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大叔在陰沉的《罪與罰》之后的超現實主義《卡拉馬利聯盟》是對前者基調的一次逃離。實際上，這兩部影片建立了他隨后的職業生涯中“嚴肅”電影（通常是文學改編作品）與滑稽、看似隨意的作品之間的分歧的兩個方向。      《卡》在制作過程中并沒有像阿基大叔之前的電影一樣受到芬蘭電影基金會的資金支持——甚至根本沒有申請過資金支持，因為阿基大叔曾豪言：“這是一部太細膩敏感的電影，誰都不能用商業來污染它！”電影在拍攝過程中甚至沒有一份成型的劇本，許多場景都是即興而為。以至于當時有許多評論家把這部作品看作阿基大叔的團隊、他的御用演員以及出現在電影中的一班著名的搖滾明星之間的一個內部笑話在電影圈里流傳。      《卡》是滑稽素描與松散敘述合成的一部超現實拼貼畫。這大概是阿基大叔作品中最隨意而具有超現實主義精神的一部——十七個都名為Frank的人和一個名為Pekka的人，想要從赫爾辛基的工人階級地區Kallio逃離到城郊的應許之地Eira。Frank是一個復合的身份，是現代社會給世界主義者和邊緣化的個體帶來的危險的化身。在他們去往Eira——上層階級的城郊——的路途上，他們遇到了各種各樣的誘惑與狀況，包括槍殺、自殺、婚姻和監禁。影片的最后，Frank們中的兩個，最終到達了赫爾辛基的海岸邊，卻意識到他們想象中的Eira已經遠去，或者說從未存在過。最后兩人上了一條小船，想要到愛沙尼亞去，甚至只要能渡過波羅的海對他們而言都比呆在原來的地方強上百倍。      卡拉馬利聯盟首先開始他們和籠罩著整個城市的"幽閉恐懼、無知和饑餓"的斗爭，就像其中一個Frank所說的，”因為這壓抑著他們，讓他們覺得自己甚至不是這個自由而驕傲的國度中獨立的一員“。《卡》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赫爾辛基電影“。片中Frank們的旅途中許多場景都能辨認出是在赫爾辛基，強調赫爾辛基作為”歐洲之都“的地位。      這部片子通過許多能讓人想起阿基大叔的《無足輕重》的諷刺性的拼貼繪制出其對這個國家的分隔的印象，然而，《卡》中的意向更為跨國界與超現實，它模糊、分散的特質使它能夠涵蓋眾多的話題，并且能夠從許多角度強調日益跨國界化的芬蘭社會。Frank們和Pekka充當起阿基四海為家的波西米亞人的另一個自我化身，有人問過阿基他是否會對社會對待這些人物的方式感到憤怒，他回答道：“他們告別，他們死亡。做導演最好的一點就是你能通過殺死主角來實現自殺。在片子里自殺20次以后，我可以去酒吧、去喝咖啡，吃上一塊我并不喜歡的奶油蛋糕。”      沿襲樣板電影和《罪與罰》的道路，《卡》利用了多重的文化影響——Bresson, Godard, Hollywood, film noir, French poetry, jazz, Chuck Berry與芬蘭性。這部片通過跨國界的異托邦主義（heterotopias），擊碎了國家主義時代的洪流——作為一個延續的、歷史性的實體的國家。《卡》不斷地為文化的跨國界流動作證——然而在這樣的文化定位在阿基眼里并不僅僅像美國文化影響一樣是一種文化殖民主義。      “芬蘭是歐洲最美國的國家。再過十年，只有老年人才會仍舊說芬蘭語，其他地方都是在說英語。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這里的一切都被摧毀了：包含芬蘭價值觀的探戈文化，酒吧里的憂郁詩歌，城市和鄉村的景觀……這是悲哀的。芬蘭這樣的一個國家剽竊著全世界精神最貧窮的國家。我不是在暗示我不欣賞那個國家的文化產物，但為了芬蘭好，奔向那個國家或是其他什么國家是根本沒用的。”在他對于國家田園詩般過去——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主觀的幻想的記憶——的言論里，同時有著對于跨國界化的熱愛與抗拒，以及懷舊的明顯示意。這一點在他之后的電影中更多地被提到，更細致地被解析。      《卡》將芬蘭描繪成一個模棱兩可的跨國界方位，在這里，人們面對的是破碎、混亂的無政府主義，而不是一致和傳統。它批判者消費主義——Frank們非正式的領導者在商店偷東西被譴責，被更高的社會階層所爭議，這徹底激怒了他，“櫥窗被警察庇護，警察被恐懼庇護，頭幾罐爛透了的沙丁魚有什么大不了！”另一個Frank提出到達Eira的唯一辦法就是去銀行貸款買一輛大巴，但Frank們因為沒有經濟上的可信度而被拒絕，其中一個還被警察拘留了起來。接下來的一幕，一輛印著洗碗機和吸塵器廣告——“西德品質”的大巴從他們面前駛過，他們絕望了，這正是隔絕他們的消費社會。一個Frank說：“如果你想到達Eira，你就必須得治愈你的疾病、貧窮、悲慘和冷漠。”      Frank們是這個社會的底層，但比福利社會的消費主義，他們仍然是懷著崇高理想的年輕世界主義者。兩個Frank最終背叛——一個被開著跑車的女人誘惑，背棄他的Frank兄弟們，另一個被鄉村家庭生活所誘惑，這些對于“Frank理想”的背叛等同于這部電影的終止。      但也許這部有著暗喻式結構的電影最驚人的一幕在高潮來臨前所有的Frank，甚至包括已經死去的Frank，和Pekka走向舞臺一同演唱一首叫做《壞男孩》（Pahat Pojat）的歌曲時才到來。這個場景在電影整個的敘述中并沒有特別的目的，卻反而承載著更多暗喻的內涵。Frank們（和Pekka）從社會限制的死亡中被解放，他們自由地表達著他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這部電影中的世界時卡拉瑪麗聯盟主觀創造出的現實，在這樣的一個世界里，兩個男人可以騎著一個小摩托走進酒吧里點兩杯冰水，任何人都不會覺得有什么怪異，這個世界充滿了混亂的黑暗和光明的霓虹燈，多重的文化影響和令人窒息的隱匿——一個影射后現代主義的破碎和后民族主義的隔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