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蔣能杰，是因為紀錄片《加一》，那是一部比較特殊的留守兒童紀錄片，在那部片子里出人意料地展現留守兒童屬于孩子面的快樂和純真，當然，也有我們眾所周知的孤獨和愁苦，展現了這個時代獨屬于他們的特殊的生活狀態。 這次看《村小的孩子》，卻在淚水中一再收獲一種不舒服的感覺，這種不舒服，來源于《村小的孩子》是一部原原本本的紀錄片，并且它的跟拍時間很長，各色人等的嘴臉都能在其中比較完整的呈現。這種真實的呈現既讓那些冠冕堂皇、形式主義的官員嘴臉無處躲藏，也讓人從另一種視角脫離情境看到我們針對留守兒童所采取的各種行動里，究竟哪些是出于情真意切的同理心，哪些是出于私欲或者虛榮心的自我感動。在作為一個行動者的同時，我們是否能夠成為一個“反映的行動者”，時時刻刻保有一種自我反思與靈活行動的能力。

留守兒童的苦，有多少是被建構出來的？ 留守兒童是苦，農村生活是苦，這些都不可否認。但就如觀影之后蔣能杰導演所言，留守兒童的苦，更多的并不在于困頓的物質環境和過早參與的農事勞動，真正的苦是父母陪伴的缺失，是教育的缺失。這與城市人的想象是非常不一樣的。 關于父母陪伴的缺失和教育的缺失，這兩點外界的想象和兒童自身的認知其實也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的。在寫碩論的時候我就曾針對這一點進行細致的反思，孩童的心思是非常簡單的，他們聰明地反映周遭的觀點。也就是說，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因為父母不在身邊所展現出來的一切其實某種程度上都是在迎合在外界的期待，從心理學上來說，兒童這個時期尚處于鏡像階段，他們內心尚未形成獨立的自主判斷。所以，當我們真的與這些留守兒童相處的時候，才是真的要小心地對話，而不是像紀錄片中出現的那些來自大學的志愿者們，將自身視為一種神圣的救世主，煞有介事地安排一場蔣恒蔣鑫兄弟與父母的一場視頻，并完全忽略孩子本身的語言體系強逼著孩子們說出拗口的“我愛你”。在那個鏡頭里，所有的眼淚，大概都是為志愿者們而流。 難道常見的因為相隔太久而稍顯陌生的，接起電話尷尬地背書不是另一種孩童般的體貼嗎？

是慈悲還是同理？是改變還是毀滅？ 觀影會結束，有一場與導演的見面會，有一位創建“貴族幼兒園”的校長站起來慷慨成詞，倒是令我想起了大學時的支教時光。那時我也抱著一種“烏鴉反哺”的心情每個寒暑假奔波到各個山區里開展支教活動，我們的社團簡稱為“下鄉”。一開始總以為自己可以改變很多，后來卻越發覺得這種大學生下鄉的支教活動的殘忍之處：我們眼睜睜地將繁榮的城市生活撕開一個口子給這些山區純真的小朋友們看，鼓舞他們向往另一種生活的心，卻渾然不去考慮究竟他們之中有多少人是真真正正能走到這一步的，又有多少人因為這一眼產生的暈眩而喪失了現實感，從此活在絕望之中。 而更更重要的是，我們就有足夠的資格對每一種生活做出一種高下的判斷了嗎？富饒的城市生活就真的比恬淡的農村生活好嗎？先進的技術帶來的生產力進步就真的比男耕女織的小農社會更先進更高級了嗎？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塑造成對生活只有一種想象的同批人類呢？ 喪失想象力和包容心的我們，為什么就能居高臨下泯然眾生地草率地去干預另一代的人生呢，尤其是對于這些天真又尚未有自己成熟的判斷的孩子們，為什么不能先建造一個有無限可能的花園呢？ 你長大了想干嘛？這個社會是否變成只允許孩子們選擇“打工”一種生活的社會？

是行動者，更要是反映的行動者 問題被意識到的時候才是問題，而意識到問題卻將其歸結于體制或者別的原因選擇束手就擒的話，那意識到問題又能怎樣，除了表明你的慈悲之心，讓我在深夜之中用靈魂向你感恩嗎？我從來不去否認任何一種朝向留守兒童或者農民工的行動，即若是最微小的行動也猶如燭火照亮了暗夜中前行的人，但我們就應該沾沾自喜或者自我感動卻忽略每一個行動背后所能引發的蝴蝶效應嗎？ 不能。 越是行動者更要深切地省思，我是真正在行動，在同理，在撬動這不公平的世界，使其能否在不傷害任何一個生靈的前提下順利地發生下去。 共同體，從來不是集群主義，也從來不是少數人要服從多數人的利益，真正的共同體，是要在每時每刻都面臨著倫理、道德、良心的叩問背負著某種罪惡感努力讓所有人都好好活下去的信念。 跟隨容易，反叛難；批判容易，行動難。 人生很難，愛每一個encounter的生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