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居健郎在《依賴的構造》一書中曾提出一個概念，即“無父的社會”，英譯“Fatherless Society”。結束了六十年代政治運動的激蕩，到了七十年代，日本開始呈現社會內部變化，“無父的社會”形成逐漸整體家庭以及下一代的成長有根源性的影響。土居健郎指出，在經濟騰飛的那個年代，父親由于時常要加班、應酬而失去了與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聯系，令母親在家庭內的角色重要性大大提升。除此之外，更關鍵的是，父親此時已不可能再承擔文化傳承的角色了。在“無父社會”中的“父親“正好處于疏離的兩難位置。，一方面他們已直覺感知現代社會正走上危機之路。比如“物化的抬頭，逐漸再引申出過勞死及環境破壞等多重困擾）。他們打心底里不愿意讓子女盲目接受社會化（socialization）原則并置身其中，不過同時他們又代表既定的法規原則，要把社會法則傳遞給下一代來維系制度上的自然動作，否則便會連自己的立身之處也不保。由于處于這樣的兩難位置，這一代的父親都未能好好勝任作為文化傳承者的角色，甚至不少以工作繁忙作為逃避借口來繞過這些問題，于是這樣的問題會隨著一代又一代，情況惡化下去，不少人不懂如何去當一個父親。突然想起前不久看過的日本電影《親愛的醫生》，文本的架構與《依賴的構造》并無二致，只是時隔多年，年輕的女導演西川美和所面對的這個“無父的社會”，它所呈現出的問題較之前會愈加犀利棘手。當然這不是像梁文道所說，現在一提“日本教科書事件”就免不了空泛談論“菊與刀”的時代了。想要追溯文本的社會特性，實際上還需要從時代背景入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影片《親愛的醫生》，其背景設置在一個人口嚴重流失，老齡化嚴重的偏僻鄉村。這是未來日本電影將要面臨的很重要的社會議題之一。在日本的語境中，對“高齡化”有明確的界定，指高齡者（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有日漸上升的趨勢。而日本的高齡化速度，其實頗令人吃驚：1950年為5%，至1994年已經升至14%，而最新的數字為18%，即有大約2287萬人為“高齡者”，按聯合國的定義作界說，當一個社會的“高齡化”比率超越7%，已經可以稱為“高齡化社會”，當過了14%則界定為“高齡社會”；而以聯合國的推測數字顯示，隨著世界性的長壽化傾向，相信到2040年則全球的高齡化率會達到14%，換句話說也就是全球會進入“高齡社會”的時代。只不過日本在高齡化方面，繼續保持一向屹立于潮流尖端的頂峰之上，現在已經提早達標且超額完成當選為“高齡社會”——更恐怖的是，據資料的推算預測，到了2050年，日本的高齡化率會達到36%——那大抵只有“超高齡社會”的命名，才可以反映出實際情況。所以當瑛太扮演的年輕醫師被撞后醒來，在鄉村門診看到的一切時，他被驚呆了。周圍的患者全部都是老人，導演并沒有回避這個問題，反而在影片初始就讓觀眾進入這種預想性狀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將會怎么辦？當社會明知會向高齡化發展，而一切仍沒有任何未雨綢繆的安排，該如何是好？我們不妨把影片中的不同人群依照敘事劃分為幾個小單元：村長與村民；醫師伊野治；年輕見習醫師相馬啟介；醫師女助手；藥商；寡居老婦人。首先，村長與村民同屬于這個偏僻的村落，但是村長卻是個有名無實的領導者，他屬于“墻頭草，兩邊倒”，在醫師失蹤后跟警察念叨“醫師是上帝，沒有他我們這一村老人可怎么辦？！”而在得知醫師乃江湖術士時又立馬改了口風責罵醫師的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可謂父權的缺失、話語權的缺失。其次，是醫師伊野治。醫師有沒有結過婚，有沒有孩子，在文本中并未提及，只是借寡居老婦的女兒之口問及，得到了醫師感慨自己不是個好兒子的答案。醫師父母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在影片第51分鐘時，警察給醫師父母打電話。在這場戲中，鏡頭從遠景慢慢推進，從樓的全景推到醫師父母的陽臺，但最終卻依舊看不清醫師父母的臉，只是模糊的兩個老人形象。醫師母親在接電話，嘴巴在動卻聽不見聲音，只有警察的聲音，導演在這里故意隱去了母親的聲音，用漸強的雨聲、雷聲和緩慢沉重的鋼琴調鋪滿整場戲，可謂點睛之筆。母親的話語權被剝奪、隱去，作為家庭權威的父親只是久久坐在那里沒有反應。導演是否想告訴我們，老齡化不僅僅發生在故事中那個偏僻的村落，同樣在大城市也存在這樣的問題，而且情況不容樂觀？醫師父母第二次出現是第一次出現的一個小時后，是醫師與父母在通電話，與第一次場面調度正相反，這次是只出現聲音，父母的形象隱去。逃亡在外的醫師想跟父親說話，母親卻說”他甚至都不知道你是誰了。”到這里才恍然大悟，原來象征著強勢權威的父親，現在也只不過淪為一個老年癡呆的弱勢角色，他不斷重復著“噢，我知道了。”但是殘酷的事實卻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了。這一句話，父權的倒塌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年輕見習醫師相馬啟介與他的父親，這是一對耐人尋味父子關系。與醫師一家“父權的倒塌”不同的是，他們更像是土居健郎所說的“無父社會”下的父子關系。自始至終，相馬父親從未出現過，只是在相馬介紹自己時隱約帶出父親的部分情況。“父親是大城市的醫生，但是我對大城市的醫療感到懷疑，所有人都在你死我活的競爭中，他們只能看到表面的癥狀，而不是病人。你若是見到我父親那樣的醫生，一定會笑他的，他只是知道賺錢。他沒有資格當醫生。”想必相馬的父親便是那個無法進行文化傳承的父親角色，他不愿讓自己的孩子盲目地接受社會化原則，例如他不愿讓相馬來鄉村工作接觸社會。但是同時，他也代表著既定法則，為錢而干活，在你死我活的競爭中生存，并不是真正地關心病人。所以說他處于疏離的兩難位置，很難與兒子進行溝通，從一定程度上也是父權形象的缺失。但是在本片中，醫師的存在又恰巧彌補了父親的位置，醫師與年輕見習醫師的關系，似乎更像是一對父子。年輕見習醫師因為醫師的種種舉動而深受感動決心留在此，而醫師卻勸說他回去，甚至說出自己身份的真相。年輕見習醫師在心目中已經鎖定醫師為自己的“父親”形象，他似乎找到了目標和依靠，所以說當醫師遁逃之后，他在草叢中發瘋似的尋找，也就不難解釋了，只得感嘆又一個父權倒塌了……八千草薰飾演的寡居老婦人是三個女兒的母親，她的丈夫幾年前死于癌癥。這是一個真正的“無父家庭”，并不是本文語境下的“無父”，這個家庭全部都是女性成員。鏡頭不止一次掠過房間角落里的照片，有老婦人與老伴的合影，有父親病重時與全家陪床時的合影，還有父親單獨的遺像。值得玩味的是，有一場戲，醫師欲來探望老婦人，老婦人的桌上擺著一支沒有旋上的口紅，嬌嫩欲滴的玫紅色口紅在其丈夫遺像的映襯下，別有一番深意。一個小小的空鏡頭，平靜的表面背后是洶涌澎湃的波瀾。值得玩味的是導演在結尾還交代了兩個看似不起眼的角色。一個是醫師的女助手，一個是藥商。女助手是單親媽媽，辛苦地帶著兒子生活。共有兩場戲交代。一個是在雨中蹬著自行車蹣跚而行。一個是影片末尾，在某個夜晚，兒子久咳不止，母撫兒背輕聲安慰“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凄涼中蘊含著希望。清晨，于藥商家中，又是另番景象。藥商與妻手忙腳亂地送孩子上學，熱鬧透著生活的無奈。中年人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前史，老年人生活是中年人生活的未來。一切看上去都是電影，卻比真實還要精彩。如此真實的場景，讓我分不出悲喜。西川美和這一份完美的病歷，了然于心。觀后，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