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維根碼頭之路》中，喬治·奧威爾為了混入英國工人社區進行調查，花費了大量精力進行服裝和口音上的調整，尤其是后者，因為自幼在另一個階級長大的他受到不同的語音訓練，所以在談吐上和底層勞動者有很大區別。他戰戰兢兢地走進一個酒館，深怕那里的人一下子從他的話中看出破綻，識破他的偽裝；但結果是，人們根本沒有在乎。當然，前提是他沒有像《蘇利文的旅行》中的主角那樣一開口就問：“現在的勞工狀況如何？”蘇利文作為好萊塢的進步派知識分子，嘗試對抗好萊塢市場體制：原先拍喜劇的他在改拍反映社會現實和教育大眾的片子后被制片人挖苦一番說他沒有社會閱歷，并指出喜劇才賺錢，于是他一氣之下選擇親自去體驗底層社會。這一反抗直到片尾又再次提了出來：蘇利文的經歷變成了全國新聞，于是制片人想讓他拍社會題材，但蘇利文卻轉過來想拍喜劇，因為他覺得喜劇才是普通觀眾想要的。看似角色互換，但內里動機不變：一方的出發點是市場，另一方的出發點是群眾，兩者的對抗關系在片尾繼續延伸下去。但這樣的對抗在階級之間的差異（這里表現為好萊塢和底層社會）面前顯得像是過家家，正如主人公的前兩次流浪那樣，通過喜劇展現出他與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那輛跟他形影不離的載著電影公司員工和記者的汽車則暗示了蘇利文無法擺脫的社會身份。影片的調子在之后的兩次流浪中忽然變得沉重起來，仿佛告訴觀眾真家伙來了：蘇利文帶領觀眾游走在《憤怒的葡萄》中的那種流浪者聚居區、收容所和南方沼澤的勞改營，經歷了粗暴的對待。于是這兩次流浪都以主角主動逃離困境、回到自己熟悉的社會來結束。蘇利文在片尾承認，他受的苦還不夠多，駕馭不了社會現實題材。所以，這個以“選擇拍喜劇”作為解決影片沖突的方式更像是那種“不像大團圓的大團圓結尾”，其幼稚的背后隱藏的是階級之間的不可調和性。奧威爾也承認，他的偽裝只能讓他盡可能地接近工人階級，而階級之間的隔閡則無法完全消除。IMDB的資料顯示，在教堂放電影的一幕中，導演本來想放的是卓別林的片子。但不論是米老鼠還是卓別林飾演的流浪漢，都代表了打破一切隔閡的形象，讓不同膚色和階層的人們得以共聚一室享受喜劇帶來的愉快時光。然而這種界限的消除終究只是幻覺。在意識到隔閡的無法消除后，繼續維持幻覺就成了導演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我看來，因為本片誕生于視頻設備尚未大眾化的四十年代，所以這個在某種程度上顯得消極的結論也算是很現實。在今天這個技術解放成為趨勢、草根視頻興起、影像的社會和政治意義得到極大拓展的環境中，還在“反映現實”和“制造幻覺”之間糾結就反過來顯得很不現實了，畢竟在私人游泳池和收容所之間的選擇并不能在根本上決定你是否能拿起攝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