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總是覺得，臺灣電影要么離我們太遠，像《陣頭》和《總鋪師》，講的都是那旮旯的事。要么就是太輕，下至小清新，上到《看見臺灣》，對水深火熱吸足霧霾的大陸民眾來說，臺片說的，簡直是輕描淡寫，小打小鬧。 但這部《不能說的夏天》，它講了一個大學校園里的性侵故事，完全就是內地現狀的正在進行時。電影正撞上廈門大學吳春明事件，絕非偶然巧合，而是老天有眼。廈大事件七月份事發，拖了足足三個月，才給出一個不痛不癢的開除黨籍處罰，簡直是遭人唾罵。同樣的事情，無非證明了類似案件在大學校園里時常發生。聯系到吳春明常年作案，以及校方、學生和利益關聯者的袒護，周圍人噤若寒蟬。受害者申冤不成，需要冒著社會白眼，甚至反遭部分網友落井下石，實乃當代華人世界之怪現狀。 《不能說的夏天》，本名《寒蟬》，取的就是這一層意思。 作為處子作，王維明選擇了批判現實的電影題材，準確說來，它更像一則社會新聞，那倒跟《阜陽六百里》的鄧勇星有點相似。王維明跟鄧勇星一樣，都從成功的廣告圈跨入相對陌生的電影圈，但在上世紀90年代，王維明已經在楊德昌電影里擔任過演員。《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里，他是眷村217的二把手，吃了Honey一記耳光。《獨立時代》則是男一號，小明。《獨立時代》有這么一句臺詞：最容易逃避責任的辦法，就是裝得跟別人一模一樣。顯然，面對《不能說的夏天》，我們不免要想當然，那么遠的事情，又跟我們沒關系，女學生還認為自己愛上了教授，當然可以置之不理。但事實并非如此。 王維明顯然不是想著顛覆小清新，不是想在綠色里面，加入血色與黑色。在大學性侵事件以外，他穿插了學運失敗者和美麗灣運動，試圖輻射到整個臺灣社會。因為失敗挫折，李教授把壓抑痛苦發泄到了女學生身上，自甘墮落。因為無法阻止事情變壞，所有人都選擇了習慣性逃避，反正事情已經發生了，再怎么努力，那也回不去了。正是這樣的心理定勢，以至于有些人會屈服于體制和權威，同流合污。 就像女學生會天真地以為，也許教授是喜歡上了自己，再不然，她也感覺自己愛上了對方。問題就出在這里，本是正常的男歡女愛，但發生在這么不對等的師生位置上，不免是有蹊蹺的。《不能說的夏天》告訴所有人，這是犯法的。 《不能說的夏天》在剪切時，采用了片段式的跳躍行進，章節之間，不會有太多交代，盡量的去沖突化，輔以大量的景物空鏡頭，碧海綠樹。哪怕是在法庭上，導演也沒有想要把矛頭完全指向李教授，至于受害者，其實也沒有刻意去渲染她的痛苦。比如出現割腕自殺，也是非常突然，乃至于律師的到來跟接手，都是需要觀眾自行腦補。 由于故事太過平緩，以至于當木宏吼出那句：你們臺北人都是這樣講話的嗎？全場才迎來了一個笑點。按照朋友們的標記，這好像是“炮友”作為電影臺詞，第一次出現在了內地大銀幕上。木宏這個角色并不是廢的存在，回顧他的出場，除了跟女主角建立起聯系，更充當了人物對比。涉世較淺的白白，一到寢室房間，就要他進去吹冷氣，結果，他善意地打開了窗戶。與之相反，李教授到了房間，關上門立馬獸性大發。不得不說，憑借良好的臺詞功力，戴立忍演起老流氓，實在老練，得心應手。如果女演員的臺詞也有他的功力，那么，無論法庭戲，還是整個電影的感染力，無疑都會更上一層樓——而不是目前的“揭露一個事件”。 不知道編導出于什么考慮，李教授并沒有被繩之以法，他以較為體面的方式，倒在了花園當中。或許，當他在法庭上公然撒謊，這個人的正面形象已經坍塌，無論他有什么理由借口。然而，字幕打出來的說明，更像是黑色幽默，也讓人想起了廈大事件爆發后，有人一手炮制的學生聯名信，聲援吳春明，說他為人師表。 即便電影故事發生在臺灣，然而，兩岸畢竟都是傳統的中國社會。在校園性侵事件中，無論受害者有何等勇氣，世人經常要戴上有色眼鏡去看待。一個巴掌拍不響，也許是她們自己勾引老師，更不用說，整個社會提前把天平倒下了權威一方。在老師的資源、地位和聲望面前，在許多人不顧一切維護的學校形象面前，受害女學生，簡直是弱勢中的弱勢。不說學術，她們連青春都被踐踏在地，有什么傷害損害，比她們來得還大？ 我們常說，電影經常是高于現實的，但有時候，電影也與現實同步。具體于這一次，我們更希望，現實也能像電影那樣，令主人公得以聽見夏天的蟬鳴，重新感受到生命的熱情。【http://yule.sohu.com/20141024/n405404906.shtml 搜狐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