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我一直認為寫任何評論性的文章都應力求冷靜、客觀，避免將個人好惡、主觀情感過多的投入到文字中去。畢竟，評論者應該扮演的是一個謙卑的角色，除了符合邏輯、有據可依的分析判斷，及由此體現的鑒賞能力之外，他無法僅僅依靠自己的體驗去說服讀者。        《史密斯先生去華盛頓》這部電影卻在短短的兩個小時之內讓我感覺到自己以往所堅持的原則只是一種虛妄。好的藝術作品不分析，只說服，它完全通過激發欣賞者的情感來將藝術的真理昭示給人看，好的評論也應該這樣。        周末的一個夜晚，我一個人窩在床上，通過14.1英寸的筆記本屏幕默默看完了這部弗蘭克·卡普蘭1939年拍的名片。前一天晚上，剛在影院看完了《南京！南京》，沉浸在電影藝術普遍衰落，缺乏藝術天分的野心家粉墨登場，以題材的嚴肅性換取人們廉價的道德認同這樣的憤恨之情中。白天在學校寫南斯拉夫導演圖斯圖里卡拍的電影《地下》的評論，在驚嘆這位導演天才的藝術創造力的同時，更加哀嘆相形之下當前中國電影市場完全被商業化的可悲事實（陸川這部《南京！南京》與先前的《尋槍》、《可可西里》相比更像一部商業片，盡管從導演的初衷和該片的嚴肅題材所承載的道德內蘊來看，這完全是陰差陽錯的結果；又有消息傳說，我所一直默默關注的姜文也將目光轉向了商業片）。晚上八點多回家，將自己鎖在房間里，看這部電影一直到臨近子夜。        兩個多小時內，我的心仿佛被什么東西緊緊地揪住了，我知道我碰到了一部直抵我靈魂深處的電影。看這樣的電影是我的至福，我卻已經開始害怕電影結束后那像一塊黑幕一樣即將再次將我緊緊包裹起來的孤獨。我始終認為，撇開客觀的藝術性不談，電影最能打動觀眾之處在于它讓觀眾從中看到自身的命運，或者看到他夢寐以求卻在現實終無法采取的行動，這也正是好萊塢電影的偉大之處。我當然知道憑這樣的主觀感受去評價一部電影是曲解了藝術，導演依據這樣的觀眾反應來拍片則是藝術的媚俗。然而，《史密斯先生去華盛頓》這部30年代的好萊塢電影卻在穿越了幾十年的時光后來到我面前，瞬間讓我看清了自身的命運。可悲的是，看清了這樣的命運，卻孤獨地發現現實周圍沒有人分擔這樣的命運，因為這樣的命運本來就只關涉孤獨自身。        詹姆斯·斯圖爾特扮演的史密斯先生是南方某個州的童子軍領袖，也是一個單純、善良、對美國的政治神話深信不疑的年輕人。他整日與當地的孩子們在一起，關心的只是“那個大草原還有風吹過高高的草尖，溪水涓涓地流進草地，深山里面活潑的水，牛群伴著余暉走下山坡……”這樣一位生活在田園牧歌中的的彼得·潘，卻注定要成為獨自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正是由于他的思想純正、無害的外表使他卷進了一場巨大的陰謀中，莫名其妙地被選為該州在華盛頓的參議院，陰謀家約翰·泰勒試圖通過控制他來通過一個會帶來巨大利益的水壩提案。相對于到處充斥著陰謀家和潛規則的華盛頓政壇以及與政界同流合污的媒體，史密斯先生像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充滿著對美國政治的幻想，屬于典型的“被蒙在鼓里的人”，政客們譏笑他是鄉巴佬、媒體記者起初笑話他是傀儡后來則又不無諷刺地稱他為堂吉訶德，他的秘書桑德斯小姐感覺自己就像初次帶孩子出來逛街的媽媽一樣。在真相一步一步被揭示出來，終于發現自己原先扮演了一個多么可笑的角色之后，在目睹了他所崇拜的偶像，被稱為銀色騎士的參議院約瑟夫·潘恩根據潛在的權力規則無恥地誣告他以公謀私之后，史密斯先生遭遇了最嚴重的信仰危機，曾一度想就此離開華府。這時，他的前秘書，因為無法忍受政壇的黑暗曾一度辭職，曾被史密斯先生的單純的孩子般的信念所感動的桑德斯小姐來到了身邊，為他恢復了勇氣和信心，并且憑借自己十余年的政壇經驗指導史密斯如何通過國會的正常程序來為自己的清白辯護，來否決那個水壩提案，來揭露參議員約瑟夫·潘恩與大資本家約翰·泰勒的勾結關系，來使史密斯無愧于在家鄉支持他的童子軍們，無愧于亞伯拉罕·林肯于那些偉大的美國國父們！        我已在復述電影情節上著墨太多。毋庸置疑，史密斯先生最終憑借著無比艱辛的努力和超乎常人的勇氣（當然還憑著好萊塢電影所遵奉的政治正確）獲得了勝利。電影通過“佞人得到鏟除，正義獲得伸張”這一母題的搬演重新確立美國的政治神話。縱觀全片，導演的意圖確乎在于對觀眾進行一次民主政治的再教育，事實上，電影鏡頭中反復出現的宏偉的國會大廈、莊嚴的國父塑像，通過主人公之口反復念出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已將這一意圖表明的再明顯不過。電影表現了一個大資本家一手遮天，參議員唯唯諾諾只求保住飯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過安穩日子，一個到處充斥著權力斗爭，充滿烏煙瘴氣的美國國會——在那里“真正有水平的是那些還是孩子的司儀和外國客人”。表面上，美國政治似乎已經不可救藥，民主政治已經完全墮落，但是美國政治尚有一息薪火相傳的東西從那些偉大的美國國父、那些立法者們那里保留了下來，除了灌注在《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中那逐漸被人遺忘“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等立國始基和追求獨立自由的美國精神，導演刻意表現的還有美國政治和司法執行過程中的“程序正義”：只要按照法律程序，參議員有發言辯護和申訴的自由，他就可以在國會內一直不停地講下去，哪怕像電影中史密斯那樣為了爭取時間獲得來自家鄉群眾的支持在國會一直演說二十幾個小時，直到最后昏倒在地。正是由于程序正義的支持，電影結尾才出現了那一戲劇性的逆轉。通過抓住美國政治和司法中的閃光之處來體現政治和法律精神的電影，除了《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還有1957年亨利·方達主演的《十二怒漢》，后者講了法庭陪審員亨利·方達如何通過美國司法中的“合理置疑”來為一個男孩贏得正義的，堪稱該片的姐妹篇。在揭示美國政治與媒體的微妙關系上，本片也處理得非常到位。華盛頓的媒體是靠著報道政壇新聞吃飯的，與政壇的緊密關系使他們洞悉了政界的丑惡和政客的庸碌，因此記者們往往對政客持嘲諷的態度，史密斯先生初來華盛頓時就被誤認為是一個庸碌的政客而遭到媒體的譏諷。同時，政客們也離不開媒體，他們的任何提案和議案必須要通過媒體才能為大眾所獲知，媒體的態度和報道傾向直接影響到群眾的支持率。媒體中確實不乏恪守西方新聞倫理的優秀的新聞人，他們力求客觀如實地將消息傳遞出去，像本片中數次出現的那位CBS播報員那樣。但政壇和媒體都有一位共同的主人，在這部電影里就是那位大資本家約翰·泰勒先生，無論是政治理想還是新聞的職業倫理，最終都不得不在強權的壓制下保持緘默，唯一不服從的就是那位堂吉訶德，我們的英雄史密斯先生。事實上，到影片的國會高潮部分，史密斯和泰勒的斗爭主要的角逐地就在對媒體的控制上。片中對爭奪媒體那一部分精彩的畫面讓我想起前看過的那部《再見，晚安》，只不過后者是最終媒體所體現的真實、正義得到了伸張，而在《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中，媒體是完全失敗了。        誠然，歷史的真理告訴我們，理想主義的最終總是要歸于失敗的。史密斯先生在國會的這次勝利并不表明美國政治危機就此消除，他只是一個特例。以后還有有無數有抱負有理想的年輕人仍舊會像參議院潘恩那樣，在面臨抉擇的時候選擇妥協，因為，妥協幾乎是實踐政治的第一原則。可以試想，如果史密斯先生繼續留在華盛頓做參議員，最后十有八九也會像他父親那樣被一顆后面的子彈打死！盡管如此，我愿把他在國會的勝利當成一個偉大的意義生成的契機，人們在度過無數無為的時間之后，這樣的時刻終于涌現，靈魂因與某種崇高的精神理念的結合而得以升華，這是最甜美的時刻，是人的至福，盡管其中埋藏了孤獨的命運！————————————————個人公眾號：加書亞在路上正在更新印度旅行日記，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