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743.html 她是母親，她是妻子，她是女兒，當第三人稱的“她”涵蓋了女人可能的身份，卻永遠不是可以被稱為“我”的那個女人：她是“活活燒死的女巫”，她是具有“公民意識”的女人，她是“死了和活著一樣”的聾啞人，她是“西西里女孩”，她是“尋常夜晚”只能靠夢境尋找到自己的女人，于是在這樣一個他者的世界里，不僅是女人作為本體，還是作為主體，都在男性世界里成為被異化的形象——“女巫”。 莫洛·鮑羅尼尼、維托里奧·德西卡、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佛朗哥·羅西、盧基諾·維斯康蒂，五個導演，五個故事，當男性導演將目光聚集于“女巫”這一帶有污蔑性的群體時，無論是演出者，還是故事主角，卻都是“一個女人”，多重戲路的西爾瓦娜·曼加諾在五個故事中出演不同的角色，但是這并不是多元化的一種證明，更不是對于女性命運的多重書寫，在只有一個女主角，只有一種“女巫”的命名里，一切也都指向了唯一的生存：我不是我，我只是一個“她”，一個在“他”的世界里被控制的“她”。 這種男性視角下的女性命運，這種被對象化的“她”存在，在帕索里尼的第三個故事里，具有很強的寓意性，故事一開始的字幕注釋就代表著一種視角：“從月亮上看，這部電影的標題應該是：從月亮上看到的地球。”帕索里尼說：“這句話沒有任何特殊的含義，也從沒人這么說過，但既然我們身處地球，我們有必要告訴你：這是帕索里尼寫的一則童話故事。”沒有任何特殊意義的標題，只是一個童話故事，帕索里尼的預告似乎在消解一種固定的視角，甚至把身處地球的現實也通過“從月亮上看”的置換方式完成了一種顛覆，但是從月亮上看到的地球，和我們身處地球看到的地球，就真的會發生本質改變？荒謬先生的妻子三天前失去死了，他和兒子巴丘在墓前哭泣，并且希望找到新的女人，于是兩個人實施了計劃，只要大家都覺得滿意，就讓他成為妻子和母親。 遇見了剛剛喪夫的黑衣女人，遇見了交談都要五塊錢的黃衣女人，遇到了其實是假人的紅衣女人……這些女人都沒有成為他們想要的妻子和母親，一年后，他們在圣像面前看到了綠衣女子，和她對話發現她是一個聾啞人，于是荒謬先生用手勢和她交流，不想因為一根香蕉讓她感動，當荒謬先生提出要和她結婚是，綠衣女子點頭答應，于是她便成為了“荒謬小姐”。婚禮順利舉行，當三個人來到住的地方，臟亂地不堪入目，荒謬小姐二話不說，一會兒功夫就整理得井井有條，于是他們擁有了一個家，性，心靈手巧的荒謬小姐成為父子滿意的女子。但是問題出現了，字幕：“男人永遠不滿足于擁有的。”于是生活的轉折從這個男人的欲望開始，荒謬提出要買一幢房子，但是沒有錢，于是他們想到了向鄰居募集，但募捐卻需要謊言，他們讓荒謬小姐爬到塔上，然后做出準備自殺的舉動，而在下面的荒謬和巴丘則大聲哭泣，告訴不斷聚來的鄰居說，有孩子患了肺結核，有孩子則生了小兒麻痹癥，所以需要大家幫助渡過難關，需要大家拯救這個自殺者，“支票也收。”正當大家慷慨解囊的時候，兩個拍照的人爬上了塔頂，并且吃了一根香蕉，香蕉皮掉落在下面荒謬小姐站立的位置，于是荒謬小姐真的從塔上掉了下來，死了。 一根香蕉，是荒謬小姐感動的原因，也成為她死亡的原因，但是當她被下葬在有香蕉雕塑的墓地里，父子兩人悲傷地回家，卻看到荒謬小姐完好地在家里，兩人疑惑，以為是做夢，甚至害怕地逃離，但是再次回來，發現荒謬小姐還在，于是他們半信半疑，當荒謬小姐脫掉了婚紗，露出里面那件綠色衣服，父子倆才確認她的確還活著。一個已經死去的女人緣何又復活了？這或者就是帕索里尼所謂的“從月亮看到的地球”的另類視角，字幕最后打出來：“是死是活都一樣。”活著是一種怎樣的狀態？死去又意味著什么？當死亡和活著成為一種同一，是不是和香蕉這個象征符號一樣，構成了“男人永遠不滿足于擁有的”這一命題？也就是說，荒謬小姐只不過是男人實現欲望的一種工具而已。 帕索里尼的童話故事，是一個寓言，跨越了生與死，其實是取消了生與死的區別，在只有一種結局里，從月亮上看地球和身處地球看地球，根本沒有什么區別，而作為聾啞人的荒謬小姐，就是這個故事中的一個荒謬存在。更荒謬的是佛朗哥·羅西導演的《西西里小姐》，一個女孩正在用針扎一個面人，當男人開門進來的時候，她馬上停手并藏了起來，但還是被男人察覺了，充滿暴力傾向的男人問她是誰，女孩一開始堅決不說，但是在男人的威逼下，終于說出了“尼科爾”的名字，而且“西西里小姐”開始講述尼科爾和自己的故事，在一次午夜彌撒中，他的眼睛只是看了她一眼，只是做了一個求婚的手勢，女孩的心就被他俘獲了，“他點燃了我的心，但是他卻玩弄女人……”于是怒不可遏的男人開始了報復，他拿著槍去尋找女兒的仇人，不想她竟然殺死了所有人——因為這個“尼科爾”就是“任何人”，于是在槍聲過后，西西里女孩撕心裂肺地大喊：“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家人……” 男人的槍成為報復的工具，但是報復卻成為對于“任何人”的一種傷害，那么罪魁禍首是西西里女孩，無疑，那個針扎的面人是一種隱秘的象征，它在女性世界里也是一種報復，但是卻真的是一種泄憤，而這種行為在更大的意義上也是對于男性玩弄的一種憤怒，起源于男人的玩弄，結束于男人的報復，最后似乎只有女人自己成了一種道德的犧牲品。和《西西里女孩》的極端表現不同，莫洛·鮑羅尼尼的《公民意識》則是在較為緩和中講述了一個荒謬故事，一個女人正開著車，前方發生了車禍，她發現了一個計劃：把受傷男子送往醫院，大家會把她的車當成救護車，從而有效避免堵車。于是，路人贊譽她具有“公民意識”，她則將受傷男人當做一種通行證，在城市的道路上通行無阻，而男人看見路邊有醫院，女人也不停下來，于是疑惑地問她，到底把我送到哪里去。最后，女子停車，對男人說：“那邊有水，你的傷不重，可以去那邊洗一下。”說完，便對迎上來的另一個男人說：“今天沒有遲到。”然后挽著手去赴約了。留下的是受傷的男子，當他踉蹌地走向女子指定有水的地方，終于在路上倒下了。 女人利用送受傷男人的機會避免了高峰，而男人則在失去了救助機會后倒下，這似乎是諷刺了女人對于男人的操控力，但是女人的所有動機都只有一個緣由：不在自己的情人面前遲到，所以這個故事的最后控制者又變成了男人，從男人到男人，從約會到倒地，女人只是在中間的過渡者，她的所有目的都是為了男人滿意，無疑，她就是男人視角下的“公民”，而這種公民性在這里變成了戲謔式的解構力量。無論是聾啞人妻子，還是西西里女孩，還是被賦予有公民意識的女人，或者在她們的故事里，她們都不是真正被污名化的“女巫”，在其中沒有被顯化的男女對立，甚至如帕索里尼的寓言里，還有一種和諧的美感。但是在德西卡的《尋常夜晚》和維斯康蒂的《活活燒死的女巫》中，這種對立就讓女人變成了失去自我的“她”，變成了男人世界里的“女巫”，變成了被異化的第三人稱。 尋常夜晚其實是不尋常的，妻子喬凡娜做了頭發，她本想讓丈夫看見并且贊賞她幾句，但是卡羅像什么也沒有發生一樣，根本沒有注意她頭發的變化。這是一種漠視，正是在這樣一種漠視下，喬凡娜長期以來的壓抑和對丈夫的不滿顯露出來，但是她線路的方式不是在現實中生氣，而是轉變為一種被內心控制的夢幻生活，于是夢幻中的怨恨、不滿、焦慮和發泄和現實中的溫柔、平靜、乖巧、逆來順受形成了一種對立：在夢幻世界里，她穿著紅色衣服在那里勁舞，現實世界里，她細聲密語地問候卡羅；夢幻世界里，她大聲喊道：“我要傷害你，吞噬你，滅了你。”現實生活中，她開始洗完打掃衛生；夢幻世界里，她指責他虛偽，在上司面前畢恭畢敬，現實生活里，她又溫柔地靠在卡羅身上，問他想去看什么電影；夢幻世界里，她化身黑衣戰士，對著卡羅作戰，現實生活中，她對卡羅說：“我們該為孩子著想。”夢幻世界里，她身后跟著無數的男人，他們為她的性感傾倒，而在萬人簇擁下，喬凡娜甚至在眾人面前脫衣，此時卡羅因為吃醋因為嫉妒拿著槍，在無法阻止喬凡娜挑逗、無法阻止男人垂涎的情況下，他最后從高塔上自殺，而現實里，卡羅卻在床上呼呼大睡…… “如果世上有一成不變的女人，那就是我。”這便是喬凡娜自我迷失的注解，不尋常的夜晚最后都歸于尋常夜晚，因為一切的反抗、對立甚至顛覆，都只能是一種想象，都只能在夢幻中實現，即使對面的丈夫是個自私、可憐、虛偽的男人，但是喬凡娜對于這樣一種存在又無能為力，甚至她只是需要滿足作為一個女人極小的欲望：讓丈夫發現她染了頭發，讓丈夫和她說句話，讓丈夫能夠溫柔地抱著她，或者，當丈夫計劃好了只有兩個人的度假，喬凡娜便把一切的怨恨都埋葬起來，又靠在他的身上憧憬這一刻的到來，但是計劃還沒有說完，卡羅就已經進入了自己的夢想，把喬凡娜一個人晾在一邊，而此時，喬凡娜也只能回歸到這個尋常夜晚，甚至連曾經的夢幻世界，也完全變成了現實的一種投射：她抱著他，她對著他說：“我愛你。”于是，夜晚落幕，一切回歸到既有秩序中。 喬凡娜渴望生活發生改變，渴望在夢幻世界里成為主宰，但是這種渴望是多么微弱，多么無力，當只能在想象中成為自己，現實便只是一個迷失的世界，而一切的主導權依然在那個對她失去了興趣的男人手里，一種對立終于以女人的妥協而告終。而《活活燒死的女巫》似乎也進入到了這樣一種現實和夢幻割裂的世界中。格洛麗亞是電影明星，是被記者追蹤的女神，是男人心目中的女王，她高貴，她漂亮，她性感，她獨立，在瓦萊里婭結婚十周年的儀式上，她應邀出席，于是當她一出現，便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女人羨慕她優越的生活和幸福的婚姻，瓦萊里婭雖然是慶祝結婚十周年，卻戲謔地稱這是“丈夫出軌十周年”的紀念日，因為丈夫保羅似乎早就對她失去了興趣，甚至很長時間沒有睡在一起了；男人則為她的美貌折服，他們甘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但是，格洛麗亞本身就是一個象征物，作為演員就如同生活在夢幻世界里一樣，而最可怕的是演員本身就是一種被公眾異化的存在，其中的一個企業界人士就對她說：“你是完美的產品。”這不是贊頌，而是直接指出了她之存在的迷失可能：“為了市場打造，產品必須一致，否則會危機整個產業，所以藝人是特殊的樣品，存在著極大的投資風險。”演員是一種產品，而且可能是存在極大風險的產品，在這個意義上說，格洛麗亞不是一個個性化的自我，無論是在記者的聚光燈下，還是在男人的目光里，都是一種被設計的產品，一種必須進入市場的樣品，她戴著黃金般的帽子，裝著昂貴的假睫毛，眼角還有兩條帶子，當她在唱完一曲《女巫》而累到的時候，在場的人將她的這些東西都解除了，但是這還無法使她返回到真正的自我；在男人面前，她也和他們游戲，也說自己不需要地位和名聲，但是她依然還是一個樣品存在著——作為男人意淫的樣品，存在他們的想象中。 只有當她真正累到，只有當她體會到自己已經懷孕，只有當她在房間里給丈夫安東尼奧打電話說自己想要休息，這時的格洛麗亞才是一個女人：一個找到了自己的女人，一個在丈夫面前的妻子，一個懷有孩子的母親，但是對于格洛麗亞來說，僅僅是大聲哭泣、大聲喊叫就能讓自己返回自身？電話那頭永遠是另一個男人，大門之外永遠有等待他出現的媒體，走出去永遠有決定了她形成的直升飛機，于是，她再次系上了眼角的帶子，再次戴上了假睫毛，再次戴上了帽子，再次穿上了大衣，再次戴上了墨鏡，也再次開始微笑著面對大眾——當她走出去坐上飛機，她又成為一個樣品，一個產品，一個被稱為“女王”卻無法脫離大眾視野而獨立的女人。 “活活燒死的女巫”是不是對于格洛麗亞這樣找不到自我的女人的一種諷喻？她為什么會被燒死？她被誰燒死？看得見的男人，看不見的男人，以及看得見看不見的女人，其實，那些“女巫”之存在，并不只是簡單的是男人制造了他們的命運，而是一種社會現實命名了他們，帕索里尼故事里男人欲望造成的寓言，羅西故事里暴力制造的語言學事故，鮑羅尼尼故事里對社會規則的諷刺，德西卡故事里夢幻與現實的割裂，以及維斯康蒂的藝人“產品論”，都是對于人之個體存在的一種思考，當人失去了自我身份，當人成為一種命名，無論是女人還是男人，都可能變成一個找不到“我”的意義的“她”和“他”，甚至連“我”也是一個第三人稱——“如果世上有一成不變的女人，那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