了自己護照，不久我們收到了洛迦諾電影節的邀請，希望在 7 月 5 日的電影新聞發布會之前將阿里帶出伊朗。但是他簽證再次被拒，根據我們口頭了解到的情況，他的案件引起了德國方面的注意，在指控沒有撤銷的情況下，他將永遠無法進入申根區，甚至該區的其他國家也不能給他頒發簽證。 作為一個新的德國公民，我感到非常失望和幻滅。然而更不可理喻的是，一個藝術家被禁止參加自己電影的首映禮，但與此同時，那些伊朗神職人員的孩子卻能在德國的醫院里接受治療，這真是一種悲哀。即便如此，德國政府依舊宣稱他們沒有對阿里實行區別對待。

M: 如果沒有被區別對待，那為什么他現在依舊沒有獲得簽證？ S: 電影首映新聞發布會結束兩天后，阿里再次接受了審訊，他被列入黑名單，因此目前無法離開伊朗。當《臨界區域》入選洛迦諾電影節的消息公布之后，他不僅被指控未經許可拍攝電影，同時被指控未經許可對外放映，因為這都需要特定的授權。 當前的伊朗看似平靜，但正如我們波斯語中常說的那樣：“火焰潛藏在灰燼之下”，這團火將會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再次席卷，因為民眾已經超出了忍耐的極限。伊朗政府從不愿意妥協，因為在他們看來，一毫米的讓步也意味著失敗——That’s the dictatorship mentality. 我目前擔心的是，洛迦諾電影節結束之后，阿里會遭到逮捕。 M: 您認為電影節的宣傳曝光可能對他不利嗎？ S: 聊到伊朗政權的運作方式，根據我的經驗，越是處于聚光燈下，就越安全。 一點微小的工作，今后會嘗試再翻一些理論性更強的文章或導演闡述，歡迎批評指正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