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共產主義運動視野中的印共(毛)作者:王靜 印共90年的歷史是一部不斷分裂的歷史，濃厚的宗派主義斗爭傾向嚴重削弱了印共的實力，使之難以形成合力取得革命的勝利。如今印度三支最有影響力的共產主義力量分別是：印共、印共(馬)和印共(毛)。前兩支共產黨主張走議會斗爭道路，并在印度三個邦執政多年，2010年由于處理邦內開發區農民和壟斷集團利益不當而落選;印共(毛)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和數量可觀的民兵，主張效仿中國革命發動人民戰爭武裝奪取政權，最終在印度實現社會主義。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印共毛主義運動是20世紀70年代納薩爾巴里運動的延續，但與前幾波共產主義運動相比較，這一波運動的領導者通過總結幾十年農民運動的經驗教訓，借鑒國情相似的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堅定地選擇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在這波運動中表現出了更為堅決的斗爭性，策略上也更為成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一、印度共產主義歷史掃描：印度共產黨的分裂再分裂   印度共產黨90年的斗爭歷史是一部不斷分裂的歷史。究其根本原因，是黨在前期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指導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體系，黨內也缺乏權威的領導核心來凝聚全印度的共產主義力量。圍繞對印度社會和國大黨政權性質的判斷，以及走蘇聯革命道路還是追隨中國革命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戰略問題，印共內部進行了長期爭論，印共在意識形態上的長期分裂逐漸演變成一個又一個組織上的分裂，分化出不同的共產黨派別，極大地削弱了印度共產黨的實力。 1.印度共產黨1964年的分裂 早在1946-1947年間，印度共產黨內部就擁護還是反對尼赫魯政府，擁護還是反對印度資產階級進行了長時間辯論。長期路線爭論和內部斗爭為印度共產黨埋下了分裂的種子。從印度獨立到印度共產黨分裂前夕，印共共召開了5次代表大會，幾乎每一次代表大會都以更激烈的爭吵和分歧將印度共產黨推向分裂。 1962年中印邊界發生軍事沖突和中蘇論戰全面爆發，使黨內發生強大震蕩。1962-1964年印共內部發生了激烈爭奪權力的斗爭和分裂行動，這種權力斗爭以兩派分別召開“印共七大”達到頂峰。1964年印度共產黨發生了第一次組織上的分裂，兩派共產黨力量分別以“印度共產黨”的名義在加爾各答和孟買召開印共“七大”。兩派代表人分別為P.孫達拉雅和S.A.丹吉。孫達拉雅派認為國大黨是大資產階級代表，主張由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發動實行反帝反封反大資產階級的“人民民主革命”;丹吉派則推行追隨國大黨的政策，認為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大黨是印度正在進行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孫達拉雅派和丹吉派都認為自己一派是真正的共產黨，并分別沿用“印度共產黨”的名稱。但1965年2月，在參加喀拉拉邦舉行的中期選舉時，由于選舉委員會只承認丹吉派為正式的印度共產黨，孫達拉雅派被迫更名為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 2.印度共產黨(馬)1969年的分裂  在國際共運大分裂大整合的背景下，印度共產黨(馬)從印度共產黨中分裂出來沒多久，內部也面臨著分裂的危險。黨內一部分人受到了喀拉拉邦議會選舉成功的極大鼓舞主張通過走議會道路實現“人民民主革命”。而日益加劇的印度社會矛盾，以及世界范圍內的革命形勢，特別是歐洲的“新左派”造反運動及來自中國的因素讓另一部分人感到革命形勢已經來臨。印共(馬)與印共分裂之后，國大黨政府對印共(馬)進行政治迫害，嚴酷的外部環境使得印共(馬)黨內矛盾暫時得到緩解，但隨著納薩爾巴里農民武裝斗爭的爆發，黨內激進派開始躍躍欲試。1967年11月，一些邦的激進分子在加爾各答成立了“革命派全印協調委員會”，其目的是協調全國革命派的活動并籌備建立一個自己的政黨組織。印共(馬)政治局派出P.孫達拉雅和M.巴薩瓦潘奈亞去安得拉邦，爭取黨員群眾回到黨的正式路線上來，但這次努力失敗了。接下來，印共(馬)中央試圖通過清洗黨內安得拉、喀拉拉、西孟加拉等邦的激進分子，穩固路線方向。這種做法將黨推向了進一步分裂。  1969年4月22日，激進派組建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告成立，查魯?馬宗達任書記。這支由印共(馬)內部激進派組成的共產黨成為印度政治舞臺上第三支共產黨力量。印共、印共(馬)和印共(馬列)分別為印度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右翼、中左翼和極左翼代表。印共和印共(馬)在后來的議會道路中取得了一些成就，而印共(馬列)則堅決走上了武裝斗爭的道路。盡管印共(馬列)后來仍處于分裂之中，但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格局和意識形態格局已基本奠定。印共(馬列)在納薩爾巴里起義失敗后轉為零散小股斗爭，后由2004年從其中分裂出來的實力最強的兩個分支合并成立的印共(毛)所代替。  3.印共(馬列)20世紀70年代的分裂及80年代印共毛主義運動的興起  納薩爾巴里農民起義以印共(馬列)領袖查魯?馬宗達被捕病死獄中為轉折點走向低潮。印共(馬列)對印度農村武裝斗爭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就又陷入新的分裂。整個20世紀70年代印度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印共(馬列)分散在各處的武裝要么停止斗爭，要么縮小斗爭范圍轉入地下，整個組織處于渙散狀態。盡管納薩爾巴里運動失敗了，但農村的武裝反抗斗爭并未停止，小規模武裝沖突綿延不斷，納薩爾巴里之火在比哈爾邦和安得拉邦繼續燃燒。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印度農民武裝斗爭漸成回潮之勢。比哈爾邦的毛主義共產黨中心(MCC)、印度共產黨(馬列解放派)，以及安得拉邦的人民戰爭集團(PWG)是諸多武裝斗爭派別中影響力最大的三支，這三支均是印共(馬列)分裂后留下的武裝力量。  2004年9月21日，印度毛主義共產黨中心和印共(馬列)(人民戰爭集團)在印度中部的森林地區正式合并為印度共產黨(毛主義)。合并后的毛派組織實力大增，迅速從比哈爾邦和安得拉邦向鄰近各邦滲透。“據官方資料，到2003年4月，已有9個邦的53個縣出現了毛派武裝活動。而在一年半后的2004年9月，這個數字已經驟增至12個邦的125個縣。2006年4月2日，內政部秘書杜加爾對13個受納薩爾侵擾的政府官員說，在全國602個縣中，出現毛派武裝的已達到125個縣。”  二、歷史對比：印度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三次武裝斗爭高潮  印度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出現過3次大的農民武裝斗爭，這3次武裝斗爭將印度共產主義運動推向一個又一個高潮。對比這3次運動，可以看到印度共產黨武裝斗爭在曲折中逐漸成熟。  1.20世紀40年代末的特侖甘納農民武裝斗爭  1946年7月，印度海德拉巴土邦特侖甘納地區爆發了農民武裝起義。這場斗爭聲勢浩大，在印度現代史上極為罕見。“這場武裝斗爭的怒潮席卷該地區的3千個村莊，在人口接近3百萬、面積約1萬6千平方英里的廣大范圍內，推翻了尼扎姆反動政權，建立了人民政權，沒收了地主的1百萬英畝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在其全盛時期，斗爭曾擴展到特侖甘納地區和安得拉邦地區的7個縣，人口達1千2百萬。”  印度政府對于農民起義進行了軍事鎮壓，與此同時，國大黨還派出“共同繁榮”領導人維諾巴?巴維進行所謂“獻地運動”，在農民中進行反共宣傳和綏靖運動。階級力量對比發生很大變化，而領導這次起義的大安得拉邦共產黨內部，以及印共黨中央對起義性質的認識發生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干擾了武裝斗爭路線。主張接受英國共產黨建議停止武裝斗爭的一派和主張繼續武裝斗爭一派爭執不下，于是決定請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威信最高的蘇聯共產黨做出裁定。印共派出代表團赴莫斯科僅得到了斯大林模糊的指示：“看來斗爭再堅持下去(即在1951年上半年)是有困難;對印度共產主義運動不能保衛這個斗爭表示遺憾，但是，堅持斗爭還是停止斗爭這個問題，只能由印共中央作出最后決定。”  在進行了三年艱苦保衛所爭得土地的抵抗斗爭之后，1951年10月21日，印共宣布停止武裝斗爭。就這樣反對尼扎姆的解放斗爭沒有能夠轉化為反對印度國家政府的解放斗爭，印共沒能抓住時機將特侖甘納武裝斗爭轉化為全國范圍的反對印度國家政府的解放斗爭。農民不僅失去了幾乎所有從土邦貴族手中搶奪的土地，而且大批共產黨干部和參與斗爭的群眾遭到屠殺。  這次斗爭由于大安得拉邦共產黨的介入和領導改變了最初原始、自發的斗爭面貌，取得了重大成績。但起義失敗后，大批黨員群眾被殺害，革命果實喪失，大安得拉邦共產黨乃至整個印度共產黨內部也分裂成為兩個陣營，政治上、思想上的分裂遍及全黨。這種分裂狀況延續到1963年，并隨著黨內斗爭的加劇而升級，最終發生了1964年組織上的分裂。  2.20世紀60年代的納薩爾巴里農民起義  印度獨立后，代表印度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利益的國大黨進行了一場并不徹底的土地改革。印度農村原有的柴明達爾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被保護下來。首先，他們保留了大量的自留地轉化為新地主;其次，他們獲得了巨額的補償金。而農村中其他有勢力的地主和富農則正式轉化為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新地主。本質上，這是利益在上級階層中間的調整和分配，一部分土地從大地主手中轉移到中小地主手中。土改的受損者是農村的下層階級，即廣大的雇農、分成農和失地農民。因此，印度土改后的農村無地雇農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迅速增長。據估計，1951年為2752萬，1961年增至3148萬，1971年增至4557萬，1981年增至5600萬。比起中國的土地革命，印度土改無疑是失敗的。這就是印度農民起義再次爆發的社會土壤。  1967年5月，在西孟加拉邦北部大吉嶺縣納薩爾巴里地區又爆發了一場農民起義。20世紀60年代末世界范圍內的革命高潮鼓舞了大批印度革命青年，他們將這場起義看作印度農民武裝斗爭重新開始的信號。納薩爾巴里地區位于尼泊爾和東巴基斯坦之間一條狹長的邊境地區，是東北部各邦通向下游平原地區的唯一走廊。如此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區發生“親華”的武裝叛亂令已經陷入政治和經濟困境的印度中央政府極為恐慌。時任印度首席部長兼內政部長的阿喬伊?穆克吉馬上派出1500名警察協助地方治安部隊圍剿起義者。僅兩個月的時間，政府逮捕了1300人，其中包括此次起義的大多數高級領導人。這場起義迅速被鎮壓下去，革命的剩余力量轉入地下斗爭。但起義并沒有真正被撲滅，納薩爾巴里起義的影響力仍在延伸。由于印共(馬)中途收回了對納薩爾巴里運動的支持，并在印度中央政府圍剿起義時采取了默許的態度，1967年9月，幾個邦發生了脫黨事件。統稱為納薩爾巴里派的革命黨人在安得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大批地退出了印共(馬)。納薩爾巴里派在加爾各答成立了“全印協調委員會”，為組建新黨做準備。此后，在喀拉拉、北方、旁遮普和泰米爾納杜邦等都出現了納薩爾巴里派。1968年安得拉邦的卡庫蘭山區爆發了規模更大的農民起義。1969年，全國許多地區爆發了農民斗爭。這場起義還得到了許多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響應。  1969年4月22日，印共(馬列)成立了，查魯?馬宗達任該黨書記。該黨拒絕接受徹頭徹尾的“議會制度的騙局”，贊成“通過人民革命戰爭……立即革命”。黨的基本任務是“通過武裝的土地革命，解放農村地區，以農村包圍城市，并最后解放城市，從而在全國完成革命”。據估計，印共(馬列)在全國有2-3萬名黨員，并在大學生和城市中等階級中吸收了活動分子。印共(馬列)一成立，就被中國承認為印度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查魯?馬宗達在1970年1月的《解放》月刊上撰文指出，中國革命的道路，也是印度革命的道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不僅完全適用于印度，而且是印度人民獲得解放的必由之路” 。1972年，轟轟烈烈的納薩爾巴里運動轉入低潮，但納薩爾巴里運動的影響此后在印度綿延了幾十年。  3.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印共(毛)運動  20世紀70年代，印度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印共(馬列)支離破碎，有的派別銷聲匿跡，有的則悄然成長壯大起來。1993年4月11日的《印度時報》登載了一條消息：“極左分子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又時顯回潮趨勢”。到了2004年，在印度軍方看來納薩爾巴里分子已經成長為“比克什米爾或東北地區局勢更危險”的“國家主要威脅”。  在這場新興的農民武裝斗爭中，比哈爾邦和安得拉邦成為斗爭的中心。自20世紀90年代起，這兩個地區不斷掀起武裝斗爭高潮。比哈爾邦是印度最窮困的邦之一，該邦種姓壓迫嚴重，貧困人口數量巨大。在比哈爾邦活躍著兩支毛派武裝力量：毛主義共產黨中心和馬列解放派。而安得拉邦素有革命傳統，在印度獨立前后一直是農民武裝斗爭的根據地。安得拉邦共產黨不僅領導了早期特侖甘納農民起義，在后來的納薩爾巴里運動中也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1980年4月安得拉邦成立的印共(馬列)(人民戰爭集團)，其領導人K.西塔拉瑪亞領導過斯里卡庫蘭武裝起義。  這兩個邦的毛派組織在邦內開展武裝斗爭，建立解放區和平行政權，影響逐步擴展到臨近各邦。比哈爾邦的毛派地下斗爭策略包括：“斗地主的方式是以武力威脅，迫使地主減少應收租子的50%，其中一半留給佃農，另外一半分給窮人。至于那些地主過去據以橫行霸道的私人武裝，也被迫向他們交出武器;斗貪官污吏的方式是，首先在群眾中了解官吏的劣跡，然后用武力迫使官吏交出貪污所得的25-30%。大部分用于救濟貧苦農民，少部分用于地下武裝開支。此外還對工程項目和工商企業收取10%的‘稅費’;治理地方的方式是建立人民法庭。按農村傳統社會的傳統方式公審各種犯罪，有立竿見影之效。在其他地區非常嚴重的對婦女的暴力和犯罪，在毛派控制區大幅下降。” 而安得拉邦人民戰爭集團在“全邦大部分農村地區開展武裝活動，并在城市地區建立各種從事公開活動的外圍組織。該集團以重新分配土地為目標，曾經多次召開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1990年曾在厄侖加爾縣召開過一次有10萬人參加的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大會” 。  為了擴大影響，團結力量，比哈爾邦的毛主義共產黨中心和安得拉邦的人民戰爭集團分別在1981年和20世紀90年代初期兩次嘗試統一，但未獲成功。2001-2002年，雙方終于和談成功，并于 2004年合并為印共(毛)。  新世紀以來，印共(毛)武裝力量加速興起的一個背景是蘇聯解體后，印度政府加速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印度獨立以來的國家性質本質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甚至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義殘余，但是由于印度國內存在廣泛的貧困人口和強大的左翼力量，印度國大黨在早期一直宣稱走民主社會主義式的第三條道路。盡管許多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策無法真正落實，但是國大黨早期的左傾姿態或多或少是對印度國內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一種威懾和制約。從1991年開始，這種局面發生了逆轉。1989-1991年之間，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巨大的混亂，蘇聯東歐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1991年7月初，拉奧政府宣布新經濟政策，標志著印度國內右翼資產階級主張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正式獲得統治地位。印度實現新自由主義改革后，其GDP有所提高，但是普通人民大眾的生活卻越來越貧困。而官商勾結盤剝農民的“圈地運動”，征地法和《經濟特區法案》淪為地方政府與商人勾結起來進行尋租的工具，致使大批無地農民和原著民流離失所。印度舊有的沉疴加上新自由主義的毒藥，是新一輪共產主義運動興起的社會土壤。  2006年9月，時任印度總理的辛格接受采訪時曾披露印度首富圈地真相：“在達德里征地給農民的價是每英畝150盧比，同樣的地未作任何開發就由瑞萊恩斯集團(又譯信實集團，印度首富穆凱什名下的私人公司)公司定價為5700盧比，而且瑞萊恩斯還以這個價格作為資產抵押，從銀行貸出了一大筆錢。”針對印度興起的征地狂潮，這位印度總理恐懼地說：“主要的農業用地有將近10萬英畝被北方邦政府拿走，另外10萬英畝則被各邦瓜分……另外你們若想從西部農村圈地，如在哈里亞納邦或旁遮普邦，大約會有20-25%的無地勞動者不能維持生計，你把他們的地沒收了，他們去哪里謀生?……人民流離失所，誰能阻擋毛主義的興起?……在奧里薩邦的卡林加納加爾已經遍布反圈地的人民運動，一年來公路全部被堵死，越來越多的普通群眾被逼上梁山，他們匯入了毛澤東主義的洪流。……發展成這幅鬼模樣，要不是我這一大把年紀，身體也不行，我早就是一名毛澤東主義者了。”  印度的大規模新自由主義圈地計劃遭到了印共(毛)的極力反抗。而印度大力引進外資、積極讓跨國公司跑馬圈地的很多地區，恰恰是相對貧窮落后及印共(毛)活躍的地區。2007年2月1日的《印共(毛)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則激烈抨擊印度政府的圈地行為：“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政策正在向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進攻，他們卑劣地想把勞動者的手腳捆綁住，以便于大財閥的巧取豪奪。勞動合同期被縮短，工資被凍結，被自愿退休，隨意的解雇，強制征兵，敵視勞動者的法庭裁決，事實上的禁止罷工等等政策導致整個工人階級深陷于貧窮的苦難。農村的窮困使得大批的勞動力外出尋找出路，他們是城市無根的浮萍，他們處于半饑餓的狀態，他們在各地漂泊，維持著僅夠糊口的艱難生計。當前龐大的移民政策正在導致土著部族、森林地區的原住民進一步邊緣化。采礦或修建水壩等工程如韓國浦項鋼鐵項目、卡林加納加項目;又如在奧里薩邦、恰蒂斯加爾邦的查爾貢和饒加特開發礬土礦藏;在北方邦開發礬土礦藏的波拉瓦瑞亞工程;又如大規模的開發鐵礦，還如在賈坎德邦的鈾計劃，凡此種種表明印度農村面臨著強拆強遷的悲慘命運。印共(毛)九大號召所有森林地區的居民對于大規模的移民政策進行抵制，保衛他們的土地與森林，堅決不允許強盜與劫匪從他們手里奪走。300個計劃內的經濟特區事實上就是建立了300塊外國領土，這些外國領土劫掠我們大量的良田，這些外國領土里充斥了無數國內外的政治騙子。與此相配套的是市中心成了精英階級的私宅，它鋪就了財閥們的零售渠道，這一切都是以殘忍的毀滅與無情的驅逐為代價的，他們摧毀貧民窟，甚至那些永久性房屋也遭到鏟除。印共(毛)九大號召人民盡一切可能捍衛土地與房屋，堅決打退這些毀滅性的野蠻的‘資本游牧部落’。”  三、2004年印共(毛)成立以來的武裝斗爭現狀  2004年以來印共(毛)斗爭取得史無前例的進展，印度共產主義武裝斗爭進入一個新階段。合并后的印共(毛)發展迅速，其活動范圍擴展到大半個印度。印共(毛)在印度乃至南亞地區建立起兩條紅色走廊：一條在印度境內;另一條幾乎覆蓋整個南亞地區。截至2009年，印度境內的紅色走廊貫穿印度28個邦中的22個，印共(毛)控制著印度1/3的土地和人民。印共(毛)希圖在奧利薩邦、中央邦和安得拉邦之間的橫跨5個邦的丹達卡冉亞森林地區建立根據地。早在2001年7月，尼泊爾、印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和不丹等國的十幾個毛主義政黨成立了“南亞毛派協調委員會”，這幾個國家中活躍的毛派武裝力量定期召開大會，協調行動。他們相互支援，在整個南亞建立起一條“紅色通道”。  2007年印共(毛)九大的召開標志著毛主義共產黨中心和人民戰爭集團兩股革命洪流合并的完成，黨的團結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這次大會通過了五個文件：《高舉馬列毛的紅色旗幟》、《黨綱》、《黨章》、《印度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以及《對目前國際國內形勢的政治解決辦法》。印共(毛)《黨章》規定：印共(毛)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處于地下狀態。黨的短期目標是，通過長期人民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為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而斗爭。終極目標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繼續革命，實現共產主義，將地球上人剝削人的制度消除。大會再次確定“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將納薩爾巴里運動興起以來的持久人民戰爭作為印度的革命道路”。黨近期的任務是“推進人民戰爭，將人民游擊解放軍轉變為人民解放軍;游擊戰轉化為運動戰;游擊區轉為根據地”等。印共(毛)九大是印度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里程碑，大會的成功標志著兩黨合并的真正完成。  軍事實力是印共(毛)最可觀的優勢力量。比起歷史上的印度共產黨，這支第四代印度共產黨擁有一支成型、有規模的軍隊，其武裝斗爭基本擴展至印度全境。這支軍隊組織發動人民戰爭，得到了老百姓的廣泛擁護和支持，印度政府竭盡全力進行圍剿也無法觸動其根本。印共(毛)的人民游擊解放軍成立于2000年12月21日，其前身是印共(馬列)(人民戰爭集團)的“人民游擊軍”。2004年兩黨合并時更名為“人民游擊解放軍”，其下一步目標是發展成為“人民解放軍”。人民游擊解放軍的標志是鐮刀和斧頭，中間橫著一把槍。人民游擊解放軍領袖楠巴拉(Nambala)[化名為巴薩瓦拉朱(Basava raju)]表示，該軍隊的建立是為了“粉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官僚資本主義的控制”，即“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軍隊存在的意義是“通過武裝力量推翻政權” 。“人民游擊解放軍必須與群眾融合，成為其生活和希望的一部分。在此意義上，人民游擊解放軍是戰無不勝的。” 毛派領導人拉奧曾經表示，毛派要在2025年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人民游擊解放軍在人民群眾中不斷壯大，包括社會的各個階層。人民游擊解放軍由三個部分組成：主要力量——野戰排、次要力量——游擊班、基本力量——民兵。民兵是由這樣的人組成，即有各自的生活和職業，兩周參加一次軍事訓練，民兵是人民游擊軍的基礎。2007年恰蒂斯加爾邦巴斯塔地區的一名警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民兵已經通過地下武裝游擊隊的訓練，獲得專業知識埋藏和引爆地雷。可以估計，僅在巴斯塔一個地區，民兵力量就可以達到3萬人，是該地區警察數量的5倍。如今，毛派已經廢棄了橄欖色軍服，和當地老百姓混在一起，辨別其身份十分困難。“情報部門記錄只有300個毛派分子的名字，有相片的不足資料的1/3” 。而讓村民給警察提供毛派的消息，則幾乎是不可能的。  近年來，印共(毛)人民游擊解放軍發動的大型行動有：2004年2月6日，襲擊奧利薩邦的戈拉布德(Koraput)，清空了一個藏有528件武器的武器庫;2005年11月13日，印共(毛)游擊解放軍和地下工作人員在比哈爾邦的賈納巴德縣實施越獄行動，900多名犯人越獄，包括大批毛派戰士和領導;2006年3月26日，奧里薩邦的R.烏達亞及里(R. Udayagiri)遭到襲擊，警察局的17輛汽車被劫掠;2008年2月15日，奧利薩邦那訥亞格爾軍械庫100件武器——包括手槍、汽車、AK系列步槍、印度輕型武器步槍以及輕機槍，以及價值20萬盧比的彈藥被劫掠;2010年4月6日，恰蒂斯加爾邦的丹特瓦達地區，印度中央后備警察部隊(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準軍事安全部隊)和恰蒂斯加爾邦警察圍剿毛派不成，反遭伏擊，80多名官兵喪生。  除了在偏遠地區的軍事打擊之外，印共(毛)也非常重視城市工作。印共(毛)《黨綱》規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階段，我們要奪取敵人的要塞——大城市，因此，從一開始我們就要在城市里執行有明確目標的導向性工作。”而總結前兩輪農民運動失敗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沒有得到城市的策應。印共(毛)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城市工作策略和扎實的城市工作基礎。印共(毛)《黨綱》所規定的城市秘密斗爭準備包括：首先，建立一個巨大的和廣泛延展的地下黨網絡，將工人階級和其他若干學生及知識分子的組織包括在內。同時也必須發起政治運動。第二，必須建立一個秘密軍事組織網絡，條件成熟前要避免暴露，以保存力量。只有通過這樣目標導向性的工作，才能不斷地積聚、加強和繼續鞏固黨的力量，因此，要在群眾中進行政治組織和軍事準備。  然而，2007年團結大會的召開激怒了印度政府，印度政府發動了更為嚴酷的行動。2009年印度政府發動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的、全國范圍的、最嚴重的、迷惑人的、中心主義的，至今仍然在不斷加深的” 清剿毛主義的“綠色狩獵行動”。政府投入大量警察和準軍事部隊同地方武裝聯合清剿毛派分子。軍事進攻集中在毛派實力最強的農村地區和游擊區，特別是丹達卡冉亞地區、賈坎德-比哈爾、賈坎德-奧里薩、特侖甘納、拉奧格(Lalgah)、查蒂斯加邦等地區。在查蒂斯加邦、賈坎德和奧里薩邦政府又投入了25，000名兵力的準軍事部隊，而之前已經投入35，000名兵力的準軍事部隊，并動用了防彈車、掃雷儀、空軍直升機、無人偵察機等軍事裝備。印度情報部門積極開展信息心理戰、情報戰加以配合，這無疑是一場全方位戰爭。中央后備警察部隊、邊境安全部隊以及臭名昭著的娜迦大隊已經訴諸暴力破壞遙遠的森林村莊。用印度著名女作家、英語世界最重要的布克文學獎得主阿蘭達蒂?羅伊的話講：“這支特殊的警察部隊用灰狗、眼鏡蛇、蝎子這樣的類似圖騰的詞命名，這不過是發了一張血洗森林的通行證。”  面對這樣的進攻，印共(毛)的損失異常嚴重。“政府軍對領導層的殺害到達難以想象的程度。這些損失，在數量和嚴酷的程度上，自2009年5月以來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 “2004-2010年，印共(毛)犧牲了1，500名烈士;僅2009年5月-2010年7月一年間，就犧牲了300名烈士。其中包括8名最高領導同志(包括有40年黨齡、在信息輿論戰線做出卓越貢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阿薩德同志)以及10位邦領導同志被捕或被政府軍殺害。” 2011年11月24日，印共(毛)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常委會委員金尚吉同志遇害。金尚吉曾經對印度西部和北部地區人民戰爭有很大貢獻，此外對推動兩黨合并功勛卓著。此后，毛派在全國范圍內發起了為期一周的示威、集會、游行、罷工和封鎖道路抗議。  據《印度快報》2012年4月7日報道：繼印度先前拋出超級大訂單采購126架中型多用途戰斗機之后，印度計劃再次招標采購超過75架多用途直升機。這一項目預計耗資將超過40億美元，也將成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多用途直升機招標項目。印度有關媒體5月22日披露，在過去三年里，印度中央后備警察部隊、邊防軍、國家安全衛隊等部隊進口了超過2.9萬支AK-47步槍。印度以上大規模軍購主要針對印共(毛)武裝力量。印度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舉全國之力，不惜動用最先進的武器和特種部隊，將印共(毛)作為國內安全的最大威脅加以剿滅。從2009年印度政府發動“綠色狩獵行動”至今，印共(毛)一直處于危險時期。接下來，印共(毛)的發展有三種走向：第一，有生力量被殲滅，進而走向衰落，分散成小股，在邊遠地區從事小股武裝斗爭;第二，繼續保持戰略僵持，主要力量得以保存，進入長期拉鋸戰階段;第三，應對危機得當，化危機為轉機，迅猛發展，甚至奪取全國勝利。其中，第二種走向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四、小 結  在印度，由于社會主義革命一直未完成，所以其歷史遺留任務，如掃除農村封建殘余、消滅種姓制度、實現民族解放、發展生產力等，便一直沒有完成，其社會便一直存在爆發革命的土壤。進入21世紀后，印度又深深地卷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極大地傷害了下層人民的利益，這就是21世紀印度社會主義運動率先興起的背景。  印度近代以來一直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第一是完成土地革命，迅速提高工農大眾的生活水平，發展農業滿足人民大眾的基本生存需求。第二是建立自主型的以內需為主導的工業體系，滿足人民大眾的進一步發展需求。歷史已經證明，在印度，依靠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依靠從西方引進的議會民主制度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無法完成這兩大任務。印共及印共(馬)等主張走議會道路的共產主義力量，也沒有有效地推進上述任務。因此印共(毛)推動的武裝斗爭和農民起義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回應歷史的需要。  印共(毛)的武裝斗爭并非印度統治階級污蔑的少數極端知識分子鼓動起來的左翼“恐怖主義”運動，而是植根于人民大眾的正義的革命。除了獲得底層民眾的大力支持這個原因外，我們無法解釋這一獨特現象：自20世紀90年代國際共運陷入低潮以來，印共(毛)喪失一切外部支援后面臨印度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仍然繼續發展壯大。縱觀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從20世紀50年代的特侖甘納到70年代的納薩爾巴里運動，再到80年代中期以來的印共毛主義運動，武裝斗爭的浪潮一波高過一波，呈現不斷升級的趨勢。印共(毛)如今已經成為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實力最強大的一支武裝力量。印共(毛)效法中國革命的道路，其“人民戰爭”的經驗運用較之20世紀70年代也更為成熟，但印度政府當前高精尖武器的運用，全國范圍的剿滅行動給印共(毛)帶來很大的壓力和威脅。印共(毛)及其武裝力量已經成為印度執政階層的最大的敵人，雙方博弈的最終結局如何，將直接影響印度乃至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