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是根據真實歷史改編的。16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對美洲殖民，按照我們官方的史學，天主教會扮演的是“走狗”和“馬前卒”的角色，殖民者和教會“互相勾結、互相利用”。這種史觀今天看來相當不完整。可以說，教會歷史上很多的不光彩，都是在世俗君王的擠壓之下求生存的結果，比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特別殘忍，是因為西班牙長期的伊斯蘭教統治造成的反彈；法國對胡格諾派的迫害，也是國王一手策劃，樹立個人權威和信仰保護著的雙重形象；取締和迫害圣殿騎士團，則完全是因為法國國王貪圖騎士團的財產。要知道，中世紀教會在法理上是缺乏刑罰的權力的，最嚴重的制裁也只能是絕罰，用白話說是開除教籍。教會自己手中神權之劍力量相當有限，要實現某些目的，確實需要求助世俗統治者的君權之劍，統治者則需要教會獲得政治合法性，如此雙方肯定會有交易。正是因為這些教訓，我們今天才能意識到政教分離的可貴。人們往往看到兩者之間的配合造成的災難，卻看不到兩者之劍持久的張力為自由留下的空間。（以上可參考彭小喻《教會法研究》）至于耶穌會在美洲的傳教為何并不符合官方史學的印象，我們可以從教會和殖民者的核心利益分析。教會的目的是增加信徒的人數，可這里有一個很重要卻常被忽視的前提，那就是一旦向土著傳教，就相當于把他們看作和歐洲人一樣的人了；而殖民者關心的是現實利益，他們絲毫不介意把土著當作次等公民甚至財產。在這種現實情況下，土著居民面臨被奴役的風險，理所當然地倒向了耶穌會，因而耶穌會士在當地建立了很多獨立于殖民地的“保留區”，保留區的建立本是世俗統治者為了便于管理，但當耶穌會按照使徒時代的基督徒社區這一神學理念將其建立起來后，這些保留區不僅在政治上很成功，而且在經濟上也很成功。今天看來，它們很像傅立葉和圣西門的社會實驗，但相比優越的歐洲，保留區的成功可能更多的得益于外界否則成為奴隸的惡劣處境，以及土著一貫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耶穌會尊重當地習慣，并不要求土著歐洲化）。世俗政權和教會之間的張力給弱勢群體帶來了喘息，卻為當地的殖民者帶來了巨大的困擾。某種程度上說，由于外來疾病和殖民者絕對的軍事優勢，耶穌會的存在成為了土著生存的唯一保障。保留區同世俗統治者之間的沖突嚴重到爆發戰爭的地步（如影片所描繪），最終導致了西方多國聯合向梵蒂岡施壓，耶穌會被從美洲驅逐。耶穌會對南美土著（或者更廣義地說，底層階級）權益的關注從未中斷，這也是長期互動的結果：一方面他們由于長期深入第一線，深知中下層生活的苦難；另一方面由于他們在當地經營的良好形象，很多底層人民成為了耶穌會士，以至于開始影響高層的決策。1970年代，“解放神學”逐漸興起，這一派神學的初衷并非宣揚暴力革命，只是強調對底層苦難的關注，而且也是相應梵二會議帶來的新風，但是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失去控制。當時由當今教宗主持的教廷信里部的批評一針見血：解放神學過于關注系統性和建制性的惡，而忽視了人的個體的惡在促成這些社會悲劇中的作用——當今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者所達到的深度也不過如此。耶穌會強調社會公平，一直被認為是天主教會中的左傾勢力。這種角色并不讓人意外，因為耶穌本人就是以一個非暴力的革命領袖的形象出現在新約之中。但是不像我們老祖宗“半本論語治天下”的豪邁，天主教會采取的一直是將圣經作為一個整體社會地、歷史地進行解釋的態度。盡管新約給人以解放的印象，教會并不否定舊約里神的威嚴和殘酷。這部分乃是因為教會的理論把人當作受造物，并認為神可以隨便處置自己的作品；部分地是因為教會把秩序與律法同寬恕與同情一樣看作是人靈拯救的必要條件（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正是出于對這種精神的貫徹，對歷史的審視（比如鼓吹暴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人間地獄），同時當然也有現實的考量（畢竟如果天主教會將自身樹立為革命的鼓動者，在所有世俗政權中傳教都會出現巨大的困難），羅馬決定對解放神學進行彈壓。1980年代，耶穌會內部幾乎因解放神學的問題產生分裂，此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公開譴責極端解放神學對耶穌的曲解，并要求耶穌會宣誓效忠圣座。解放神學至此走入下行道，但遠未完全消失，隨著南美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它以一種相對溫和的面貌持續存在，重新煥發了生機。這一歷史過程其實與200年前的情況很相似，幸好未再訴諸大規模的暴力。本片在1980年代回顧這段歷史，可說有特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