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自從去年的奧斯卡拿亞洲小孩開惡意玩笑開始，我就不再關注這種虛偽的“表演型政治正確”獎項了。今年最佳影片頒獎時鬧了個大烏龍以后，整個獎項的權威性和可信度也開始被大家質疑，雖然組委會把鍋推給了普華永道，但是最佳影片獎的合理性也被質疑?！对鹿饽泻ⅰ纷鳛橐徊考狭恕昂谌耍詰?，毒品，犯罪”等社會關注和政治正確元素的片子拿下了年度大獎，很多人開始質疑“到底是頒電影藝術獎還是政治獎”？其實我們來看最佳紀錄片提名就會發現，黑人作為占美國人口比例7%的群體近年來成為文藝作品的焦點，各方試圖從不同角度切入這個話題來蹭熱門。作為亞裔我看到的第一個疑問就是：為什么是黑人？奧巴馬的上臺讓很多人產生一種錯覺，如美國不再有種族歧視和不平等問題，或者是黑人占了社會大部分資源而亞裔長期被忽略實際上才是處于社會的底層。再加上大量文藝作品的渲染，游行集會口號呼吁不絕于耳，讓大家不自覺把“blacklivematters”等同于了“黑命貴”。如果你和我一樣也曾經有過這些疑惑，我推薦這部提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作品：《第十三修正案》。美國南北戰爭后的1865年，美國國會通過第十三修正案，旨在廢除由國家行為的奴隸和強制勞役制度，Neither slavery nor involuntary servitude, except as a punishment for crime whereof the party shall have been duly convicted, shall exis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place subject to their jurisdiction.在合眾國境內受合眾國管轄的任何地方，奴隸制和強制勞役都不得存在，但作為對于依法判罪的人的犯罪的懲罰除外。而在一百多年后，這部紀錄片重新拷問了第十三修正案的效果和隱藏的問題。這并不是一部完全客觀的片子，你可以看到很多主觀的看法， 個人的經歷，采用獨立的案例企圖引發對整體的強烈情感共鳴，為了表達固定觀點而采用特殊的數據統計技巧，甚至是春秋筆法的剪輯手段……它的缺陷其實也代表了現在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的很多共同的問題。片中出境次數較多的Michelle Alexander作為批判性種族理論的著名學者，于2010年出版她的著名理論書籍《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ess》（新種族歧視：在種族無差異時代的大量監禁）。書中主要闡述了美國在廢除奴隸制度以后，通過“依法判罪”的方式重新奪取人權，而基于此來拷問整個司法系統，政治系統和執行系統基于種族歧視的不公平性，而整個紀錄片也是基于這個理論展開。今天美國有著全世界5%的總人口數，卻有著25%的監禁人數，其中很多人因為一些極其微小的罪名被關進監獄，比如聚眾游蕩等。而在這之中黑人占了近四成，他們的總人口數只是美國人口的12.3%。片中提到共和黨在執政期間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比如drug war，civil rights law and order等等，其實都是把目標對準了少數族裔，他們通過“把他們關進監獄”的方式重新剝奪他們的自由，建立新的奴隸制度。只要有了犯罪記錄就代表著許多行為受到限制，比如投票權，學生貸款權利，申請聯邦工作權利等等，而類似于“三振出局”的政策（即犯三次重罪就會被判處終身監禁，無法保釋）更是用刑法來限制了人的行為和權利。也許很多人會提問，但是他們確實是犯罪了。這也是片中的偏見所在，弱化這些人犯的罪行，甚至于把販毒也說成“不過是販賣毒品”，從法律執行的角度來說撇開那些冤假錯案，違法了受到懲罰其實是罪有應得，用“你抓那么多黑人是不對的”來企圖為他們的行為進行辯解實際上錯誤的。但是問題并不僅僅存在于法律層面，很多時候白人警察更喜歡用自己的資源和時間去監管黑人群體，白人陪審團更容易帶著偏見去審判有色族裔罪犯，而社會也喜歡用一些文化如電影音樂書籍等等去塑造一種“黑人大多數會犯罪”的印象來加強對他們的排擠。所以我一直認為個人行為是由社會和環境所構造，這其中包括了家庭環境，社區環境，相應的種族所處環境等等，當根據數據來看，1/3的黑人青年都有可能未來進入監獄，我們就不能夠期待著他們自己有所改善。也許很多人會舉例子說一些黑人精英，并且表明“他們都可以活的很好，為什么其他黑人不可以”。但是我認為當我們看到大量的數據統計的時候就會發現，實際上他們才是那些讓我們產生偏差理解的“幸存者”，而大量的人仍然活在我們所不理解也不知道的黑暗中。他們的行為也許在自己產生獨立思考能力之前就被周圍的環境所推動，比如早期的基礎教育和道德培養，對金錢的觀念和家庭的觀念，對于法律常識的了解等等。這也是為什么我覺得這部紀錄片雖然不客觀但是仍然推薦的原因，作為批判性種族理論它提出了兩種學術界爭論不休的解決方案：改革派和廢除派。對于現有的刑法和美國日益嚴重的監獄人口過多問題，到底是把整個體系推翻了重來，重新構建一個沒有偏見公平對待的機構，還是在體制內改革。廢除派領軍人物就是Michelle Alexander，然而她只是拋出了問題，并不擅長提出解決方案（這是也很多批判性種族主義學者的問題，光吐槽不干事兒，看他們的論文像在看B站彈幕），我們可以知道她的目標是把黑人的犯罪率降到0，但是我們也知道這并不現實。而對于改革派介紹一位Paul Butler，提出了“黑人有自己的審判系統，不應該用白人的價值觀來評判他們的行為”，他作為一位檢察官出身的法學教授，從陪審團體系出發，提出了這種文化差異和偏見帶來的后果。而他的問題則在于，這種方式更可能讓黑人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對于種族融合毫無幫助，并且這種情況適用于黑人但是也許不適用于其他少數族裔群體。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兩方都是拋問題和結果不給解決方案的主兒，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這個問題中看出來，對于社會行為和問題的改革，光從司法的角度來進行是不夠的，當想要牟利者希望回歸奴隸制度的時候，他們總有一百個方法不違憲。比如從這個黑人犯罪率和監獄人口比例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出來，上層共和黨執政人和大公司CEO們的目的也許是基于種族和群體利益，而下面的執行者仍然是被偏見和習慣性種族歧視所影響了判斷。對于這個話題的未來，教授引用了葛蘭西的一句話，“I'm a pessimist because of intelligence, but an optimist because of will.” 然而在2017年的今天，我更贊同前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