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疑片最大的難點就在于懸疑的設置與解謎。作為一部這種類型的影片，《罪愛》的懸疑設置相當的逆向思維。一般的懸疑片里，罪犯在實施犯罪行為后，都會竭力的“清洗”現場，以免留下罪證和線索。《罪愛》卻反其道而行之，作案之后，罪犯故意留下一些線索，讓警察不得不懷疑到自己，這似乎是在玩一種古老的躲藏游戲——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這一逆向思維吊足了觀眾的胃口，導演阿蘭.柯諾也因此為自己設置了一個很大的懸疑難題，如何自圓其說，成了他這部遺作中最大的挑戰。不過因為字幕翻譯的原因，這部本應該是高智商的懸疑之作，最終成了影迷的夢魘，時光和豆瓣的評分可作證據。然而憑著我對這位老導演的之前幾部作品的印象，應該不至于此，希望有良心的翻譯重新制作字幕，以造福廣大影迷，慰藉這位老導演的在天之靈。在《危情三日》那部電影的開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恰恰可以作為《罪愛》的引子。兩對夫婦朋友在一起吃飯，其中的一位女士因下班時與自己的女上司有點矛盾而頗感不悅，另外一位女士就開導她說：“女人不應給為女人打工，尤其是你的容貌比你的上司還要惹人矚目時，那么上司的嫉妒心便會油然而生，后果將不堪設想。”這段話不過是《危情三日》的一個小插曲，卻是《罪愛》這部電影的魔咒。克里斯汀和伊莎貝爾在同一家跨國公司上班，前者是后者的上司，克里斯汀老練、富有心計，伊莎貝爾年輕，野心不小，表面上二位和和氣氣，情同姐妹，暗地里卻風生水起，針尖對麥芒。克里斯汀想牢牢的抓住伊莎貝爾，因為伊莎貝爾聰明伶俐有想法，她可以借自己是其上司的身份，明目張膽的竊取伊莎貝爾的創意，博得總部的賞識。伊莎貝爾也不是吃素的，她看穿了克里斯汀那些小恩小惠來收買自己的伎倆，佯裝無知，卻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在同事的蠱惑下，她越權為總部提交了一份公司發展策略，結果搞得身為上司的克里斯汀顏面全無，報復于是開始了。由于這是部懸疑片，其后情節，恕不劇透。兩個女人之間的報復與反報復的故事本來就很有看點，因為里面所蘊藏的戲劇張力不言自明，這種戲劇張力不同于男人之間動刀動槍，大打出手的報復，她們完全依靠心理戰術。作家庫切曾說過女人的內心就像一片黑暗大陸，即便弗洛伊德這樣的人物也未必了解其中一二。其實男人又何嘗就光明磊落呢？影片中就有一個男人，摻和在兩位美女中間，似乎他應該為這兩片黑暗大陸帶來點光明，怎奈自己瓦數太低，不僅沒驅走黑暗，還差點被黑暗吞噬。為了營造兩個女人之間的心理暗戰，阿蘭.柯諾請來了《秘密防衛》的女編劇，專門負責兩位女主角的對話和行為設置。不像好萊塢現在的那些懸疑片，時不時的需要插進一些追車、打斗情節，來增加影片的緊張刺激感，使觀眾獲得一種感官的愉悅，也不像日韓那樣重視結局的大逆轉，通過將觀眾引入一條貌似合理的邏輯胡同，最終發現只不過是被導演著著實實玩了一把，在這種心理落差里獲得一種快感。法國的懸疑片有它自己的特色，特別注重案情前期的發展，也就是它特別喜歡探討一個普通人是怎樣變成一個罪犯的。因此，罪犯是誰，觀眾早已知道，關鍵是看罪犯的伎倆是如何實施，以及如何被警察識破，最終落入法網，或者，罪犯的手段是如此高明，結果逃之夭夭。《罪愛》的前半部分看得有些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正是因為它延續了法國懸疑電影的這一傳統，從罪犯的視角來敘述故事，一步一步的將觀眾引向最后的高潮。法國老導演阿蘭.柯諾，尤其擅長黑色犯罪題材的電影，遺憾的是，就在這部電影上映十天后，阿蘭.柯諾去世了，這部電影成了他最后一部作品。阿蘭.柯諾的影片一直秉承50年代黑色電影的風格，同時又發展了法國懸疑電影喜歡通過對生活細節的描寫來建構懸疑氛圍的表現手法。《罪愛》中那一絲不茍的作案手法，其嚴謹程度讓人想起當年布列松的《死囚越獄》以及梅爾維爾的一系列犯罪電影，或許這種對細節巨細無遺的鋪陳跟法國自然主義的文學傳統有關。我特別喜歡影片開始的那一場戲，看似簡單，卻頗有經營。女下屬到女上司的家里談論工作，女上司對她關愛有加，不僅把自己的圍巾送給了她，甚至還要認她作女兒。看上去是一幅和睦溫暖的家庭氛圍圖。但是，女上司過分關愛的言語和動作、下屬那無所適從的表情，總讓觀眾感到有一種不安蘊藏其中。隨后，當女上司的男友回來后，女上司當著下屬的面，對男友做出的曖昧姿態將這一尷尬局面推向了頂峰，也預示著他們三人今后的關系即便不會成為這出懸疑劇的導火線，也一定是故事發展的催化劑。老戲骨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馬斯在這里表現的尤為出色，把女上司那笑里藏刀的陰狠感覺演繹的非常精湛。我們小區旁邊經常有一個推著三輪車賣書的小販，車里都是一些諸如“做菜做飯、治病防病”生活中很實用的書，統一標價，十元一本，其中有一本書幾乎我每次經過那兒都會看到，可謂四季常青，年年有余，不知道是因為滯銷還是暢銷，這本書就是《女人不狠，地位不穩》。我一直想買一本來研究研究，看看在經過了“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的時代后，如何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或者，在這個時代中，它們一直是并存的，“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女人不狠，地位不穩”。難道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人愿意做好人了？如果《罪愛》中阿蘭.柯諾苦心孤詣建造的懸疑不僅僅是為了觀眾感官層面的愉悅，而一定蘊含一個道德意圖，那么我想這個道德意圖必然就是在質問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