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之后找了很久這部片子的資料，找到一篇很深入的報道，分享給大家。

一根臍帶牽著一個嬰兒在大銀幕上晃過。他剛剛離開溫暖的子宮，被一雙大手，從哭嚎的產婦胯下接到人間。 有觀眾失聲叫，“啊……”有人竊語“哎呀，我肚子好痛。” 女性真實的生育過程少有地出現在中國電影院的大銀幕上。 導演陳為軍今年47歲。他出生在山東日照的一個農村。他出生的年代，生育是一件粗糲而自然的事。孩子像長熟的瓜果，生在地上。黃土地上鋪一層厚厚的麥秸灰，在深秋的一個午后，他“噗通”掉進一堆灰里。父親拿著剪刀，在煤油燈上一進一出。咔嚓一聲，剪斷了他的臍帶。 四十多年后，陳為軍帶著兩個攝像師，想拍一部當代中國人生孩子的紀錄片。 這更像一部中國式“戰爭片”。“戰士”是產婦，她們的敵人有的是金錢或時間，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戰斗結束時，有人迎來新生的獎賞，有人被死神召喚。 生死之間，有義無反顧，有得失的糾結，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屬于生命的奇跡。 《生門》500多小時的素材，記錄了80多個家庭。三年后，紀錄片走進影院。每一個參與紀錄片的人，都試圖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就像達成一種和解”。 不定時炸彈 武漢人管寶寶叫“毛毛”。 鄭清明帶著妻子和她肚子里的毛毛趕到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時，是凌晨1點多。他幾乎是被另一家醫院“逼”出來的。 “只有2000塊一晚的病房”。鄭清明沒有錢。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時“帶回來的”，沒有社保。為了能報銷，他讓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陳小鳳。 “陳小鳳”隨時會有生命危險。她懷的是雙胞胎，卻是風險性極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盤。按照醫生的說法，本應長在子宮后壁、前壁或側壁的胎盤，剛好完全擋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宮頸口。孩子越大，胎盤壓力越大，“就像不定時炸彈，不知道什么時間會炸”。 鄭清明已經歷了兩次“小爆炸”。其中一次，“陳小鳳”站在地上，血淌滿了兩塊60平方厘米的地磚。 他42歲了。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是村里最后一戶蓋起新房的人家。鄰居的孫子都一歲多了，他的寶寶剛滿29周，離足月還有8周。生死未卜。 他拼了命也要保“陳小鳳”和兩個寶寶。醫院產科的病床成了他的“陣地”。 作為武漢市5家急危重癥孕產婦搶救和轉診中心之一的三甲醫院，這里2/3的住院產婦都是各地轉來的疑難、危重和急癥。 一個腎病綜合征產婦，全身浮腫。所有親人都勸她打掉孩子。因為年齡大了，怕再難受孕，她執意冒險保胎。還有一個重癥子癇前期患者，高血壓隨時可能致命，她簽了風險自擔保證書，“想讓寶寶在肚子里多呆幾天”。還有的產婦羊水早破，靠躺在床上喝水、輸液，“一動不動”。 她們占滿了產科的54張床位。“戰場”延伸到走廊的過道上。連護士臺旁的一塊空地也支起床，成包的衛生紙和衣物占去1/4，床邊靠著陪床座椅和輸液支架。 床的正上方寫著，“幸福時刻——給寶寶一生最好的開始”。 媽媽們嚴陣以待，沒有人知道“幸福時刻”何時降臨。 過道里的加床半數沒有屏風，吃喝拉撒沒有隱私可言。像“陳小鳳”一樣的產婦，絕大多數時候都要躺在床上。因為出血多，“陳小鳳”上廁所也在床上解決，靠的是一根導尿管。 用來保胎的硫酸鎂或安保滴得很慢——“最慢時1分鐘5滴”。搖搖欲墜的液體要在嚴密監視下，連續掛上很長時間。 因為長時間臥床，即使不斷按摩，她們腿部仍會肌肉萎縮，“站都站不起來”。即使如此，只要肚子里有胎動，都算幸運。真正令產婦們提心吊膽的是，“有的媽媽，躺著躺著毛毛就丟了”。 學會彼此開解，成了持久“抗戰”的必殺技。 “我羊水破得太早了，孩子現在只有兩斤多。” “我辦公室的同事，出生才2斤，現在長一米八幾……” “小孩如果不好，你會放棄嗎？”“不會，肯定不會。” “做大人真難呀，真是太難了……” “會有奇跡的。” “生個毛毛怎么談的都是錢？” 鄭清明每天早上睜開眼，催款單會準時出現在床頭柜上。最初護士會吆喝著送催款單，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戰的號角。 后來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況，催款單出現時便不再有人說話。 “沒有錢，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調整。”婦產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時提醒，“血庫的血沒有錢是不好辦的”。 李家福是這場“戰爭”里至關重要的人物。做產科醫生25年，他一年操刀的手術近千臺。在陳為軍的紀錄片里，他被視作“拆彈部隊”首領——幫高危產婦渡過難關。 “輸我的血行不行？”“你只能輸400ml，解決不了關鍵問題。”李家福算了一筆賬——一個孩子一萬五，加上大人手術費，至少需要5萬塊錢，“5萬塊錢，你去哪兒買3條人命？” 5萬塊錢是橫在鄭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 他有著漫長的打工史。20多歲開始打工。抬過石頭，打過混凝土，在上海家具廠打過雜。賺過最多的錢是170塊一天，在煙臺幫人扎鋼筋。 到四十歲時，他終于攢了7萬塊錢，翻新了房子。“房子”是他人生中翻過的第一座大山。次年，他在打工途中認識了被拐賣的“陳小鳳”。 “陳小鳳”懷上雙胞胎，是鄭清明唯一一次感覺被老天“厚待”的時刻。如今，他靠在醫院的墻上。焦灼和窘迫在他腦門上擰出幾條青筋。 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里多呆幾天。“在肚子里，總比在保溫箱里便宜。” 別過頭，他擦了一把淚，繼續給“陳小鳳”擦拭身體。 三年后，電影上映。李家福跑到漢口電影院“暗訪”影片的口碑。觀眾納悶，“生個毛毛怎么談的都是錢？” 錢，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談話中繞不開的話題，“一半以上都跟錢有關”。 按照經驗，早產兒由于各個臟器發育不足，“28、29周的孩子沒有五萬十萬，很難養活”。在中國，早產的費用對社會和政府來說，仍是一個未解難題。 李家福接生過一個最小600克的嬰兒，“巴掌大”，住在新生兒科半年，花了25萬。還有一個產婦，總共費用需要11萬，家里把車都賣了，還差2萬，“非常難”。 因為出不起治療費，孩子沒養活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醫院不會對產婦見死不救。”楊桂芬是“陳小鳳”的主刀醫生，她在電影院看了鄭清明一家籌錢的過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幾十家，不但挪用了親友給兒子娶親的錢，甚至還借了高利貸。 “該救人的時候肯定會救人，就像應該催你繳費就一定要催一樣。”她說。醫院曾不止一次救助過欠款的病人，有按期歸還的，也有反咬一口，“誰讓你當初救我的？”這使醫生和醫院感到尷尬，“既不敢說沒錢我們也會救，也不敢見死不救。” 但鄭清明自始至終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鄉親和自己。 一籌莫展時，他曾跑進離外科樓一百米遠的器官移植中心。“你們收不收腎？”他前后攔了三個醫生詢問，差點驚動了保安。 “陳小鳳”并不知道，鄭清明比她哭得還多。 醫院出門，一條馬路之隔，就是水果湖。吃飯的空隙，他沿著湖邊走，眼淚像路邊的法國梧桐葉，簌簌往下掉。回到醫院時，他遞給“陳小鳳”的是8塊錢一碗的豬肝面，他肚子里一天三頓裝的都是3塊錢一碗的熱干面。 “鬼門關” 除了錢，死亡本身也顯得虎視眈眈。 夏錦菊是真正走過一趟鬼門關的“戰士”。她在ICU睜開眼時，靜謐的藍光籠罩了一切。穿白衣的護士在一排排機器中間走來走去，氣氛肅殺。她想說話，嘴里插了胃管，發不出一點聲音。 力氣遠離了她。甚至，連眼球的轉動也要耗費半數體力。術后3天，她總共失血1.8萬ml，相當于全身的血換了4遍。 那是2013年，她33歲。供給胎兒營養的胎盤，長在了前兩次剖腹產的疤痕上。不僅如此，胎盤穿透子宮肌層，植入了膀胱。 這是典型的兇險性前置胎盤。當胎盤像大樹一樣被拔掉時，“血像泉水一樣冒出來”。在寶寶分娩出來的一瞬間，“失血達2000ml”。57歲的攝像師趙驊把鏡頭推上去，能從鏡頭里看到針線一樣細的血，噴向不同方向。 懷孕3個多月時，夏錦菊從廣州回到老家黃梅保胎。小縣城的婦產醫生天天往外趕她，“你就是個定時炸彈，”醫生勸她打掉孩子，否則到時候大出血就像自來水管，關都關不住，“人財兩空。” 她從未想過自己會“人財兩空”。即使在第一次心臟停跳前，還在請求醫生，幫她保留子宮。 心電監護儀顯示過兩次直線。在那個家人被要求“準備后事”的夜晚，她的腹部被止血紗布填滿，等待最后ICU的介入治療。 疼痛吞噬了她的記憶。銀幕上，父親一遍遍揉著她因疼痛而痙攣的手，撫摸她的額頭。三年后，她對這段觀眾的“淚點”完全沒有印象。 她唯一記得的是，穿著麻質西服的李家福朝她喊：“夏錦菊，你想不想見毛毛？” 她點頭。 “想見就要堅持下去。” 她又點頭。 她是產科的奇跡。 事后，好多醫生護士跟她聊“八卦”，“在ICU有沒有看到什么虛無縹緲的東西？” 她說，“藍色的ICU大概就是閻王殿、鬼門關的樣子。” 閻王殿最終沒有召喚她。11天后，她轉回普通病房。 死神也眷顧了“陳小鳳”。 孩子抱出來時，護士沖著鄭清明喊：“恭喜你，一對姐妹花”。 “恭喜啥，我一點高興不起來。”他擔心的是“陳小鳳”。他想到她幼年被拐的經歷和40公斤不到的體重，害怕起來——出血止不住就完蛋了。 那一晚，他盯著床頭的心電監護儀，一宿沒合眼。 天亮時，42歲的他，覺得老天又一次放他一條生路。 更驚喜、更殘酷的現實 在成為專業婦產科醫生之前，李家福做過5年鄉鎮全科醫生。1988年之前，他接生過包括自己女兒在內的三個嬰兒。 那時，他一手捧著書本，一手接生。 到了2000年，中國簽署《聯合國千年宣言》。作為醫務工作者，他動員產婦到醫院生孩子，以降低死亡率。2014年，中國提前一年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全國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21.7／10萬，較1990年的88.8／10萬下降了約四分之三。 在死亡率之外，他逐漸看到了比紀錄片“更驚喜、更殘酷”的現實。 25年來，他見過數以萬計的孕產婦。有做了8次試管才懷上的孕婦，也有14歲就當媽媽的產婦。有陪著小三偷偷來生孩子的，還有帶著幾個男的來生孩子的，因為不確定哪個是孩子的父親。 他還常跟警察打交道。2013年的除夕，120送來一個“三無”產婦。她沒有身份證，沒有親人陪護，沒有錢。她有的只是一個死在肚子里的孩子和不斷的哀嚎。李家福報了警。最終，在警察的見證下，為她做了手術。 最讓他驚喜的有兩個。一個是三腔心臟的產婦。三腔心臟的寶寶，一般來說活不到2歲。那位產婦不但長大了，還懷孕了。在他的保駕護航下，寶寶出生，“是個奇跡”。還有一個是“瓷娃娃”的媽媽，骨頭脆得像玻璃。她是中央型前置胎盤，像“陳小鳳”一樣，隨時可能大出血。更可怕的是，她是RHA陰性“熊貓血”。她身材只有89厘米長，29公斤重，最后孕育出一個健康的寶寶。 社會對缺陷兒的容忍度也在增強。 他曾接生過一個特納綜合征寶寶。她比正常寶寶少一條x染色體。寶寶的臨床表現可能是長大以后沒有子宮、沒有正常的卵巢和陰道，這意味著她將來無法懷孕。她的個子會低于150厘米，智力接近正常。 家屬選擇要了。 還有一個唇腭裂的嬰兒。家屬說，“我們一定要，生下來是貓是狗我們都要。”這樣的事例總是讓醫生欣喜。“過去很多人都放棄了，你善待這個生命會有好報。” 最讓他有感觸的是，在他科室產下先天愚型（唐氏綜合征）的一位意大利人。出院后，有一次，產婦把全家7口人的照片拿給李家福看，照片上，孩子笑得很甜。 “在我們國家，類似的情況，產篩出來就是要引產的，但他們看中的是孩子給家庭帶來的快樂。”李家福覺得這當中既有生命觀的差異，也有福利制度的差異。 《生門》中，李雙雙一家因為孩子檢查不到胎動，加上優生優育的咨詢結果不理想，希望引產。“這是因為萬一孩子有問題，家庭將來無力負擔，社會支持也跟不上。” 從子宮，到陰道。從溫暖的羊水，到大氣層。在李家福看來，就像兩個星軌的轉換，寶寶會面臨很多未知。有一部分會窒息而死，還有一部分內臟畸形在超聲上檢查不出來。這是醫療的局限。 在與死神持久的戰斗后，媽媽們傷痕累累。 夏錦菊出院時，兒子剛滿月。長期臥床使她的腿部肌肉萎縮，剖腹產的刀口限制了她的活動半徑——走不出200米，就腹痛難忍。術后半年，兒子都不得不放在妹妹家托管。 “陳小鳳”的兩個女兒，一個1.6千克，一個1.61千克。“兩個加起來，都沒別人一個重。”孩子肺發育不好，體質差，醫生保守估計，“需要20萬治療費用。” 求子不得的父母聞訊而來，通過護工來打探消息。他們愿意負擔孩子的醫療費，并抱養其中一個。 “陳小鳳”話不多，只管一直哭。鄭清明心一橫，拒絕了抱養孩子的人，兩個全都抱回家，“生死由命。” 滿月時，村里的鄉親去看，沒一個覺得能養活。到鄭清明家串門兒的婦女，至今記得孩子的“手腳像雞爪子。” 別人都是兩手抱孩子，鄭清明一手托著，孩子的屁股落在手掌里，頭枕在他小臂上。冬天寒風呼嘯，到了晚上他就把女兒放在胸口，“害怕她們冷，更怕一翻身壓死了。” “戰爭”的獎賞 三年后，當夏錦菊和“陳小鳳”作為主角，出現在銀幕上時，在真實生活中，她們已經帶著上一次“戰爭”的獎賞，投入新的“戰場”。 鄭清明把孩子抱回家后，自己瘦了20斤。他天天到村莊附近打零工，蓋房子、修路、掏豬圈，來者不拒。即使如此，兩個孩子喝奶粉的錢，“還欠一萬多。” 他讀書讀到四年級，認識的字有限。一個“愁”字拆開，成了兩個女兒的名字——鄭秋、鄭心。 在外面干了一天活的鄭清明，一手抱起一個女兒回家。孩子在腿上坐定，他朝爐子里扔上一把柴，火烘烘地燒起來。他攬緊兩個女兒，用粗糙的胡子激出一串嬉笑。這是鄭清明一天中最享受的時刻。 更多時候，兩個孩子黏著“陳小鳳”。她們比同齡孩子偏瘦，像“猴子”一樣抓緊她，把她扯得東倒西歪。孩子調皮，她就伸出巴掌打，打完再抱著哄。只要摩托聲在家門前響起，媽媽就暫時解脫了。 夏錦菊成了兇險性前置胎盤的一個“標志性病例”。 2014年，李家福把她的病例拿到武漢市的同行中去做交流。后來還拿到全國性會議上討論。 “現在幾乎每個星期都會遇到。”李家福和同事感受最深的變化是，隨著二胎孕產婦的增加，疤痕子宮、前置胎盤、兇險性前置胎盤的情況越來越多。“以前2500個病例才有一個胎盤植入，現在250個病人里就有一個是胎盤植入。” 除了孕產婦高齡，李家福用高剖宮產率解釋這一現象。 “以前只生一個孩子，為了保險或怕疼，很多產婦選擇剖宮產，剖宮產率達50%以上。”等到懷二胎時，類似兇險性前置胎盤成了剖宮產的遠期并發癥，嚴重威脅母嬰生命安全。 夏錦菊一直與李家福保持聯系。 因為術后大量輸血，她最近剛去“把心肝肺都查了查”，還特意做了艾滋病檢測。 夏錦菊1米5的個兒，三年過去，從術后的70斤長到92斤。抱著50多斤的兒子爬樓梯，她只能一步步挪上去。 4月份，在縣城一家酒樓，她和老公為兒子舉辦了三周歲喜宴。兒子聰明討喜，指著不同人的衣服，能準確說出，black，green，purple…… 沒有兒子之前，夏錦菊是一個“像駱駝一樣”的人。她務實、能干。她和老公在廣州做服裝輔料生意，自己把一家店打理得紅紅火火。 為了兒子和青春期的女兒，她回到老家做起全職媽媽。 像鄭秋和鄭心一樣，3歲半的兒子無比依戀媽媽。夏錦菊上廁所的時間，他會哭著找媽媽。 理解生育就像達成一種和解 攝像師趙驊60歲了。 一枚小小的老花鏡，腿上綁了黑繩，掛在胸前。兩年中，磕磕碰碰，他戴壞了4副老花鏡。他的老花眼二三百度，沒眼鏡的時候，全靠在武漢市電視臺幾十年的經驗對焦。拍完《生門》他才算第一次弄懂了“生孩子這回事”。 他把幾十年攢的私房錢都給了夫人，撂下大話，“你愛干什么就快去干什么。” 1983年，夫人在中南醫院生下女兒時，還是“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年代。他沒有細膩的體貼，一心撲在工作上，很少悉心伺候。 三十年后，他從中南醫院扛回攝像機，妻子看得入神，連“眼睛都不眨”。 一個40多歲的的士司機，老來得子。趙驊跟著他返鄉報喜，男人“上山祭祖，鳴鞭。”家族繁衍的儀式感令他動容。 還有一個早產的母親，通過醫院找到趙驊，想看看孩子出生時的影像。她的孩子出生后夭折，趙驊拍下的是那個生命唯一的一段影像。 生育，這個被他視為女性本能的自然過程，突然變得值得敬畏。“正是這種被忽視的本能，才使我們得以繁衍。”趙驊說。 生育也讓走失多年的“陳小鳳”想回云南找自己的娘家。她十幾歲時被拐賣，因為不識字，至今不知自己叫什么，只記得村外的茶園和門口的大井。 命運詭譎。她冒用的“陳小鳳”不但未能給減免負擔，還成了孩子上戶口的障礙。 她的兩個女兒，是“陳小鳳”之女。如果要更改出生證明，只有她拿出自己的身份證，并經過親子鑒定，才能更改。返回她的出生地云南，尋找她出生時的戶口，成了解開這個問題的唯一一把鑰匙。 導演陳為軍曾有過一個“偉大”的想法。足夠多的觀眾通過《生門》，會達成一種廣泛的交流。在電影票房允許的情況下，或許可以探索成立一個早產兒救助基金，救助“陳小鳳”一樣的困難家庭。“生育和養育的成本和風險應由家庭和社會共同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