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ikram Murthi 原文：https://filmmakermagazine.com/132052-i-kind-of-think-like-a-rock-band-hal-hartley-on-self-distribution-personal-filmmaking-and-his-new-feature-where-to-land

Hal Hartley時隔11年的首部長片《Where to Land》，展現了一個小社區內溝通錯位、但熟悉而有力的人際網絡。主角Joe Fulton（Bill Sage飾）是一位被稱作“美國浪漫喜劇界低調謙遜元老級人物”的電影人，他決定立下遺囑，同時還在申請一份墓地管理員的工作。這種突然的職業轉變加上遺產規劃，讓他周圍的人感到擔憂，許多人誤以為他快死了。 他的演員女友Muriel（Kim Taff飾）和侄女 Veronica（Katelyn Sparks飾） 為他突然變得沉思寡言而焦慮不安；相反，他的律師（Gia Crovatin飾）和前妻（Edie Falco飾）則始終保持冷靜。他的鄰居（King Mustafa Obafemi飾）在思考死亡，而他的好友（George Feaster飾）則覬覦著他的Gibson Les Paul吉他。與此同時，一對年輕的編劇&制片人搭檔計劃用一場可能的親子訴訟來與喬對質，但這主要是為了能把他們寫的劇本遞到 Muriel手中。 與他的長片首作《The Unbelievable Truth》類似，本片也以一個在單一空間內的長段落結尾，所有角色聚集在一起消除誤會， 并規劃未來的新道路。但不同于哈特利90年代早期作品的那種神經喜劇般的快節奏，《Where to Land》采用了一種更慢的節奏， 呼應著角色們悵然的心境：他們認真、理性地談論蒲魯東主義哲學、輕啤酒的新發展以及各自人生的方向。 在這個受氣候變化和法西斯動蕩影響的世界里， Joe和他的朋友們權衡著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他們深知去體驗新事物的時間可能已經不多了。 Hartley對 “改變” 并不陌生。他不僅適應了數碼攝像機和流媒體視頻的興起，還主動爭取了作品的完整所有權并選擇自主發行，以此避開日益同質化的獨立電影生態系統。哈特利的藝術感知力自職業生涯伊始便已完全成型，但他不斷調整自身世界觀以適配日新月異的技術與嚴峻的社會政治環境，這使得他的每一部新作都成為一件備受矚目的盛事。 在《Where to Land》于紐約Roxy Cinema首映后不久，我與Hartley進行了對話，聊到了這部電影的創作源起、讓年輕演員與長期合作伙伴對戲的考量、 絕望與希望的平衡，以及他未來的規劃等。《Where to Land》 目前正在全美范圍內放映，展映詳情可在Hartley的個人網站查詢。 Filmmaker：Roxy Cinema的放映情況如何？ Hartley：非常棒。一共五場，全部售罄，或者說幾乎售罄，整體反響特別棒。 Filmmaker：我想先快速聊聊《Where to Land》的緣起。這部電影是在2019年通過Kickstarter眾籌成功的，對嗎？ Hartley：沒錯。就在我們要開拍的時候——確切說是前期籌備啟動的當天——城市因為疫情封鎖了，所以我們只好暫停了所有工作。 Filmmaker： 從那之后到影片最終完成，有發生什么變化嗎？ Hartley：選角換了，但劇本沒變。我一開始選了一些非職業演員，比如飾演Mick和Keith的兩個年輕人，他們本身都是很有意思的人。那時候的選角思路和后來完全不一樣。但等我們重啟項目時，那些人已經沒法參與了。 Filmmaker：你在寫劇本的時候，自己也在做遺產規劃嗎？ Hartley：是的。大概2014、2015年的時候，我必須得做這件事。電影里那場Joe和律師的戲，幾乎是我的律師當時跟我說的原話，我覺得特別有意思。我記得當時坐地鐵回上城的時候心想：“這能寫成一個好故事。”一個男人得列出自己所有的財產，給它們估值，再決定自己死后給誰——這簡直是絕佳的喜劇素材。 Filmmaker：剛開始寫劇本時，你是先寫的遺產規劃部分，還是一個男人在墓地找工作的部分？ Hartley：核心起源是 “一個男人必須立遺囑”。但這兩個場景（遺產規劃和在墓地找工作）其實都是源自一部中篇小說里的片段，那部小說我 2012年初、 2013年就開始寫了。我在那部小說上花了很多功夫，但后來為了拍《Ned Rifle》把它擱置了，那部電影占用了我好幾年時間。大約在2015年我又把小說撿起來，覺得 “律師這場戲拍出來會很精彩”，于是我把它寫成了對話，寫得非常開心。其實影片里現在的這場戲，和小說里的片段非常接近。 至于墓地管理員的設定，是后來加的。小說里只有一頁到一頁半的內心獨白：主角在去參加又一場不喜歡的工作會議的路上，看到一個在墓地工作的人，羨慕那份工作的簡單與尊嚴。最后我把這段改成了對白。 Filmmaker：那部中篇小說寫完了嗎？ Hartley：寫完了。目前正在校對階段，預計 1 月份出版。 Filmmaker：劇本是在2018年寫好的嗎？ Hartley：花了挺久。我2015年就開始了，直到2018年才真正完成。初稿寫得很快，但之后我放了一陣子。當時沒有強烈的欲望馬上開拍，也不急著再拍一部電影。2017年左右，我才真正坐下來，花了一個月時間仔細修改，然后拿給朋友們看——他們都很喜歡，還鼓勵我推進下去。 Filmmaker：《Where to Land》里有很多你過去經常合作的演員，比如Robert John Burke、Edie Falco。但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找到那些年輕的新合作者，又如何為他們留出創作空間的？ Hartley：嗯，其實我讓老搭檔們也參與了選角，主要是Bill Sage。這次和2019年那次不一樣，所有演員要么是專業的，要么正朝著專業方向努力。2019年選角時，最讓我興奮的是Katelyn Sparks——當時有五個年輕女演員競爭Joe的侄女這個角色，競爭特別激烈，選了很久。我當時覺得自己挖到寶了，她太特別了。結果我敲定她的第二天，疫情就把一切都暫停了。 三年后，當我成立自己的出版公司Elboro Press時，在公寓辦了個小活動，沒想到她也來了 —— 我只是邀請了平時聯系的人。和她聊天的時候，我又被打動了：她的聰慧、優雅、氣質，方方面面都讓我覺得 “哇，我真想和她拍一部電影”。她對這部片子還是很期待，而且當時也剛開始演藝生涯。她真的很喜歡這個劇本，聊起來也很有見地。她離開后，Bill、Gia Crovatin還有其他幾個朋友都跟我說：“她太棒了，演Hal Hartley的電影絕對很合適。” 其他人的加入方式各不相同。Kim Taff是看到我在《Backstage》雜志上登的招聘廣告來的。飾演Keith的Jay Lenox，是唯一不打算往演藝界發展的 —— 他更專注于音樂和口語詩表演，但他身上有種很特別的能量。只要他放開了說，就會特別有感染力。我特意讓他和飾演Mick的Jeremy Hendrik一起排練，Jeremy有更多演藝經驗。杰伊太年輕了，完全是個新人，一開始甚至沒意識到自己需要讀完整的劇本，只背了自己的臺詞。但這種情況其實也挺有意思的，能給表演或場景帶來不一樣的質感。 Filmmaker：這些新演員了解你之前的作品嗎？ Hartley：不了解。比如Kim，直到被選中都不知道我拍過什么電影。 Filmmaker：那肯定很有意思吧？ Hartley：他們來的時候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觀念。我以前遇到過一些演員，他們看過我的電影，也讀了相關評論，帶著從評論里得來的偏見——而且通常是完全錯誤的——來工作。他們可能有天賦也肯努力，但我得先幫他們拋開這些對作品的錯誤認知。Kim是個特例，她平時更擅長喜劇表演，但對語言的把控力很強，把那些既滑稽又有戲劇張力的臺詞拿捏得很到位。 Filmmaker：你剛開始寫劇本的時候，有想好拍攝地點嗎？ Hartley：2015到2018年寫劇本的時候，地點設定得非常具體——整個片子都要在我Washington Heights公寓周邊五個街區的范圍內拍攝。我住的街對面就有個墓地，我還想到了附近幾家熟悉的餐廳。但后來發生了疫情，我賣掉了那套公寓，搬到了更靠市中心的林肯中心附近，所以最后就在這兒拍了。 Filmmaker：所以，Joe的公寓就是你現在的公寓？ Hartley：對。 Filmmaker：地鐵的鏡頭是偷拍的嗎？ Hartley：對。[笑] 在紐約拍地鐵鏡頭都這么干。 Filmmaker：你這次和攝影師Sarah Cawley再次合作，此前你們曾合作過《The Girl from Monday》和《Fay Grim》。你們當時是怎么溝通影片的視覺風格的？有沒有受到什么作品的特別啟發？ Hartley：這部片子的拍攝思路，大多來自我過去十年左右的作品：《Possible Films 2》合集（2007-2009年在德國用標清視頻拍的五部短片）、2012 年在紐約拍的《Meanwhile》，甚至還有《Ned Rifle》。當然《Ned Rifle》的故事類型不太一樣，某種意義上算是一部公路片，有很多場景，人物在公共空間穿梭。但這幾部作品有個共同點：幾乎全程使用固定鏡頭。《Ned Rifle》《Ned Rifle》還有《Where to Land》里，我們也會有一些俯仰、搖移的運鏡，但核心是用一種非常堅定的視角去捕捉局部的動作。在公寓場景里，經常有人在畫外說話、走出畫框或走進畫框，諸如此類。這也得益于現在的設備越來越輕便，比如相機和燈光，讓我們能更好地實現這種風格。 Filmmaker：我正想問，使用固定鏡頭是一開始就確定的美學選擇，還是受拍攝日程和資源限制后的決定？ Hartley：不，是有意為之的。就算我有更多資源、更多預算，我也會這么做。我就是喜歡這種堅定的視角。唯一可能不一樣的是，我或許會用小型軌道車（Peewee dolly），但這是預算問題，用軌道車的話，影片成本差不多要翻倍，我覺得我沒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掌控那么多資金。 Filmmaker：拍攝周期是多久？ Hartley：14天。 Filmmaker：我查了些影片里的致敬元素，很好奇Joe小時候唱給Veronica的搖籃曲——Cat Stevens的那首《Silent Sunlight》，是怎么加到影片里的？ Hartley：這是我十幾歲時經常聽的一首歌。我在40多歲的時候又聽到了它，那是一段壓力很大的時期——無論是在事業上、藝術上還是個人生活上都非常不順。當時要做很多重大決定，這首歌真的打動了我，它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告訴我：如何在壓力下堅持，如何接受世事變遷，同時保持良好的心態。就像所有好歌、好歌詞一樣，它可以有多種解讀，我當時的感受就是這樣。 后來在寫《Where to Land》的時候，這首歌又浮現在我腦海里。我又聽了一遍，覺得 “這正是影片結尾需要的情緒”—— 有點傷感但又很溫暖，也算是Joe真正的重生。在影片開始時，他想： “我想改變，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改變，沒必要一輩子都拍浪漫喜劇”。但到了結尾，他又回到了老本行，因為愛他的人希望他這么做，而他也愿意幫他們。所以他最后說 “然后重新開始……” 的時候，這話是有雙重意味的：有點無奈，但他不會為此抱怨，因為他能從中找到樂趣。而且，他似乎也得到了墓地管理員的工作。 Filmmaker：你的電影里一直融入了你對文化、政治和資本主義的思考，但《Where to Land》里的表達方式顯得驚人地直白。比如Bill Sage和飾演哲學家Elizabeth的Kathleen Chalfant之間的那場長戲，他們公開討論如何在絕望中保持一絲勉強的樂觀。你是不是覺得有必要通過這部電影來談論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 Hartley：我想是的。那場戲對我來說是電影的核心，我在過去20年里一直在以某種方式打磨它的不同版本。就像你說的，一邊是絕望，一邊是希望——這就是現實。不管我們多了解真相，多努力避免自欺欺人，我們依然心懷希望，依然樂觀地期待事情能好轉、能往正確的方向發展。而這正是癥結所在，也是痛苦的來源。這兩種情緒同時存在于我們心中。或許不該叫絕望，而是正視現實；但內心的另一面又想找到辦法逃避現實、改變現實，在我看來，這是唯一值得探討的話題。 Filmmaker：有個細節，Joe問Elizabeth，怎么跟他20歲的侄女解釋他們這場令人頭大的對話。 Hartley：并且被理解。 Filmmaker：對。然后Elizabeth問他是還在擔心別人是否理解自己嗎？（話鋒一轉）你有侄子侄女嗎？ Hartley：我有。甚至還有侄孫輩。 Filmmaker：我覺得那個小片段特別讓人揪心，可能是因為我很難跟父母，或者說任何特定年代的人談論當下的處境——因為總是存在一種根本性的隔閡。一邊是即將退出人生舞臺的人，另一邊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里，必須面對所有這些問題的年輕人。 Hartley：那場戲讓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Sarah Cawley的孩子二十多歲，我的錄音師有個四歲的女兒，我記得他混音到那場戲的時候，停下來跟我說： “這對我來說是個實實在在的問題，我一直在想，在她出生前就想過：我該這么做嗎？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們的剪輯師 Kyle Gilman有個九歲的兒子，他讀了劇本后說： “這正好戳中了所有會思考的父母都無法回避的問題”。當然，肯定也有父母完全不考慮這些——我在街上經常看到這樣的人，他們覺得世界會一直很美好，他們會永遠富有。 Filmmaker：你在電影里從未明確說明Joe和Elizabeth的關系，對吧？ Hartley：沒有。她看起來就像是個老朋友。Kathleen、Bill和我為他們設想了一個背景故事：這是一位顯然在哥倫比亞大學教過書的哲學家，她認識一位年紀只有她一半的浪漫喜劇導演，他們之間有些過往。一個顯然在哥倫比亞大學教過書的哲學家，怎么會認識一個比她小一半、拍浪漫喜劇的導演——我們編了些情節。 Filmmaker：你看過《Familiar Touch》嗎？ Hartley：沒看過。 Filmmaker：凱瑟琳在里面表演得特別好。 Hartley：她是個非常出色的演員。 Filmmaker：上次我們聊天的時候，我記得你說過不太愿意在作品里融入自傳元素。但《Where to Land》里，Joe的職業生涯和你的經歷、影片中對你過往作品的致敬等，這些相似之處很難讓人忽略。你是決定坦然接受這種表達所帶來的脆弱性了嗎？ Hartley：在某個時刻，我對自己說：“我和別人并沒有那么不同。”當我 58 歲，開始思考 “我能在職業上做出改變嗎？” 的時候，我相信其他人也會有同樣的困惑。我試著用個人經歷去啟發某個場景或想法，但寫作時會刻意避免過于私人化——比如那種只有了解Hal Hartley或他的電影才能看懂的內容，我覺得那樣太自我放縱了。所以影片里的大部分內容確實源于我對自己人生經歷的反思，但我努力把它們變得足夠普世，讓其他人也能產生共鳴。 Filmmaker：你有沒有考慮過，或者已經做出過徹底的職業轉變？ Hartley：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回想起來，我可能已經轉變了，但并不是那種 一下子下定決心 的感覺。我現在拍電影、融資、發行的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而且（我自認為）特別好。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技術的發展。通過眾籌來自主發行，這其實是我90年代后半期就迫切想要做的事情。當時我已經厭倦了和發行商、銷售代理打交道，厭倦了整個行業里那種等級分明的體系。所以我一直期待著大家都在談論的東西：2.5K高清技術的到來。等它終于出現時，我想 “太好了，我可以擁有所有生產資料，還能自主發行”。不過，互聯網發展到能支持流媒體播放，還花了不少時間。我們當時也沒預料到，會出現另一層需要應對的勢力 —— 這些流媒體平臺變得和制片廠沒什么兩樣。但技術本身已經成熟了。像《Where to Land》這樣的電影，我們會做院線放映、發行藍光碟，也會在HalHartley.com網站上流媒體播放。2004年拍《The Girl from Monday》的時候，我就這么想過，那是最初的計劃，但當時的網速不夠快。 Filmmaker：自主發行的話，你會不會擔心沒法觸達那些本來不了解你作品的人？還是說你滿足于現有的觀眾？ Hartley：當然想擴大受眾，但最好的方式是從核心受眾做起。我更在意的是擁有 “對的觀眾”—— 費盡心機去吸引那些你知道（或者有強烈可能）不會喜歡這類作品的人，沒什么意義。這有點像搖滾樂隊的思路：“我們知道自己的受眾，去那個城市就去那個場館演出，不會去體育場，就去那個小俱樂部。” 而且口碑會傳開來，大家會互相推薦。過去幾周就特別明顯，口碑一直在擴散，而且我們沒必要聽從主流報紙的指揮。 Filmmaker：我看到Richard Linklater的名字出現在片尾鳴謝名單里。有什么特別的原因嗎？ Hartley：他參與了Kickstarter眾籌。他捐贈的級別是可以上鳴謝名單的。他以前也這么做過。其他電影人也這么做過。 Filmmaker：拍攝《Where to Land》是否讓你重新充滿活力，想在未來幾年拍更多電影？ Hartley：這部片子確實讓我很有成就感，但我不想再以這種預算規模（36.2萬美元）拍電影了 —— 這關乎精力。年紀大了，體力跟不上了。如果想達到我知道自己能達到的水準，拍這種電影對體力的要求太高了。 我也想拿到合理的報酬，這是一部分原因。自主發行挺好的，我完全擁有影片的所有權，它能給我帶來收入，而且是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有機會用別人的錢拍電影，同時還能擁有我堅持的創作自主權和商業控制權，我肯定不會拒絕。但大多數時候，我想我會專注于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