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FF觀影后導演Q&A記錄 今年在TIFF看了八場電影，Women Talking是電影結束后觀眾掌聲持續最久的，也是唯一一場在片后導演入場時全場自發起立鼓掌的，掌聲一度停不下來。坐在TIFF最大的觀影廳之一，滿滿兩層的觀眾，感受到了2016年Women’s March的溫暖和solidarity。在今天的北美，不得不說是一種非常美好的體驗。 下面記錄一些還有印象的導演問答（穿插個人感想）： 1. 為什么沒有呈現任何一場暴力本身，也沒有呈現任何一個男性施害者的臉？ 導演表示不想呈現任何一個具象的“反派” (villain) ，而是想聚焦在暴行發生之后的“impact”，對女性本人的，對她的家人親屬的。 導演在這里說了一句話我很喜歡，影視作品里想通過直接拍攝強暴的鏡頭所表達的，很少可以justify把它演出來的必要性。 一方面女性之間的辯論很快就從具體的暴行上升到結構性的問題，從未譴責過任何一個男性個體。另一方面August作為唯一一個有“臉”的男性，影片想通過他把重點放在男性有可能變成的樣子，to show what is possible。 2. 電影和現實之間的聯系，選擇在2022年拍攝這樣一部電影跟美國此刻正在發生的重大倒退有什么關系？ 導演說，電影的最后一幕，women marching together的畫面是最后拍的。每家每戶，老老少少的女性，哪怕彼此有再大的矛盾，針鋒相對的觀點，還是各自驅趕著自家的馬車，匯聚成長長一條線，一起走出了colony，走向了未知的未來。 導演在此希望美國女性在今天，不管自己的在政治光譜的哪一頭，可以放下對彼此的成見，放下在其它議題上巨大的分歧，匯聚到一起，為美國女性的未來走出一條路來。 個人最喜歡這部電影的一點就是對女性內部分歧的展現，觀點上分歧，性格上的分歧，代際上的分歧，位置上的分歧，哪怕大家有著一樣的信仰，對信仰的解讀也可以截然不同。辯論時，這些根本上的分歧看似已經沒有調和的空間，但恰恰因為迫在眉睫的危機，其殘酷程度逼迫她們必須放下這些分歧，作為一個集體，走出一條路來。這種程度的true democracy在現實中很難在宏觀層面踐行，但是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啟發。電影展現了一群有著根本分歧的人怎么通過平等的辯論，充滿共情的協商，一起找到了一個大家都愿意接納的出路。 3. 電影為什么選用這個色調？ Polley將電影的色調形容為 “the color tone of a faded postcard from a world that’s already gone” (那種陳舊明信片的色調，來自一個已經不存在的世界)。Polley特意選擇了一個這樣懷舊的色調，為了避免影片有任何現實主義的色彩，否則很多對話將顯得很奇怪。 確實是，在觀影時看到一群不識字，不知道“逗號”是什么的女性用最嚴謹的語言進行充滿哲思的辨論，會有一種違和感。如果是更自然的現實主義色調，肯定會加深這份違和。 4. 電影在哪里拍攝？故事原型發生在哪里？ 電影就是在多倫多附近拍攝的。Polley強調她特意避免了任何具體地點的影射，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一個可以發生在任何地區任何時代的故事。原著的靈感來自于一系列發生在保加利亞的強奸事件。 相比之細膩的還原性侵給一個具體的community帶來的創傷，這部電影更像是基于這世間千千萬萬類似悲劇的一場抽象思辨。 5. 電影的背景時代？ 2010（笑） 6. 為什么把旁白音(narrator)從August改為小女孩Autje？ 原著的敘述者（narrator）是August。團隊中Chris提出異議，覺得這樣一個故事用一個男性的聲音敘述出來很奇怪（原詞：feels alienated）。導演本人并沒有這種感覺，畢竟women talking這個故事本事的意義就不僅僅在于女性自身的表達，也在于男性的傾聽和記錄。 但是閱讀文字和觀看影像是非常不同的體驗，在小說里沒有違和的設定，用耳朵聽則未必。所以團隊開始大開腦洞，修改設定。有人提出改為小女孩Autje的聲音，有人提出改為女主Ona在未來此刻還未出生的孩子說話。Polley將兩者結合，改為Autje在未來講給Ona孩子的話。 個人非常喜歡這個改動。一直覺得“姐姐”是一個很神圣的身份，以Autje的聲音，對Ona孩子講述母輩在ta出生前經歷的苦難，以及為了ta的未來所進行的抗爭，比August的視角更多添了一份代際的傳承和跨越血緣的姐妹關懷。 7. 影片中有很多對基督教信仰的探討，這跟導演自身的成長背景有沒有關系？ Polley坦言自己成長在一個無神論者的家庭，雖然確實是把她送到了一個教會幼兒園，因為離家近。她對所有信仰都很好奇，都很想了解，如果非要說一個宗教的話，可能最像是一個佛教徒。 導演強調影片沒有一絲評判或者諷刺這些女性信仰的意思。雖然她一直對附著在信仰之上的社會制度和機構充滿警惕和批判，但對信仰本身是非常尊重的。影片中，女性哪怕面對死后進不去天堂的威脅，還是在漫長的辯論后選擇離開。離開不是對信仰的摒棄，而恰恰是更深層的虔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