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片》雜志對夏俠的采訪： 1. 您在演講中曾說過在所有的意大利電影人中，Francesco Rosi是您感到最親近的一位。您可以對此詳細談談嗎？ 羅西和我同齡，并且我們都來自南方：這就是說我們都在法西斯的統治下度過了我們人生中的頭二十年，在近乎相同的環境下，看到相同的東西，讀相同的書，逐漸生出相同的對法西斯的憎惡，相同的想法。出生在羅馬以南，出生在向羅馬進軍的年頭，這可不像十年后出生在北方。我們出自被稱為“南方問題”的地方，但那時法西斯宣稱這個問題并不存在，并且簡單地禁止我們談論它。我們必須自己去發現它，同時發現自己是反法西斯的。我發現這強烈地塑造了我們現在的樣子，換句話說，特別“政治化”。這樣的“政治化”超越了戰后意大利知識分子平庸的政治介入，后來這樣的政治介入也被平庸地拋棄了。 2. 在決定把《Le Contexte》搬到大屏幕上時，Francesco Rosi或許曾請您合寫劇本。為什么您不做呢？ 我想他根本沒請過我。我們都知道我總是拒絕合寫改編自我小說的電影的劇本，我已經說過好多次了。我無法從一本書中看出一部電影，那這就讓我覺得導演是在拍他自己的電影。并且，我相信一本書的作者——一般來說，或多或少，他渴望的是只是一種電影化的插畫，一種鍍金的能動的影像。 3. 您的書給了電影人很大的自由度來選擇布景和更一般化的視覺元素。您是否對Rosi找到的解決方案感到驚訝，作為觀眾，面對這些位移，您有什么感受？ 對于Rosi找到的解決方案，我并不驚訝。即使《Le Contexte》沒有被確定地理位置，但仍有些元素使人聯想到確定地點。 4. 決定把故事放在意大利而非一個想象中的國家，您認為這是否符合電影院的限制？ 對于電影院的限制來說，是，但同樣也是為了符合Rosi自己的限制。 5. 這本書寫于1971年。您如何看意大利政治的新“背景”，您又是否認為現在的形式導致了一系列改變（特別是在最后兩組鏡頭，Rogas和黨書記的雙重死亡以及Cusan和新書記之間的對話）？ 從1971年開始，這本書提供的圖景，就是一個非現實的國家，通過一些具體的姿態使它看起來很像意大利。當Rosi決定拍一部意大利電影時，他需要考慮到過去幾年發生的一些事。 6. 在何種程度上，您覺得Rosi的電影忠于了您的原著精神？是否對您而言，用電影改編一部文學作品時，這種忠誠必不可少？ 我的敘事提供了一種對毫無理性的意識形態，一中成功地同化、貶黜、腐蝕了那些反對或應該反對它的力量的犯罪-權力（這并不新鮮）的悖論的、滑稽的再現。我感覺Rosi始終忠于這一理念。 7. 在《 Le Contexte》中，您引用了博爾赫斯的《虛構集》。您什么時候發現了他的作品，他對您有什么影響？如果您的小說中存在一些形而上的懷疑，它們也似乎排除了博爾赫斯的歷史哲學（循環時間等等）。羅西的電影也在追求這種形而上的 "氣息"。總地來說，您如何協調唯物主義，甚至馬克思主義的對現實的觀點與這樣形而上的定見？您在其中找到西西里的恒定值了嗎？ 博爾赫斯，從他在意大利還不那么有名時，就是我感興趣的作家。我想二十年前，或許更久，我就寫過一篇關于他的文章。事實上，我一直有“形而上”的趣味。我曾經最喜歡的、也是我現在最喜歡的意大利作家是Alberto Savinio。而我也從未停止過閱讀圣奧斯定、圣安色莫和教父們。這是我的矛盾之處。但生活和寫作有可能不自相矛盾嗎？ 8. 您認為，自從您在《Le Cliquet de la folie》上發表《電影中的西西里》一文，其中您寫到關于西西里的電影抓住了那些最沉重的特征，最刺目的色彩，這些電影把一切引回怪異、民俗、習慣，西西里電影已經發生演變了嗎？在這種意義上，什么電影表現了一種更正確的西西里觀？ 我不認為最近這些年有非民俗性質的西西里電影。我們還在異域奇觀性地，也就是說種族主義地開采gallismo（Brancati以喜劇口吻描繪的西西里色情行為）和mafia的雙重富礦。 9. 您如何看待維斯康蒂對《豹》的改編？您是否對這部電影也提出像您對《大地在波動》一樣的保留意見，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具有相同的特質？ 維斯康蒂的《豹》，我有種感覺（我已經在《Cinema nuovo》上寫過了），他低估了這部書，把從一部經典小說變成了一部頹廢主義小說。實際上這進一步確認了我對《大地在波動》的判斷，相比Verga的《Malavoglia》，我覺得這是一種退步：例如從Verga的意大利語變成了連西西里人都不明白的方言。 10. 更一般地說來，您能否繼續您關于近十年來電影中的西西里的談話以及您自己對此的直接（對Gianfranco Mingozzi的評論）和間接（Damiani的《白天的貓頭鷹》）的貢獻，以及Petri的貢獻（《各得其所》）？ 我要向您承認：在過去的十年里，我很少看電影。現在的電影讓我覺得無聊。在日常生活中，圖像刺激已經變得如此死纏不放，至少對我來說，以至于我不愿意再去電影院找刺激。于是我就有了這樣的印象，從現在開始，電影里沒有什么可說的了，而就它說的這一點話而言，又是含糊其辭，深為色情騷亂和假革命所苦。就我的貢獻而言，我認要算我直接參與了，就這一次，Florestano Vancini的電影《Bronte》的編劇工作。這是一部值得更好的運氣的電影；在Rosi的《龍頭之死》后，這是最有趣的一部以西西里現實為題材的電影。 11. "誠實而灰心 "的警察是整個大眾文學的癥候性主題。我們發現，例如，在《Panic in the Streets》中，在《大白鯊》中，在我們的電影中... ... 在《白天的貓頭鷹》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來自 “中央”的誠實的警察遭遇了“地區性”的犯罪，而特別經典的美國模式是聯邦來反抗國家警察的腐敗。今天，人們覺得它是對中央政權的反抗 (中央被視為壓迫和殖民主義)，而地區性主張則是以自由主義的方式表現出來。對于這兩個主題的背向演變，您怎么看？ 我書中的警察并不是作為警察存在的，他們是假裝成警察的知識分子，是一些扮演警察角色的知識分子。他們總有一些形而上的想法。他們更多的是果戈里的《欽差大臣》的后裔，而不是愛倫坡的那位Dupin先生的傳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甚至不是人物。比如《白天的貓頭鷹》里的警察就代表了——唉，在意大利語的修辭中——所謂的 "抵抗運動的道德準則"，抵抗法西斯主義：這就是為什么他來自帕爾馬，意大利對法西斯抵抗最多的城市之一，他要和南方永恒的法西斯形成強烈對比，我們管這種法西斯也叫黑手黨。 12. 我們會在西西里地區，像更發達的中、北部一樣，建立電影電視制做機構嗎？ 我希望別建，至少現在別建。它們會落入Salvo Lima或Giovanni Gioia的尊貴的客戶手心里，這些名字在國際新聞界相當有名，而且這些事肯定與文化無關。可能他們會在里面也放點某種類型的左派——他們不蠢，但這將成為《le contexte》的事件。 Sciascia, Leonardo.Positif; ParisN°181,(May 1976): 34-38. 自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