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比動物高級，在于人有人性、有道德、有思想。但是如果把立場放在人性道德的前面。人可以比動物更加兇殘、野蠻。二戰時期的德日，和我國的那10年就是最好的例子。 說美國干涉他國內政的，先不說復雜的國際關系，和各國的利益矛盾、歷史矛盾，就照著這個邏輯說下去，那么最應該喊冤的，難道不是二戰時期的日本當局？萬惡的蘇美，干涉中日兩國之前的內政邦交、睦鄰友好。不是硬杠，當時的中國北有偽滿洲，南有汪政府，還有幾百萬的偽軍，這還不夠代表中日友誼嗎。 正當的邏輯得到正當的觀點，正當的邏輯不需要變通和雙標。有些人說一大堆受害者有罪論，總結中東人做的911事件是美國活該。沒關系，如果這話的邏輯正當，那把這邏輯套用在新醬、西臧、金水橋、昆明火車站等維族人做的事情的上面，相信邏輯也能夠自冾，能夠滿足自己的立場。 所以某些言論的邏輯能否自冾？ 或許也許沒準大概可能說不定，其他國家的某些網民看到我國發生的類似的平民傷亡的事情，也會發出跟某些人類似的評論。所以真正對立的是什么？ 我看既不是中美、也不是中日、更不是東方西方。 而是民主VS專制，極端VS理性。 從小接受的教育，從開始到現在獲取的信息，所知道的一切的認知，又是如何得知，又是如何獲取的呢？然后又是如何堅定不移的堅信的呢？當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愿意相信的東西，不能強求。 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件事，都需要了解事物的多面性，努力的站在上帝視角，了解事情的客觀事實，努力獲取不同的信息渠道，努力了解多個不同的聲音，然后自己思考，自己做判斷，最后帶入立場。如果只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對一件事物只了解到了第一層，便滿足了，停下來了，是不好的。 人性、道德、思想，沒有誰比誰差，誰比誰好。而是人性道德不能因為立場而讓步，因為立場而雙標。因為如果立場高于一切，或者人性和道德取決于立場的話。人是很容易比動物更加兇殘的。德日和我國那10年就是最好的例子。因為立場他們可以像對待牲口一樣，對待自己的國民和他國的國民。而沒有任何的心理壓力。甚至覺得自己很偉大，在做一件無比正確事，那件事情名為“愛國”。 而什么是愛國，國是什么？愛國取決于什么？ 拿自己的國家來說，最基本的常識，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于中國。但是中國不只等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上下五千年，上至三皇五帝夏商周，下至宋元明清民國共和國。中國、中國人的含義，包括了歷史上的每一個時期，但是不只等于其中的某一個。 假如一個國家只等于某個政府、某個政權，那么是不是可以說愛這個政府就等于愛國？那么生于清朝推翻清政府，生于民國并推翻國民政府的革命先烈、英雄兒女，應該沒有在屏幕前面的大家愛國了？ 所以愛國，應該取決于國民，而不是某個執政當局。 說詳細一點，愛國言行應該取決于對于本國國民的愛，而不是恨。我相信，去扶老奶奶過馬路，去給生活難以為繼的人一些力所能及的資助，或者為不能發聲者發聲，為維護某個納稅人的合法權益而奔走，或者哪怕在家里幫自己的親爹親娘做做家務、說說話。都絕對比去攻擊自己的同胞穿什么鞋，穿什么衣服，開什么車，吃什么東西。或者攻擊他國的政要，幸災樂禍他國的災難，等等諸如此類，要愛國100倍，1000倍。 呼吁力所能及的對國民的愛，才是愛國。而煽動遙不可及的對他國的恨，不是愛國。 因為不論此時此刻在恨什么，當遙不可及的恨的情緒始終得不到宣泄，最后一定會轉移到力所能及的身邊的同胞身上。 事實也無數次的證明了這一點。很多平臺的評論區每分每秒也都在證明這一點。 另外關于民主。制度是手段，目的是善政。 民主既不是目的，也不等于繁榮富強。民主制度只是最不壞的制度，功能在于解決內部矛盾。因為只要是人來分蛋糕，那么永遠都是給自己分最大的那塊。其優勢在于，各方利益集團覺得蛋糕分配不均的時候，用不著推翻執政當局。在游戲規則內，合法的運作、妥協、勾兌，換個人來分蛋糕，至少能很好的解決情緒上的問題。有句古話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實中國古人幾千年前就有類似的智慧了。 近代西方的崛起史，除了伴隨著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征戰、殺戮之外，似乎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有一套自己的民主制度。得益于這套制度，歐亞各國王室得以幸存，沒有落得像俄國尼古拉、法國路易、英國查理等國王的下場。美國也是如此，如果當時華盛頓選擇成為一個獨裁者，選擇一套專制制度，恐怕美國早已經分崩離析了。得益于這類制度，西方許多現代政權建政以來政體國體始終如一。 回顧歷史，中華上下五千年，亡于外患的政權屈指可數，多是亡于內亂。而在近代數百年間，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政權已經更迭了六七次之多（明、順、南明、清、太平天國、北洋軍閥、民國）。 個人覺得，人性很多時候其實會渴望集權、專制，渴望集體主義。而民主更像是執政當局所需要的。 因為人從來都不是吃飽穿暖就能活下去的生物。人需要認同感、成就感、歸依感。 就像偶像明星總有一群擁躉一樣。渺小的個體，無能力去發掘出，內在的真正的自我價值的時候，身處在這種群體之中，輕而易舉便獲得了歸依感。 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為了自己喜歡的偶像發聲，一起向敵對的偶像、粉絲、路人開炮，侮辱謾罵也好，人身攻擊也罷，認同感終歸是得到滿足了。 看著對方或氣急敗壞，或傷心難過，或無言以對的樣子，成就感便油然而生了。 約束個人的道德和社會機制在狂熱的集體中失去效力時，有幾個人愿意去思考，自己的言行是不是愛偶像的言行，自己的言行有沒有給自己的偶像帶來真正的幫助呢？有人曾說過“當我們在一場運動中喪失了自我獨立性，我們也就獲得了一種新的自由，一種無羞無愧的去仇恨、去恐嚇、去侮辱、去凌虐的自由。我們獲得了干下流勾當的權利。”專制的那套東西正是如此。 人民的人性需要專制。那一套東西，可以給人民帶來自豪、驕傲、偉大，和“干下流勾當的權利”。進而滿足人民需要的歸依感、認同感、成就感，而這又是大多數階層，靠自己畢生的努力奮斗、也難以得到滿足的奢侈品。 民主更像是統治階級客觀需要的東西。 其實專制制度處理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還不是首要困難。讓他們吃飽穿暖，然后制造強大的外部壓力，樹立一個反派，一個仇恨的對象就足夠轉移大部分人民的注意力了。最難的是，如何處理制度內部各個派系、各個勢力之間利益沖突和權力交接。畢竟除了韓國北邊的那位，很難有政權可以像古時候那樣，名正言順的交接給子孫后代了，，， 更新，修改于2022年5月12日 轉載《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 今天，盡管反西方情緒所依賴的語境有了很大變化，但那種精神脈絡依然清晰可辨。 有些人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辯護，認為其所憑藉的中華文明傳統是和平的、溫和的和非擴張性的。固然，中國文明不同于伊斯蘭文明，較少具有極端排它的、原教旨的侵略性格。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一種民族主義如果長期缺少現代理性的實質性內容，而始終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層次，那么，其中內含的排它性成分仍然具有潛在的暴力性。 當種族化、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處于劣勢時，可能是"溫和的”、"和平的",然而一旦真的實現了"富國強兵",園丁所謂的"強國夢",由于沒有現代理性的內在制約，民族主義中那種情緒化、非理性和種族化的成分，未必沒有可能導致一種黷武的沖動。（比如二戰時期的德日。） 要知道，近代以來落后挨打的歷史教訓使得中國人比西方人更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相信所謂"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相信唯物主義的"武器的批判"。 現代中國人早已將老祖宗的"不爭""無為"忘記得一干二凈，綿延一個多世紀的抵抗外敵、內部殘殺和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形成了中國文化的新傳統，即所謂"斗爭哲學"。 有誰可以保證，這樣的"斗"文化沒有或不會滲透到我們的民族意識和反西方的情緒中去呢？ 在本世紀，反西方主義曾經有過兩次大規模的社會實踐，一次是世紀初的義和團運動，第二次是六十年代的大革命(火燒英國領事館是當時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我們注意到，這兩次全社會的排外騷動，都是以愛國、忠君、保教等傳統民族主義為號召的，而且出現了朝廷、上林和江湖即社會上、中、下三個階層的某種合流。 未來的中國有無可能重演歷史的一幕？ 這自然取決于一系列歷史因素的藕合。到目前為止，這些因素有萌芽的跡象，也有藕合的趨勢，但尚示形成不可逆之定勢。 即使如此，我們也應該對此保持足夠的警惕。要防止反西方主義的惡性發展，最好的辦法也許是盡快使中國的民族主義"實"起來，使之具有一種開放的、現代的精神內涵。 應該構建開放的、現代的民族主義。 作為一種開放的民族主義，其意義在于，它不是封閉的、種族的、排外的，而是與整個全球的現代化變遷接軌，成為本民族現代化過程中的個環節。 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其現代化發生的歷史是外部刺激型的，而現代化的經驗典范又往往是具有殖民主義面目的西方國家，所以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常常發生沖突。 這種沖突在現實中可以理解，但是在理論上并沒有充足的邏輯。在這里，有兩個重要的問題需要清楚。 其一是西方文明與西方霸權的區別。 反西方主義往往將這兩者混為一談，將西方霸權當做西方文明中的一個有機部分，甚至核心內容，因為要反對西方霸權，索性連西方文明也一起拒絕。 然而，我們知道，西方文明雖然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來到東方，但二者并非是一個有機的不可分離的整體。霸權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狹隘的"國家利益"的體現，而西方文明并非以此作為必要的前提。 文明的價值是可以脫離狹隘的"國家利益"而獨立存在的。在西方現代文明的多元結構中，既有支持霸權主義的資源，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論。反對霸權主義自然必要，但沒有必要連西方的現代文明也一并拒絕，從而喪失民族主義自身的開放性格。 其二是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區別。反西方主義通常也將這兩個概念不作區別，以為現代化就是西化。 固然，從發生學的意義上說這也許是對的，因為至少在50年代之前，作為現代化成功的模式，只有西方諸國。 然而，二次大戰結束五十年來，全球的情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代化的模式，不僅有西歐北美，還有日本、東亞以及南美、東歐若干國家。 再以西化這樣一個狹隘的概念來根據現代化的豐富多樣性已經遠遠不夠了。即使僅論西化，也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北歐等多種模式，它們之間文化和制度的差異比我們所能想象得要大得多。 在當今世界，現代化已經呈現出一種多種模式并存和競爭的多元化格局。現代化不再是西化的另一種說法，而是東西方多種現代模式的一種理論抽象，一種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這就意味著，現代化無論在理念還是經驗層次上與民族主義并不存在著必然的沖突關系，因為現代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實現本民族的現代化，建構具有本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 無論哪一種現代化模式，即使是非西方的現代化模式，都沒有必要以反西方尤其是整體性的反西方主義為其前提。 至于究竟何為現代化，我們不妨以維特根斯坦的"家族類似"觀念來理解它。 所謂的"家族類似",是指沒有一個特征是所有"家族"的成員都共有的，但所有的"家族’成員彼此之間都有相似之處。 從經驗的層次來說，一般認為市場、自由、民主、法治等等是現代化公共元素。 在現代化的諸元素方面，西方國家是最典型的。如果整體性的反西方，就等于拒絕了現代化的大部分元素，也就失去了現代化的相似性元素，也就失去了現代化的相似性意義。 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也曾經以現代化為標榜，但歷史已經證明：當時蘇聯的發展方向是與全球性的現代化大趨勢背道而馳的，只具有個別性的現代化元素，自然不具有"家族"的相似性，無法歸類于現代化的"家族"成員。 中國民族主義的實質性內涵 由此可見，一種具有現代性質的民族主義之建構，必須是開放的、非種族的，必須置身于全球性的現代化大背景。 中國的民族主義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界霸權，但同時也需要借鑒包括西方在內的各種現代化模式。近代以來，中國并不缺少民族主義的價值符號和文化象征，所真正匱乏的倒是其實質性的政治內容，特別是具有現代化元素的、擁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內容。 現代的民族主義認同，不僅僅是一種種族的、文化的認同，更重要的在于民族國家的認同，而民族國家不是一種形式的、主權的和法律意義上的抽象，而是關于共同體生存方式、社會制度和價值體系的實質性的內容。 民族主義的開放性格不僅意味著對外的兼容并蓄，全方位借鑒，而且也要求內部的開放，容許共同體的每一成員在社會公共領域，對什么是最好的共同體生存方式進行自由的、平等的討論，并且借助一定的社會空間，進行試錯性的社會實驗。 而民族主義的現代性格則要求這樣的討論和實驗必須置身于現代化的背景之下，必須對現代化的那些公共元素諸如市場、自由、民主、法治等，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下加以重新的選擇和配置。 可以說，只有當這種開放的、現代的民族主義政治內容基本確立，而且通過立憲的方式，確確實實為共同體的成員所自覺認同的時候，中國的民族主義才會真正“實”起來，才會具有穩定的、長久的整合功能，成為全民族的認同對象。這，將是下一個世紀中國所要實現的目標。 歷史已經證明，而且將繼續證明，這一目標不是僅僅通過反西方的種族煽情所能實現得了的。 反西方主義只是一種飲鳩止渴，它只能倒過來加劇民族認同的危機本身，而無助于走出歷史的循環，走出現代化與民族主義沖突的傳統困境。當代中國所需要的不是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而是一種開放的民族主義，一種通向世界現代化大“家族”的民族主義。 來源：《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