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新歌》這部學大寨電影由西安電影制片廠于1976年10月攝制完成，講述了1973年在“農業學大寨”的新高潮中，劉家橋大隊的年輕支書劉東海率領九個生產隊的勞力投入改河造地的水利工程。然而正當工程熱火朝天之際，第四生產隊的許多勞力卻被隊長劉天印抽走搞副業掙外快。劉東海來到四隊蹲點調查，對重副輕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進行了批判教育，揪出了暗藏的階級敵人，使全隊上下統一了認識，“學大寨”運動和水利工程得以順利推進。 影片拍攝時已臨近文革尾聲，盡管在藝術上乏善可陳，但對學大寨運動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邏輯卻有比較深刻的體現。大寨經驗的核心之一是充分發揮集體勞動的優勢，集中力量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而這必然要求資源和勞力上最大限度的統一集中調配，以及分配上的相對均平。而在當時未被完全禁止，作為集體經濟補充的個體經濟行為（如自留地、農村集貿）和以副業之名存在的多種個體或小集體經營活動，對于強調高度集中高度統一的大寨模式都有一定的顛覆破壞性。 比如在影片中，四隊不但搞副業撈石料賺錢，還在計工分上向副業傾斜，甚至對外出打工規定了高比例的個人提成，這樣一來，許多人便無心從事集體的農業和農田基本建設，有人甚至發展到提出不同樣分成就罷工的威脅。四隊這樣只顧自己掙錢，其他生產隊看在眼里，會覺得自己辛苦搞水利是為全大隊利益，而四隊的收入卻只歸小集體，長此以往，集體人心必然渙散。正因如此，在學大寨運動中有一句著名口號：“不堵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即是用“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樣的政治正確，盡可能將危及集體勞作、資源統一調配的個體性和帶有市場自發性的生產經營活動（哪怕是以小集體為單位）壓低到最小程度。而在現實當中，農村中主張個體經營活動最積極、最有辦法的往往是過去有一定經濟地位和經營頭腦的人，他們從個體或小集體的經營活動當中往往獲利最多，甚至存在化公為私的機會。這也是片中主人公深挖”階級斗爭根源“的原因所在，不制止這些個人的經營獲利行為，確實就會影響大寨式的集體勞動。盡管在當時全國學大寨的特定環境下，大搞”階級斗爭“有其自身的必然邏輯，然而這種違背經濟規律的做法必然難以長久，也難以在大多數集體建設本就搞得不那么好的地方長期堅持。但是，大寨式的集體觀念、奉獻精神、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成功經驗，直到今天的中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仍有其重要價值，不過這已經是后話了。 本片的主創陣容亮點不多，值得一提的倒是編劇的名字，他就是后來創作了小說《白鹿原》并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陜西大作家陳忠實。