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有一種困境。每當人們開始以他者的目光觀看另一種文化生產出來的東西，偏見就產生了。就像有些人在觀看《火山下的人生》這部電影時，想當然地會將影片中所出現的讓人費解的瑪雅人的文化形態看成是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做出的妥協姿態。無論導演多么真誠地描摹自己族人的生存現狀，攝影機多么客觀地站在一種觀察的視角，偏見依然會產生。 這并不是在觀看整部影片后作出的判斷，而是在觀影之前就預先設置的。可以說，我們已經養成了這種漠不關心、不再移情的能力。原因不在于觀影環境發生的劇烈變化，而是我們對于他者養成的那種居高臨下的俯視姿態。認定它們無非是在向另一種更強的文化展示自己的弱勢，博取同情。 同樣的情況不是早已發生？當第五代導演們認真地表達一個古老國度邁進現代進程后處身的困境，底層人民的艱辛生活，人們不會覺得這是在真誠地表達藝術觀點，而是把它看成是對西方文化的獻媚，通過展示貧困、落后來引發同情心。這種觀點首先建立在西方／東方、強／弱等二元對立上，無論從哪一方看來，另一方都能被作為他者來被觀看，從而戧止了移情的可能。 肯洛奇的《我是布萊克》引來了諸多指責。其中一種聲音是說作為中產階級的肯洛奇并不能為底層人們發聲，從而將整部電影認定為是對底層人民的一種意淫。面對如此真誠的電影，我們已經不再能被感動，說明我們的偏見是多么地深。我們已經喪失了移情的能力，再無法設身處地地進入另一種情境來體驗別樣的人生，無論這種人生是燦爛豐富，還是悲苦蒼涼。 移情導致的是同情心。在一個連攙扶老人都會被訛的社會，到底還有什么同情心可言呢。被功利計算，形成的是無數自我保全的個體。社會本該是以關系來維穩運作的，在利益之外，還有我們作為人的自然本性。藝術正是可以幫助我們修復、完善移情能力的工具，尤其是電影。當我們面對來自不同社會或倫理或道德的情境，我們需要通過我們的智識與感知去判斷、去移情，從而讓自己變為一個更豐富、更完整的人。而是滿是偏見的認讀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