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里的石碑旁，有好幾種綠樹，葉子都不相同。針葉的是松樹，闊葉的，也許是茶樹，或者樟樹，我們狹隘的知識面，并不能確定它們的名字。“都是普通的行道樹罷了。”那些懶得辨認的人就這么說。但是，如果你非要問：“再看看，還瞅到了什么嗎？”你堅持地問他，他才會回答：“對哦，這棵樹顏色深，葉子細細的！那棵顏色淺，葉子嫩嫩的！嗯，它們的層次很明顯。”

我見過這樣提問的人，她是《旅行者的需求》里的伊莉絲，她教韓國人學法語。伊莉絲的教材是一疊空白小卡片，她會根據學員某刻的想法，在卡片上寫一段抒情的法文，讓對方念誦。 法國人和韓國人說話，用的是英語，就像此前于佩爾與洪常秀的合作。但是，繼《在異國》和《克萊爾的相機》到現在，大家的英語還是很生澀，就像用著一件不趁手的工具，擠出“開心”、“旋律”、“美麗”、“炫耀”、“不滿”這些基礎詞匯，統統都言不及義。伊莉絲的英文也差，但她總是問：“還有什么呢？”所以，她的寫作總是失真，她的課程也會雷同。比如一位女生彈了鋼琴，另一位叫元珠的女士彈了吉他，當被問及彈奏時的心情，這兩個學生的答案一模一樣，而伊莉絲寫給她們的句子，也完全復制。

我們悲觀地認為，伊莉絲也是個騙子，她像作家一樣統一發文案，沒有真正貼心的對話，英語是人們之間最生硬的地帶，又或許，任何形式的溝通，都只是被妥協的中間地。可雖然語言被阻塞，這種無法相融的中間狀態，也制造著清新的空氣，它讓社交失效，讓人們的行為變得笨拙。于佩爾一直都是旅行者，是文化上的陌生人，《旅行者的需求》把這種身份變得更加本質：一方面，文化上的隔絕成為了伊莉絲的生計；另一方面，她在用更陌生的方式，與他人建立傳統或非傳統的關系，她的旅途和來意都是未知的。 同時，那些本土的演員們，她們面對伊莉絲/于佩爾，表現出的不同的緊張感，形成了人物之間的差異。盡管伊莉絲給了她們同樣的禮物，但對方各有各的局促，比如那個彈鋼琴的女孩，她總是用笑聲來掩飾表述的困難，還在刻有父親名字的石碑前哭起來，于是伊莉莎拍了拍她，然后舉起卡片，以詩人的姿態給她寫下一段話。

元珠是這個女孩的阿姨，當她和伊莉絲對談時，總是致力于說出標準的詞匯。她丈夫更是滑稽，他詢問伊莉絲的帽子，耍弄她的圓珠筆，酒過三巡，還抱起吉他，煞有介事地撥起來，彈著哆啦咪發······這是一個介于刻板身份和出格舉動之間的人。在散步的時候，他甚至對著石碑上的詩，跪拜了下去。對丈夫的表演，元珠女士也只能看著。這時，伊莉絲輕輕地擺著手走過去，碰了碰石碑，再走到元珠身邊問她：“看到他這樣拜，你心里怎么想？”元珠背對著鏡頭，手拿著一條撿來的樹枝，說出自己敏銳的心聲。于是，伊莉絲為她寫了一段獨特的文字，一段并非印刻在石頭上，而是徘徊在樹枝頭的文字。 而她寫下來的話，總是對實際情況的增強，對方要是“有一點不滿”，會被她說成“我對自己很不滿”，同時加以延伸。這到底是對真實情緒的揭示，還是基于某個詞語的發散，你不得而知。既然選擇了一個脫離實際的老師，你也無從去糾正她的手法。結果，這一張張卡片，都成了別致的禮物，是人給未來自己的禮物。

是的，洪常秀已經來到了他最簡潔的階段：如果兩件事很相似，那就讓它們完全一樣，而其中細微的對比，卻能成為人物最鮮明的特點。環境也格外簡單：一個長焦鏡頭里的森林和青山，檐角的天空，樓群的平面，某片對焦不清晰的樹梢，或者公園里的那些石碑，它們正面和背面都刻了字句，這些畫面，像手機相冊里簡陋的一角，但它們已足夠美麗，成為最確切的舞臺幕布，而對話的雙方，就這么站在它前面，做當下的語法練習。 我們可以把伊莉絲獻給仁國的話，送給更多學員們：“拒絕沉迷于記憶的誘惑，回答每一個音符，讓它成為獨立的存在。”觀眾確實在抵抗記憶，我們知道，即便兩個人說了重復的話，她們的狀態也不同，大家都是語言和行為上的初學者。

況且，語言之間并沒有高下，如果有人說：英語是更功能性的；法語是更抒情的，也最有表達力；而韓語在伊莉絲眼里，是外國人的竊竊私語。那這只是刻板印象。當伊莉絲把一天賺來的錢都給了仁國，對他說：“一半房租是二十萬韓元，總共是五十萬韓元，我想和你一起分擔這筆錢。”這就是最真誠的表達，對共同生活的成本的計算。只是與此同時，她一定還有別的話，是用英語無法說出來的，甚至用法語也講不出來，只能轉化為笨笨的動作，和你一句我一句的“謝謝”。 另一場算賬，發生在仁國與媽媽的餐桌上，伊莉絲與仁國之間有語言的距離，而媽媽與仁國長期不在一起，彼此都不算很熟悉，因此，她那些關于吃住、關于生活、關于伊莉莎到底是誰的追問，都變成了典型而錯位的關心，哪怕在最熟悉的韓語中，她也找不到合適的表述。除了這些隔著物質的關心，我們還能說什么來接近對方呢？它們誠然是最重要的，但或許，大家還需要一門陌生的語言，它是感受力的根據，“看著好久不見的兒子，除了給他做一頓飯，我還想說什么？”這便是伊莉絲課程的啟發。

有一點很肯定，伊莉絲也是個初學者，她不只在學習英語，還在學習運用自己的肢體，還學習著與一棟房子、一塊石頭之間的關系。有一次，她見到青草地里的小水潭，就脫了鞋子，一小步一小步地走進去，水流沒過了腳踝，她也哼起歌來。一不留神，把鞋子掉了，她趕緊“啊”地撿起，正要去擦鞋擦腳，卻還戀戀不舍地又泡了一會兒水。這種行為，像極了一部叫做《chiikawa》的日本動畫片，那部了不起的作品，每集一分鐘不到，都是些小團子一樣的生物，嘗試著各種對它們來說很新奇的事情。 無論是《在異國》、《克萊爾的相機》，還是《旅行者的需求》，于佩爾一直在做旁若無人的事，當大家在正常地走樓梯，她卻一跳一跳，拍著扶手跑上去，好像一陣微風的化身。當她為了配合仁國躲他的媽媽，跑到一個綠色的天臺上，然后走去東張西望，遠遠地瞧瞧他媽媽走了沒有，那時她把高跟鞋防水臺踩得嘎吱響，這就是人物對于動作的嘗試，一些與實用性相反的嘗試，只是把一雙鞋子擠出聲音來。

我們很珍惜于佩爾的喜劇，它們顯得陌生，因為它們不導向共鳴，而是一個人的私密選擇。洪常秀理解私密的必要，正如他已經很少創造共情——至少是作為舒適區的共情——而走向了對更多可能性的學習。所以，我們不會對電影得出相同的結論，甚至總是有相反的感受，我朋友覺得《旅行者的需求》很孤獨，而且人與人的溝通有點恐怖；我則覺得恐怖不可避免，但也存在治愈。而重要的是，孤獨與治愈不會相互抵消，也不存在哪個更本真，它們共同組成了生活的層次，這就像人物關系的開放，就像伊莉絲一樣，她既可以喜歡吃面包，也可以吃韓國拌飯，在那些相似的幕布前，她做著自己才知道的小事。 其實，于佩爾的來頭始終都是個謎。《在異國》是一部棕色和橙色的電影，我們會記得民宿的棕色環境，以及救生員的橙色帳篷，它和他工作服的橙色一模一樣，而一次次的重新寫作，更將民宿變成了一個臨時住所，而她作為一個虛構人物，可以有很多種臨時身份。接著是《克萊爾的相機》，得益于她那件黃風衣，我們總覺得那是部檸檬黃的電影，她是一個拿照相機的精靈。

《旅行者的需求》是綠色的，綠膠帶、深綠色的瑪格麗包裝紙、各種各樣的樹，人工的綠和自然的綠區分得很明顯，因為人工的綠色非常平面，或者說，它們看起來太不自然了。伊莉絲穿著她的綠開衫，和這些常見的綠，組成了遠近前后的層次，比起知道她是誰，我們只能看到她是什么樣。她有時在圓珠筆上貼一圈蘋果綠的膠帶，有時在山路上走了個沒影。但最溫馨的綠色，是手工的，是她和仁國的綠格子窗簾，臥室里的臺燈都開著，還有盞綠瑩瑩的桌燈，把窗簾變得透明，變成一叢嫩芽般的淺光，他們的家，這沒有來歷的家，猶如發亮的春日。

但，越天真的人，越知道純粹是最難的。仁國不計較伊莉絲的身份，但他必須對媽媽撒謊。而伊莉絲在說“我不會讓任何人傷害你”的那一刻，難道不會辨析出生活與理想的差距嗎？暫時回不去的伊莉絲，她走了好大一圈，來到了一條新路上，那是塊赭紅色的大巖石，背靠著蔥郁高山，有一條道路可以通往山頂，當她住進仁國家里之前，她就住在這樣的地方。她斜靠著巖石，拍了拍它的質地，然后躺下來。 媽媽走后，仁國去找伊莉絲，從街頭找到公園，在公園的小徑上，他遇到了她的背影，捧著一支笛子，在吹一首不成調的曲子。他路過她，又繞到她面前，看了看，沒有上前，他還不是他，這還不是相認的時候。因此，這場看似抽象的剪輯，就是伊莉絲的等待。仁國也爬上了那塊石頭，在上面坐了好一會兒，又走向更高的山路，之前情境的雜質，正在被一個個蒙太奇所過濾。

伊莉絲在山頂出現了，太陽已經落下，她閉著眼睛正睡著，這是我們第一次離她這么近，看到她抿著嘴唇，手上有粗粗的血管，還戴著那根與裙子配套的花手環。一個陌生的特寫，在此之前，鏡頭從未如此直面人物過，尤其是對沒有來歷的伊莉絲，她從來都不是透明的，卻總能說出最清透的話。因此，對于這個睡著了的朋友，比起詢問她是誰，我們選擇默默相信她。 接著，切到全景，仁國把伊莉絲拍醒，她轉過頭來，喊出了仁國的名字。二人確切地認出了對方，她給他喝了一杯瑪格麗，和他一起回家去，那仍然是屬于友誼的家，當他們先后走過了新路，這個心愿再次被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