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西克塞斯曾經說過：“如果你不喜歡滾石樂隊，那就等于你不喜歡搖滾樂；同樣，如果你不喜歡塞繆爾﹒富勒的電影，那就等于你不喜歡電影。”沒錯，富勒的電影總是大大咧咧、粗糙，缺乏一些敏感細膩的東西，但這都不是缺點，反而更能體現出他的氣質——依靠著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緊迫意識，他的電影中沒有廉價的刺激，而是擁有橫掃一切陳詞濫調的力量。不論是戰爭的非人道和種族主義的不公正這類被世人還在津津樂道的話題，還是那些極為個人化的題材，對于權力的饑渴和瘋狂的傳染病等等。在富勒的電影中，公眾的和私人的并沒有任何區別，它們全部都是人類共有體驗的延續。所以，稱呼富勒為美國B級片的教父并不過分，因為他的這些激烈的、偏執的觀點，往往處于熱情而不是莽撞，是帶有一種勇敢的、深刻道德感的使命去創作。從這一點上看，富勒對于老馬創作上的影響，在《窮街陋巷》中就有所表現了。和富勒其他作品相比，《恐怖走廊》應該算是一部非典型的黑色電影。影片伊始打出公元前425年希臘悲劇大師歐里庇得斯的名句——“上帝使人滅亡，必先使人瘋狂。”接著便出現了故事的主角強尼，他利用脫衣女郎凱西假扮成被自己性侵犯的妹妹，裝瘋賣傻地順利通過了精神評估。此舉可以讓他探尋院內一起兇殺案的真相，來獲得接近目擊證人的機會，將之寫為文學報告，以便有實力競爭普利策獎。在計劃之初，凱西苦苦哀求強尼放棄瘋狂念頭，但面對強尼的利欲熏心以及報社上司的合謀推動下，凱西唯有勉強答應。然而，縱觀全片，調查真相的使命早就被強尼拋在腦后，剩下的只是那無盡的恐怖走廊和瀕臨崩潰的主人公們。從表面上看，富勒本無意述說一個邏輯縝密的偵探故事，而是牟著勁地往這個透著陰冷氣息的故事里添加著自己對于美國社會的不滿情緒。片中，記者所暗訪的三位病人，都可以算得上是那個時代中被社會迫害的代表者。他們中，有參加過二戰和朝鮮戰爭的退伍軍人，戰中被共產主義者俘虜，即便在戰爭結束后被反正，但曲折的經歷仍舊抹刷不掉人生的污點，被家人同鄉唾棄，終于不堪壓力，把自己化身為內戰時期的南軍將領，在臆想的戰斗中實現勝利；有美國宣布廢除教育隔離政策后求學于大學校園的黑人學生，卻依舊遭受著白人師生的歧視，在種族主義環境的壓力下，他把自己化身為3K黨員，高呼種族主義口號，甚至在自己的意淫中穿上制服慫恿病友攻擊其他黑人；在冷戰陰影下，專心科研的前原子彈研究專家，當他發現自己的智慧成為了無數戰難受害者的幫兇時，最好的發瘋方式就是把自己退回到六歲，通過對智慧的剝奪來保全良心的救贖。在三位病友的瘋狂行為背后，隱藏著他們對于那個時代的憂傷控訴，在強尼探尋案件真相的同時，也因為無法承受雙重身份帶來的巨大壓力而喪失理智。在這個封閉的空間里，一邊是用偽善、偽道德去包裝的精神病院，一邊是被私欲、權力欲推向瘋狂的國家。富勒用一種極度咄咄逼人的態度向美國社會發出挑戰，也暗示了黑暗下的人民只有兩條路可選：要么妥協，要么瘋掉。為了促使強尼更快的瘋掉，富勒更是加入了片中最重要的道具——科學家為強尼畫的畫像，巧妙地與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康“鏡像”理論相吻合。強尼在看到畫像時驟然崩潰，而影片卻并沒有交代畫像中具體畫了什么。其實按照拉康理論，強尼看到的應該是一面鏡子，在照鏡子前，他還相信自己是正常人，還在設法與社會妥協，但是“鏡像”的創傷性直接撕開了心靈的遮羞布，在直面現實時，除了發瘋，別無他途。從今日看，影片拍攝于1963年，那時美國剛剛開始陷入越戰，在馬丁﹒路德金組織的黑人運動向華盛頓“偉大進軍”后的一個月，富勒的《恐怖走廊》上映了！在那個時代以精神病為題材的電影頗多，本片以弗里茨﹒朗的《大都會》為原始創意，其預見性和現實性卻是最大的——富勒借助瘋子之口將冷戰思維、好戰傾向、種族主義以及極權暴力進行了酣暢淋漓的釋放，對美國這個巨大瘋人院的嘲笑近乎指名道姓的程度，讓我們開始有理由相信，在國家罪惡的重壓下，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精分的可能。 雖然，影片從頭至尾富勒都在不遺余力的表達著憤怒之情，卻依舊給人們打開一條光明大道。在黑白硬光的影像中，出現了三次彩色畫面（粗糙的紀錄片質感），均呈現在病人的幻想中。莊嚴的大佛，美麗的富士山，身穿和服的日本人，荒蠻的非洲大陸以及舉行儀式的黑人。富勒對神秘東方的向往，對自然原始社會的推崇顯而易見，似乎暗示人們唯有自然力量的沖刷才是人類躲避瘋狂的良藥。而這種簡潔的蒙太奇插入，卻巧妙地反諷了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另外，強調情感反應的機位運動甚為克制，病院內的構圖傾向中景的平衡畫面也居多，最經典的一幕就是強尼在“恐怖走廊”里產生幻覺，由下雨聲做引子，分別用三次左至右的搖攝鏡頭去表達尋常視野里的超現實現象。由此可見，本片算是一部相當實在的B級片，富勒擔任本片的導演、編劇、監制等職務，在低廉的成本下，調度演員們透過電影這一幻象來塑造精神層面的真實世界，而在重復的場景還能夠營造出“暴雨走廊”的疊化效果，實屬不易！作為B級片，本片還有另外一個鮮明特色，那就是“荒誕”。稍微思考一下，就會發現強尼的計劃存在很大漏洞，精神病人根本無法在法庭作證，其所有證詞都是沒有法律效果的。至此，我們可以揣測出導演拍攝本片的原意，他只是在制作一個荒誕而瘋狂的故事。你可以被其有趣而緊張的故事情節所吸引，也可以被其粗糙而尖銳的風格所折服。這也正是美國電影的可愛之處：在歷史中，高質的人為關懷總有位置，低成本從來都不是拍爛片的借口。刊于《看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