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什么？還是人么？”恐怕沒有其他任何一句話能如此恰當概括捷克電影Ucho的中心了。在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曾經以戲侃的語句諷刺了秘密警察對群眾無孔不入的竊聽，處處不在的耳朵不僅插在你生活中的各個角落，而且猶如鍥子一樣插在你的心里，無論何時何地，都得小心你的話是不是如托馬斯所說“被秘密警察錄制成了電臺節目。”然后在大街上播放。這部名為Ucho(The ear)的70年片子就是講述的在東歐社會主義時期，鐵幕高壓政策下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緊張氣氛。主人公與妻子從政府舉辦的宴會回到家后，就發現家門被打開，電源被切斷，電話也不正常工作。從一開始兩人的互相埋怨，到后面對被竊聽的疑惑恐懼，再到對命運無可奈何的承認。兩人到最后終于猶如卡夫卡審判中的K在被處決時的那一剎那，理解到個人命運與法律相比，渺小得可憐，開始等待秘密警察的到來。在本片中，我們可以充分體會到導演Karel Kachyna關于敘事的技巧。故事開始于夫婦倆從宴會中回家，而在中間不斷加入先前發生的宴會的片斷。從這些片斷里，我們了解到主人公的頂頭上司，就這么不明不白的被蒸發了，這些在宴會中的對話更加深了主人公關于被竊聽后果的恐懼。影片真正故事發生的地點與時間只是在從午夜到第二天的主人公家里，而引人注意的則是關于宴會片斷的各種回憶。這些回憶穿插在情節發展中，并且與主人公的心理活動密切相關——主人公不止一次與自己的回憶相交流，好像在與內心自問自答。還有些回憶則不惜筆墨的多次重復，交叉，而根據環境不同，這些回憶帶來得信息又各不一樣，這是一種偵探片常常能看到的“盲點回憶”，而且通關反復的鏡頭讓觀眾體會到了主人公那種越來越絕望，焦躁的心理。這種焦躁心理直演變成一種變態的，一種弓杯蛇影的敏感。主人公夫婦開始懷疑是不是家里面布滿了耳線，原先沒有注意的各個角落也開始細細的搜查，開始懷疑起以前各種可疑的片斷，主人公朋友們的到來也被認為是秘密警察來訪而受精不小。最后男主人公受不了思想上的壓力而準備自殺——卻發現手槍也不翼而飛。這時候的一個鏡頭，破碎的玻璃緩緩的掉在地上卻沒有任何聲響，影射的是在鐵幕下個人的生死也那么無關緊要。在宴會的幾次回憶中，完全拋開了連貫剪輯的特點，而完全采用了Point of view個人視角。在對話的一系列鏡頭，我們只能看到對方筆直地對著鏡頭說話，而看不到聽者身體的任何部位。類似的Pov表現還有主人公在與多個人談話時，鏡頭不斷的掃過每個說話的人，以及對話時鏡頭焦距的變化。這種視角帶來的是一種真實感，仿佛對方就是對著你在講話，并且給觀眾一種與人對話目光的壓力。按照米蘭 昆德拉對Kitsch地解釋“媚俗劃定了人類生活中必然有不能接受的范圍，但又費勁心思的融進這一范圍之內。在Ucho中，妻子的一番話揭開了丈夫虛偽，媚俗的一面：對同志的失蹤不想不問；為了爬上職位今天恭喜這個主席，明天又賀唱另一位；不論左派右派只要有利益的都可以參加；甚至為了自己犧牲掉愛情。這種“踩著別人尸體向上爬，而不顧別人死活”到正是共產主義媚俗的特點。影片的結尾可謂一則經典處理：正當主人公與妻子已經完全屈服，等待秘密警察來帶走他們時，電話鈴響了，原來他被提升為主任了。這是一個典型的類似果戈理欽差大臣的諷刺性結尾，不但不用擔心被處死，相反的卻升官了。然而這種峰回路轉的結尾，我們卻并沒有看到影片有任何一絲的輕松氛圍，主人公仍然與妻子呆呆坐在沙發上，依舊為可能被竊聽得未來而擔心。導演Karel Kachyna1924年生于捷克，在60年代與著名導演Milos Forman以及Jiri Menzel 共同成為了捷克的自由電影導演。在他們的電影里，充滿了對于蘇聯的嘲弄以及對于社會主義弊端的諷刺。與Milos Forman一樣，在蘇聯的坦克開進布拉格之后，他們的電影遭禁，人身受到迫害。Echo在70年拍完后，所有的演職員都受到不同程度迫害，隔離，直到1989年東歐巨變，這部片子才得以重見天日。而也就在1989年的嘎那電影節上，來自世界50多個國家的100多名電影人聯合發表了著名的“電影宣言”，宣言稱：“‘人生來就有平等和自由的權力，這些存在200年的詞句預示了電影的戰斗。今天，在這個象征性的日子，為了電影和人權之間的特殊親緣，為了紀念電影在捍衛表達的自由和抵抗威懾過程中的重要角色，100多位來自全世界的電影人匯聚于此，宣布他們的電影將服務于自由與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