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末，有三位一零后演員異常奪目。 《小曉》的女主角林品彤成了金馬史上最年輕的影后，而黃梓樂和何珀廉聯袂出演的《年少日記》，則是叫許多人心口滲血的「集體創傷」。

《小曉》則更線性地把視角附著在同名主角，一個過動癥女孩身上。與母親失和的父親常年在外，母親則跟班導好上，當她以比常人躁動的狀態對應并不穩定的家庭、并不友好的校園，心境愈發躁動。 兩部電影，分別產自港臺，本來當然毫無關聯，但并置的時候，使勁方向又很一致。很突出的一點是，它們通過少年之死和少女之病無形中的互文，先決地控訴東亞傳統家庭模式的壓抑、殘害。 而其實，他們所處的家庭環境存在巨大差異。 《年少日記》的鄭有杰資質平平，尤其是在天才般發光的弟弟鄭有俊映襯下，他成了精英家庭的所謂恥辱，對母親隨便責罵的父親對他自然是拳打腳踢，冷嘲熱諷，而當母親、弟弟集體失語，他費力的討好換不來任何憐憫，只能日漸加固對自己一無是處的認知。

導演卓亦謙第一次拍攝長片，決定從自己熟悉的階層環境入手。身在官宦家庭，他的閱歷及其觀察點、出發點，形成了別于其他新導演的先天特色，畢竟這幾年新人操刀的優質港片，大多聚焦平民甚至貧民，比如《一念無明》《淪落人》。 不過關于這一層面，《年少日記》也有涉及。當鄭Sir在班上思忖誰寫遺書的時候，信箋上的文字就被拆到一個個尋常人家的女生那里，她們共同「念」完了遺書，以壁花姿態貢獻出更廣大階層的苦困背景。 這樣疏淡的背景讓真相查找充滿茫然的氛圍，既是因為師生關系本質疏淡，無從獲知深層緣由，一如校園暴力受害者無法與鄭Sir達成共識，也一如人與人之間本就難以更變隔膜狀態，又是因為足以譬喻社會的學校從根源上拒絕更多包容與關切，正如單憑遺書提及男友，就斷定想要自殺的必定是女孩子。

在這組普泛且多年無解的常態困厄上，鄭家這個對外精心維系闊綽、體面的大中產階級家庭，就被導演推演成更霸權、更窒息的內外牢籠。 它依然是有明顯階級壓迫的。沒有了尋常的經濟困境，無從經濟獨立、尚且不能做主的少年就是這一微縮體系里的貧苦底層，掌控了經濟命脈的父親也掌控了生殺大權，提供不了物質與精神價值、抵達不了社會高位的少年，作為父親口中的「垃圾」，是格格不入的異質，只能等待系統冰冷清除。 事已至此，他喝的雞湯——最愛的漫畫總是告誡他長大了就能成為想要成為的大人——就被現狀下了毒，成了毒雞湯。

他至死都不會明白，不是所有努力都有回報，不是所有回報都足夠扭轉當下絕境，在更高級也更原始的家庭/社會體系里，被不斷扭曲放大的諸多社會法則，比如弱肉強食、物盡其用，提前絞殺了他。 頭上始終懸著一個絞刑架的還有小曉?！缎浴穭兂龅募彝挟a下沉許多，一定程度上，她可以是《年少日記》里那些被各種問題困擾的女生，但是她的特殊性會跟鄭有杰一樣，填補得了整個東亞傳統家庭圖景的缺口。 過動癥固然有病理上的解釋，注意力確實讓小曉無法跟一般學生那樣專注學習或者溝通，而放在她所處的環境里，過動癥又像是應激，整個外界都在以超乎她理解范疇的方式在瓦解和重構，大人以愛的名義行不愛的舉動，一個又一個焦點的輪替，專注隨著恒定安全感的喪失而喪失。

家庭如此，學校也如此。病情帶來的暴躁使她人緣很差，難得來了一位體己朋友，收獲的卻是公然的背刺。朦朦朧朧地對成為母親情人的班導產生些微情愫，又引發了成人的驚恐，尤其是母親秘而不宣的嫉恨，班導如同誘餌的接納。 她的世界不過是學校那個巨大的鳥籠，自己則是那只任人打量、取笑的貓頭鷹。鄭有杰的生活大差不差。 被社會規訓甚至碾壓過后，他們試圖說更好的英語，或者把零食帶到班上分享，但是語法不對，得到了父親更大的羞辱，零食被扔回去，沒有人要領班級底層的好意。

很多觀眾說從他們的生活里看到自己，那當然并非大家都有非富則貴的條件，最基本的一點，是在東亞傳統家庭模式里看到野蠻的棍棒教育，看到父權的霸道與母性的失語，看到望子成龍如何成為刑具，看到悲劇連一聲正確的嘆息都召集不來。 共鳴點，或者說旨意，又不止如此。兩部電影都在不同的環境里展現固化且古板的階級與秩序，而我們在所謂進步的趨勢里，只能沮喪地在現實的各個角落發現這樣的困局。 只是少部分半知半覺的人死了，很多的人還一知半解地繼續這趟名為探索實則越走越窄的行程，從鄭有杰到鄭有俊和小曉，他們歷經生命中巨大真諦的揭曉，剩余的半吊子魂靈，也許才是我們再度更新體驗的又一個起點。

在這樣一個局面下，針對臉譜化失真的指摘至少是不那么重要的。好比說，鄭有杰的處境是不是過分悲慘了些，已經是大律師的父親竟然會連基本的同理心與愛心都沒有…… 雖然說敘事方式不同的《小曉》在這方面有更好表現，具有生命力和生發性的角色被事件推搡前進、累積，可以有很多未知的表現，但是即便極端情況在《鐵爪》等各種電影里司空見慣，單拎《年少日記》這則現實寓言出來，也無非是舍棄不必要的鋪墊罷了。 譬如父親之所以如此兇悍，正因為自己驗證了父輩的棍棒教育行之有效。這些段落刪掉了。當他已經是符號一樣的存在，預示的早就是大家長制、父權的極惡代表，根本毋庸贅言。

母親同理，那些指指點點的路人同理。 所以同樣失去過絕望的朋友的卓亦謙從第一部短片《至少在夢里》，拍到《年少日記》，當與自我有所重疊的鄭Sir看到網絡酸民對輕生者嘲弄后，會憤恨回噴他們的輕率與陰損。 更重要的是，在鋪墊即便不能幫忙也至少可以陪伴的理念時，他想尋找、放大他們求救的訊號。 他讓鄭有杰跟河馬玩偶對話，讓他看勵志漫畫，更讓他嘗試改變父母對自己的看法，獲得更多生存空間，只可惜屢屢失誤，反而引起更多反噬。 他主動讓父親打他，但父親說這都是浪費力氣，他向母親哭泣，但母親用更機械、無力的哭泣宣示，她甚至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他去擁抱弟弟，而弟弟看透所有，只覺虛妄，就像天臺上兩兄弟唯一一次戲耍，談起盡管擅長「學習」，卻不愛讀書，一切不過逢場作戲。

卓亦謙的追問不止于此。葬禮上人們對跳下去的是鄭有杰感到不幸中的大幸，網絡上多的是對當事人心理素質的嘲諷，連接小曉的外在環境，雙標的家長們斷章取義，無非是世情，而又因為是世情，叫人不由透過他們的壓力，思慮社會變成這樣，一定早于我們對這個社會產生認知之前。 殊途同歸的兩部電影有很強的合力。生活如同不斷壓縮的促狹空間，充滿尖刺，無從呼吸，而成人世界不過是多年媳婦熬成婆后的報復鉗制，自身一塌糊涂，卻可以道貌岸然。少年與少女們更敏感、更純粹的認知和反應，加速推演那種崩潰的普遍趨勢。 敘述性詭計中，鄭有杰選擇了垃圾的結局，鄭有俊代入了鄭有杰的宿命，而小曉在一場暴雨后把象征多方欲望的班導囚在自我投射的牢籠里，然后在疾風驟雨中換來與母親時長未知的偃旗息鼓。

男性與男性沒有辦法在傳統語境里「服軟」，只能硬碰硬地走向悲劇，女性相互擁抱，哪怕帶刺，但是在故事線里截停了更大悲劇的可能。 不同走向，有不同的考量與深度，哪怕有或技術或塑造上的遺憾，但是卓亦謙和靳家驊這些新導演，持續爆發出成熟的新能量。 誠然，近年相比之下，臺灣電影不像香港電影那樣總被唱衰，難得出了像《年少日記》《白日之下》這樣的佳作，影迷還要苦口婆心地自證港片不死。

這兩部電影的監制爾冬升倒是聊過，現在香港電影行業跟過往、跟內地都不一樣，更多學院派，門檻往上，工作往下，很多人就會在實操中積累許多經驗。卓亦謙是科班出身，此前除了執導、剪輯短片，還參與了《激戰》《殺破狼·貪狼》等電影的編劇，等到第一部長片《年少日記》上映，十年已過。 像他這類人才涌入行業，一邊有「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等項目的扶持，一邊有爾冬升等真正大佬在商業與藝術兩方面的把關，香港電影反而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而我們要盯的，當然不該是在內地上映的區區幾部商業制作。 反過來，隨著王小帥走入媒體焦點，胡波往事再被提起，我們會有談論「內地片已死」的一天嗎？ （原載于虹膜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