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7125.html 戈達爾和戈達爾是不同的，2分鐘的短片《向薩拉熱窩致敬致敬》中，他談到了藝術的死亡和死亡的藝術，以一張靜態戰地圖片延展出了“死亡的藝術是個例外”的主題，在向薩拉熱窩致敬的同時批判讓藝術沉淪的“歐洲規律”。但是僅僅是一張照片，僅僅是死亡藝術的言說，僅僅是向薩拉熱窩致敬？13部短片合集的《薩拉熱窩的橋》里，戈達爾的《嘆息的橋》呈現出關于圖像世界的更多思考。 在一張照片出現之前，是戈達爾打出的字幕：“超越，你們看這個人，你的話過分了，那是一條死亡通道……”字幕之后是圖像出現，圖像中是尸體，是納粹的標志，引出的話題是：圣徒伯納德的信徒到底明白什么？我們如何偷聽圣徒的想法？宗教在寬恕，在救贖，那些信徒到底能不能給世界帶來一種愛？“偷聽”的背后是某種懷疑，這不是對宗教本身的懷疑，而是對歷史、對人的懷疑，因為戈達爾想表現的就是：“戰爭就在那里。”明確的、不可懷疑的不是救贖，而是戰爭。于是《向薩拉熱窩致敬》的那張照片從局部到整體被呈現出來，而在這兩分鐘關于歐洲的文化規律和藝術之間不可調和甚至沖突的觀點之后，戈達爾的論述并沒有結束，即使這是一張照片，一張真實的照片，一張可以還原歷史的照片，但是它真的可以“向薩拉熱窩致敬”？影像和圖像，可以記錄最近的恐懼，但是一方面，這些真實的照片被虛假的表格、虛假的檔案所掩蓋，“三流作家胡亂寫著謀殺案。”另一方面，那些戰地記者冒著生命拍下的照片只是記錄，或者只是影響本身呈現著真實，“死亡的代價，不一定在照片上顯現，也不是在握手的動作中……”插入的是戈達爾自己的電影《新浪潮》里的鏡頭：一只手向上展開，另一只手向下迎接，一只手和另一只手握在了一起，就像不同的浪花屬于同一片海，但這是消解死亡的做法？慢慢的，一只手和另一只手松開，然后遠離，握手的動作被消解，死亡又成為另一種可能的開始。 在手和手握住和松開的過程中，戈達爾也表達出了憂患：“我們正在建設一座橋梁，幫我們分析出主要事實，但是不要忘記，事實不止包含已經做過的事情，還包括沒有進行的事情。戰地記者肯定不是感性的人，事實無法被償還，橋梁未能完工，而且永遠是那種狀態。”一方面，戰爭就在那里，這是對歷史的記錄，另一方面，不管是嘆息的橋，還是死亡的橋，人們都在建設一座橋，橋是溝通，橋是共存，橋就像握在一起的兩只手，橋就是一張照片背后“向薩拉熱窩致敬”的融合，但是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都是在分析已經做過的事，之外則是還沒有進行的事：橋梁未能完工，有時候甚至橋梁永遠無法完工，那么，戰爭和死亡的代價不止在那里，還在這里，不止在過去，也在未來。 “橋梁未能完工”是戈達爾在“嘆息的橋”里發出的感慨，而這也成為這部電影深刻的主題，當然更是薩拉熱窩這個戰爭敏感詞賦予的一切——在戈達爾這部短片開始之前，和上一部克利斯提·普優的《歐洲的光譜》之間，是一張動態沙畫的過渡，在這張沙畫中，兩只手握在一起，構成了“薩拉熱窩的橋”，但是走上這座橋的不是別人，而是士兵，他們在橋中央揮舞著旗幟，做出歡呼的動作，或者他們勝利了，或者敵人失敗了，這揮舞的動作、這歡呼的狀態意味著一種事實：戰爭沒有結束，橋梁已經完工也只是為戰爭中的人而建造，這無疑是殘酷的。而在戈達爾的短片結束之后，在下一部短片謝爾蓋·洛茲尼察的《感想》之前，過渡的沙畫還是兩只握在一起的手，但是上面沒有了揮舞著旗幟、歡呼著勝利的士兵，仿佛硝煙已經遠去，但是橋下的河流里，從上游漂下來的卻是棺材，沒有歡呼，卻是悲劇，沒有勝利者，卻是無聲的死亡。 從揮舞著旗幟的士兵到漂流而下的棺材，從戰爭在那里到戰爭在這里，“橋梁未能完工”構成了整部短片合集對戰爭、對薩拉熱窩、對薩拉熱窩的橋的思考。電影的主旨反映在開篇的字幕中：“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拉丁橋附近，普利西普刺殺了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費迪南大公夫婦，就是這樣一場暗殺事件，成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戰爭傷亡人數約兩千萬。”這是關于“戰爭在那里”的描述，它屬于歷史；“薩拉熱窩的象征不只是這場悲劇事件，它也是共存和希望的象征，它在歐洲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歷史和現實更可能是未來的薩拉熱窩，而面向未來的薩拉熱窩，需要的是共存和希望，薩拉熱窩的橋便是這種共存和希望的象征物，但是當距離那個悲劇事件一百周年，當戰爭已經在那里發生，共存和希望真的能到來？或者如戈達爾所說，在橋梁還沒有完工的時候，當橋上還可能走來搖旗吶喊士兵的時候，當水流中還有棺材水流而下表達著無聲的死亡的時候，死亡的代價是不是還在上演？ 歷史、現在和未來構成了關于薩拉熱窩的橋的三種時間維度，也為短片提供了三種思考的向度——13部短片幾乎就是沿著這三種時間維度緩慢推進了關于薩拉熱窩的橋的建造問題。第一部短片是卡門·卡列夫的《我親愛的夜晚》，可以說這部短片幾乎就是對1914年那個歷史時刻的還原：費迪南大公和夫人坐在車上，在沿途群眾歡呼之后突然閃出一個男人，男人舉槍射向了夫人和大公，隨著大公身上信物的掉落，刺殺事件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被點燃。但是卡門·卡列夫在還原歷史的時候，卻帶著一個人類普遍性的問題，當費迪南大公和部下在洗澡的時候，就預感到了某種不詳，他說起妻子昨晚做了一個噩夢，讓他今晚不要出門。計劃已經排定，大公必須按照計劃舉行儀式，但是這也不是計劃的事，而是自己不相信命，甚至不相信上帝，“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上帝的對面是自由意志，大公遵從了自己的意志，但是這個夜晚卻偏偏被上帝掌控了，那一顆子彈仿佛是上帝射殺過來的。 卡門·卡列夫對事件的還原并不是簡單的歷史再現，而是思考了上帝和意志之間的矛盾。而在Vladimir Perisic的《暗處的意志》中，這段歷史又變成了對刺殺者的還原：低聲低語中，有人說自己十九歲，詩歌印刷工人，在貿易技校上了兩年學，爸爸不讓他上學了；有人說自己是左派分子，自己的愿望就是建立南斯拉夫共和國，有人十八歲，因為刪了圖茲拉教授的耳光被學校開除，有人二十四歲，父親在20年前死了……他和他，都成為了歷史上的刺殺者，而刺殺的目的就是擺脫奧匈帝國的統治，就是要發動革命，就是要改變貧困的生活，就是要實現理想，“我不是罪犯，我要為理想而犧牲。”謀殺者成了理想主義者，刺殺者成為了犧牲品，這就是另一種歷史，和不相信上帝意志的大公構成了歷史的兩面，但是這兩面似乎又變成了人性的同一面：改變宿命——但是這種改變的背后卻是戰爭的爆發，大公死了，刺殺者也死了，還有更多的人死在戰場上，這是不是另一種宿命？ Vladimir Perisic的《暗處的意志》，其實采用的是讓歷史發聲的做法，而場景卻是現代：一群學生穿過了檔案室和圖書館，然后坐在教室里學習著這段歷史，當那些聲音傳來，仿佛穿越了歷史，給現實一種注解，這種處理方式也在安格拉·夏娜萊克的《普林西普 正文》里，男孩打游戲，睡覺，而在課堂上女生讀著關于那段歷史的文字，“我們需要愛，我們不想成為英雄。”對歷史的反思似乎改變了男孩的態度。而在這兩部電影中間的那部短片，卻以更加殘酷的方式再現了戰爭，萊昂納多·迪·科斯坦佐的《前哨基地》就是將場景設置在戰爭前線，在和敵人的交火中，士兵的傷亡慘重，為了保住要塞，中尉要求里奇去守衛，里奇剛爬出去，對方的狙擊手就見他打死了，于是中尉在萬般無奈之下又讓莫拉納前去守衛要塞，但是莫拉納拒絕了他，“我不去”成為了堅決的態度，中尉對他的警告時：如果不服從命令，我就殺死你！流著眼淚的莫拉納迅速拿起了自己的那把槍，沒有遲疑地扣動了扳機，槍抵在自己的下巴上，槍聲響起，莫拉納以自我犧牲的方式選擇了對命令的拒絕——仿佛是一次自殺：沒有死于敵人之手，卻死在了自己之手。“一戰中大約590萬意大利人被征召入伍，士兵們打都是貧農，他們為了國家統一而參戰，其中有24萬士兵最后被判死刑或監禁……”莫拉納不是這24萬人之一，他以更為極端的方式拒絕了戰爭，這是一站和意大利士兵有關的歷史，顯然，這是薩拉熱窩的一種外延，卻共同指向了戰爭這個關鍵詞：無論是大公被刺殺，還是刺殺者為理想而犧牲，或者意大利士兵被判死刑或監禁，一切和自由選擇無關，和自由意志無關，甚至和所謂的理想也沒有關系，它在歷史的宏觀中便是：戰爭。 這些都是“戰爭在那里”的具體呈現，而歷史如何翻過那一頁，現實又如何建造薩拉熱窩的橋，那座橋是不是可以成為共存和希望的象征？克利斯提·普優的《歐洲的光譜》像是跳出歷史的一種解讀，在圣誕夜，夫妻倆在床上談起了巴爾干問題，談起了南斯拉夫，“它和歐洲有什么關系？”妻子正在看的一本書正是關于這些話題的，這本赫爾曼·凱澤林的書預知了巴爾干半島的這場戰爭，這讓妻子很驚奇，但是丈夫帶著懷疑翻動了這本書，他發現這根本不是一種預言，因為這本書是1929年在德國出版的，而赫爾曼·凱澤林是猶太人，丈夫甚至認為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陰謀，“轟動時間都是美裔猶太人策劃的，他們搶走了石油。”歐洲的火藥桶爆炸，得益的卻是美國人，連同這本書，都成為陰謀論的一個代表，而“歐洲的光譜”這個片名指向的是歐洲的沉默，當妻子聽到外面下雨，她喊著丈夫，丈夫已經入睡，當她也關掉自己的床頭燈，只有臥室外面的圣誕樹還閃爍著光亮，這是“歐洲的光譜”？沒有神的誕生，只有陰謀，只有沉默。 這是從歷史思考歐洲命運的一個進口，連同《前哨基地》其實都在敘說“戰爭在這里”的悲劇性，而謝爾蓋·洛茲尼察的《感想》沒有故事情節，卻以歷史和現實、戰爭和和平、軍人和普通人疊影的方式解讀著戰爭在那里和這里的際遇可能。在現實意義上，歷史發生在過去，但是歷史和現實并不會被完全隔開，在那里可能就是在這里。馬克·瑞查的短片《在恩的旅程》就是通過在恩的回憶，重現了南斯拉夫內戰：在恩經常和父親去圖書館看書，當戰爭爆發后，他目睹了街上的屠殺，而那座圖書館也被戰火摧毀，最后他帶著一本書逃離了薩拉熱窩，父親是在后來通過秘密通道才逃離的，當戰爭結束，他們在意大利找到了工作。書是戰爭的記憶，但是從戰爭中逃離帶著的書也成為新生活的象征，“書是一座橋梁。”它連接著歷史和現實，連接著戰爭和和平，但是這座橋真的能讓更多的人平安通過？沙畫似乎告訴了觀眾一個殘酷的現實：書搭建了橋，當一個人走上橋，卻用火點燃了書籍，在燃燒中橋坍塌了。 沙畫的這一片段變成了特雷莎·維拉芙爾德的《薩拉和她的媽媽》中的場景，夜晚的薩拉徘徊在博物館前面，博物館的大門口正放著一張海報，上面是骷髏的形象，這是紀念戰爭的展覽，當她和姐姐、媽媽回家，媽媽卻獨自在房間里，她想起了“他”，想起了研究植物學的他，想起了發熱的他——他是誰？薩拉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總是搬家”似乎提供了一線線索，最后薩拉的媽媽拿出了自己在戰爭中讀過的書，然后劃亮了火柴，書中的一頁便燃燒起來……和《在恩的旅程》似乎構成了一種呼應關系，一場火和另一場火，一本書和一頁書，都指向了戰爭，而“他”無疑是那個在戰爭中消失的人。書不是一座橋梁，書是戰爭的記憶，燃燒著的書是戰爭重現的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又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南斯拉夫內戰呢？戰爭在那里，戰爭在這里，戰爭在過去，戰爭在現在，阿伊達·貝吉奇的短片《相冊》里，年邁的老人拿著相冊，讀著亞力克·波曼寫于1994年的筆記，“我們呼吸在血腥的天空下，希望苦難結束……而你還活在過去，應該翻篇了……可惡的敵人……” 苦難如何結束？戰爭如何翻篇？溫琴佐·馬拉的《橋》似乎用一種否定的方式表達著橋的意義，馬約逃離戰火紛飛的薩拉熱窩已經20年了，他和妻子來到意大利找到了工作，生活已經趨于正常，但是馬約的父親逝世的消息傳來，妻子希望他能夠回到薩拉熱窩送父親最后一程，但是馬約拒絕了，在他看來，20年前逃離故鄉，不曾回去一趟，親人們早就認為他背叛了祖國，“他們不會原諒我的。”即使父親逝世，他也斬斷了回家的最后可能。倫理和現實之間的矛盾，讓馬約做出了選擇，他寧肯和家人分離，寧肯背著罵名也不想回到故鄉，因為在他看來，那就是一個戰場，那里就是死亡，不斷響起的爆炸聲成為他無法抹去的記憶。所以薩拉熱窩的橋依然不是交流和共存的象征，甚至馬約和妻子做出決定的時候，他們就坐在一座古橋下，橋成為了他們和家人分離的象征。 馬約的決定是一種決絕的態度，但是短片最后的基調還是回到了溫情的一面，伊希爾·勒·貝斯柯的短片《小男孩》中，通過小男孩的自語，揭示了消解矛盾的意義：他的父親是穆斯林，他的母親是塞爾維亞人，父母代表著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而他和奶奶住在一起，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那場戰爭帶走了父母，但是小男孩說：“我不會站在他們任何一方，我只會為愛欲和平而戰，我想成為真正的男人。”真正的男人不是擴大分歧，而是消弭隔閡，“小男孩”代表的正是薩拉熱窩的未來。而在烏蘇拉·梅爾的《安靜的穆約》中，這種對矛盾的消解從理想變成了實踐：在足球比賽中，穆約把足球踢到了場地外，于是他爬過了鐵絲網去找球，在塞族人的墓地里，他沒有發現足球，然后又來到了旁邊的穆斯林墓地，足球也沒有找到，當他偷偷吸煙的時候，有一個女人走了過來，她說自己的弟弟葬在這里，她是來看他的，而穆約踢出的球正打在這塊墓地上，還砸壞了一只花瓶，穆約把花瓶的碎片整理好，墓碑上刻著的生卒年是：1973-1992，女人的弟弟死去的時候還不到20歲，而成片的墓地更是代表著在那場戰爭中死去更多的“弟弟”，還有這一邊的墓地，當他們活著的時候是敵人，他們死后卻以一場安靜的方式共處。 死者的共處，是戰爭的悲劇，但是它為生者可能的共存創造了條件，女人抽了穆約的煙，女人給了他一個法式擁抱，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在這一個共存的擁抱中，仿佛兩只手握在了一起，仿佛搭建了關于和解的薩拉熱窩的橋。戰爭曾經在那里，戰爭也發生在這里，戰爭寫在歷史中，戰爭也可能會在未來發生，但是有一座橋總比沒有橋好，即使橋梁沒有完工，但是只要有人在建造，只要他們不是揮旗歡呼的士兵，那么薩拉熱窩的橋總會有從此處通向彼處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